摘要：在民国教材的封面上，有不少描绘各式儿童活动的图像。这些在儿童之间，或是儿童与教师、与父母之间的活动，诸如学习、嬉戏、实践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民国新式现代教育的面貌。

在民国教材的封面上，有不少描绘各式儿童活动的图像。这些在儿童之间，或是儿童与教师、与父母之间的活动，诸如学习、嬉戏、实践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民国新式现代教育的面貌。

授课与学习活动中的儿童

封建时代的儿童教育主要在私塾中进行。传统教育以各式官学以及蒙学私塾共同构成。私塾教育自先秦即已存在，是传统社会中教育的初级阶段。近代之后，随着西学东渐，私塾教育逐渐衰落。

图1 晚清私塾教学场景

中国历史上的私塾教育历史悠久，并有多种类型。私塾的历史最早可追溯至商代，甲骨文中就有西周时期各级告老返乡官员通过私塾进行教学活动的记载。《学记》追述西周的学制说：“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1] 指出那个时代每二十五家设有“塾”，每五百家的“党”有自己的学校“痒”，各级都有其专属的教育机构。随着科举制度的出现，隋唐以及之后的私塾迎来了发展高潮。私塾的种类很多，以清朝为例，就有义塾、家塾、族塾以及自设馆等。封建时代的教育以教师为主导，教学活动以教师为中心。

图2 克伯屈

随着民国新式现代教育的推行，各种新式教学法在东西文化交汇的民国逐渐盛行。五四运动以后，随着杜威（John Dewey）来华讲学以及设计教学法、道尔顿制（美国教育家Helen Parkhurst创立的教学形式，旨在采用自主学习发展学生个性）等各式教学方法的传入，传统教学模式开始改变。设计教学法于19世纪传入中国，并产生了较大影响。设计教学法由杜威的学生克伯屈（Willian·Heard·Kicpatrick 图2）创建，其教学法将实用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摒弃传统教学方法，超脱传统的班级和教科书教学，根据学生兴趣，在教师指导下制定其学习目标，激励学生自我能动性，弥补传统教学中学生兴趣及动手实践能力缺失的弊端。

民国时期的中小学课程设置体现了鲜明的现代教育的内涵。1923年新学制课程标准委员会确定了《中小学课程标准纲要》，其中规定：小学取消修身课，增加公民、卫生课程，将手工改为公用艺术，图画改为形象艺术；同时将卫生、历史、公民、地理合并为社会科；加设自然园艺科；将国文改为国语（包括语言、读文、作文、写字），体操改为体育。[2]402 游戏、图画、唱歌、体育等在传统教育中没有的科目体现了儿童身心全面发展的现代教育理念，与新课程设置相对应的《公民课本》《白话文范》等教材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与现代性内涵。

图3 中国近代教育家蔡元培

民国时期出现了许多新教育思想及教育实践，如美育教育、儿童本位主义教育、实业教育等。美育是现代新式教育中的重要内容，王国维、梁启超等人都对美育提出过自己的观点。曾任民国教育部长的蔡元培（图3）将其美育思想融入民国课程设置之中，期望通过美育及世界观教育，改造“无远大之计划，见小利，驱功利”的现实人心[3]。民国教育部1914年公布的《教育部通咨各省饬师范及小学校注重国文手工图画音乐文》中提到：“……各种教科关系美育者，惟图画、音乐、文学三者最为紧要，此外如手工一科，非但与美的陶冶之有关系，且能养成实用之能力”。[4] 这些美育课程旨在培养学生艺术情操，提升道德水平，使学生身心全面发展，从而促进社会的现代化发展。

在民国教材的封面上有许多授课与学习活动中的儿童图像。这些图像中通常有多个人物，教师与学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常有互动交流。封面上表现的活动既有课堂教学，也有课外活动。

图4 民国课堂场景

图5《初小国语读本》1937

图5是世界书局于1937年出版的《初小国语读本》（魏冰心等编辑）。该教材采用单色印刷，封面的中上部分为教材名称及相关信息，儿童图像位于封面下半部。该封面为多人群体图像，有六名学生及一位教师，背景采用半圆形穹顶式作为衬托，以体现画面景深。

画面中一名儿童以布带遮眼，教师与其他儿童散落在四周，呈现师生游戏的场景。民国初年颁布的课程标准中包括游戏课程，目的在于释放儿童天性，以此体验师生平等关系，培养适应现代社会的儿童。张鼎铭1925年在《儿童游戏心理之研究》中援引德国学者高五柏（R．Gaupp）的话说，“游戏实是儿童生活的主要内容”。[5] 意大利教育家蒙台梭利（Maria Montessori）曾经做过实验，采取游戏方式对3至7岁的幼儿进行教育，不以强迫手段，结果“儿童非常愉快，其所得功效，亦远出诸普通小学校生徒之上[5]”。该图像体现了以儿童发展理念为内涵的新式教育方式。

图6 《小学生音乐课本》1942

图6是小学生音乐课本封面（寇若望、赵文俊编，合众书局1942），采用横向开本，蓝色印刷。封面构成简单，上为课本名称，中心部分有教师指挥学生合唱，采用穹顶式构图，人物以剪影和线条勾勒，人物上方有音符漂浮，美观且呼应主题。教师背对画面，双臂上扬，富于激情，学生放声歌唱，体现了美育课程中师生互动，快乐共情的生动场景。蔡元培在他的美育理论纲要《美育实施的方法》中，对于将舞蹈、唱歌、手工列入学校课程做了明确陈述，强调其对形成儿童美感的重要性。[6] 从该封面图像可看出，这一时期中小学教学对蔡氏美育思想和民国新课程标准的实施，形象地展示了民国学校期望通过美育净化学生心灵，超越利害关系，形成良性世界观，促进儿童全面发展的教育理想。

图7《国语课本》1947

图7是由国立编译馆编制的高级小学国语课本封面（1947），上端以连续的读书儿童图做装饰，中上部为综合文字信息，主题图像位于中下部。画面呈现出一个教室中的上课场景，人物有教师和学生。教师面对画面，一手持课本，一手指向黑板，正在进行教学讲授，学生则面向老师，聚精会神地听讲。该画面中教学用的黑板，穿着中山装的教师形象都明确标示出这是一个新式现代教育的场景。

图像采用新式标点符号进行装饰，并做类似对话框的处理，推测教师可能在讲解新式标点，体现了教学活动中的时代新内容。我国古代文字的书写没有完备的标点符号系统，晚清京师同文馆的学生张德彝将现代标点符号引进国内。新文化运动时期，简洁明了的白话文与新式标点符号被社会逐渐重视。民国九年（1920）教育部颁布了《通令采用新式标点符号文》，标志着我国第一部法定的新式标点符号正式启用。新式标点与白话文为新文化运动的开展提供了有力支撑。该封面教学活动中以新式标点为代表的新式教学内容，体现了民国儿童教育中鲜明的现代性涵义。

实业教育与儿童实践活动

民国教材封面中的儿童图像反映出这一时期实业教育以及儿童实践活动的状况。实业教育一词源自英语中的industrial education，本义为工业教育，经日本转译为实业教育，是指19世纪下半期至20世纪初中国为农业、工业、商业、矿冶、铁路等物质生产部门培养专门应用人才的教育。[7] 伴随18世纪西方工业革命的开展，培养适应工业生产的新型实用人才逐渐成为西方新式教育的重要目标。19世纪晚期，中国的有识之士希望通过学习和模仿西方技术以自强，遂产生实业救国的思想，为培养专门技术人才的实业教育便应运而生。

图8 左宗棠像

图9 晚清福建船政学堂学生合影

晚清洋务运动渴望通过实业教育为国家培育新式人才，并最终达到强国之效。此时开设了各式洋务学堂，为国家培养军事、交通、电报等各行业所需新式实用人才。开设类型有军事学堂（武备学堂）、外国语学堂以及各类实业技术学堂。实业技术学堂有较强的针对性，学生毕业后可直接进入特定领域或特定机构。如1866年由闽浙总督左宗棠（图8）奏请创办的福建船政学堂（马尾船政局）（图9）便是福建船政局的组成部分，其毕业生进入福建船政局任职。实业技术学堂的学习内容是各种新式科学知识与技术，在课程设置和教学方式上与传统教学差别甚大。如以培养船政机器图纸制作人员为目标的福州船政学堂中的“绘事院”，其课程包括法语、算术、平面几何、画法几何以及150匹马力轮机结构的详细分析课。[2]317 之后光绪三十年晚清政府公布了《奏定学堂章程》，也被称为“癸卯学制”，制定了一系列实业教育的规章制度，该学制设置了与主干学制相配套的实业学堂。1905年清廷成立学部，下设5司12部，其中专门设有实业司。[2]352 这些学制和机构设置反映出国家层面对实业教育的实施。

在民国时期，实业教育逐渐发展为职业教育，实践类课程在教学及教育体系中受到重视。民国初年颁布的《普通教育暂行办法》《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中强调了学生实践能力的重要性。在1912—1913年通过的民国首套学制系统“壬子癸丑”学制中，在初等教育阶段开设有手工、图画、缝纫（女童）、农业（男童）等课程，中等教育阶段开设化学、图画、手工、家事（女童）、园艺（女童）、缝纫（女童）等课程。在主要学制阶段之外，壬子癸丑学制也设置了实业教育。其中的乙种和甲种实业学校，分别与高等小学和中学平行，专门学校与大学平行，分类培养法政、医学、药学、农业、工业、商业、美术、音乐、商船、外国语等高级应用型专门人才。[2]365

图10 国立中央专科学校机械工程科三七级毕业留影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展，更加推崇教育实用化，强调教育与社会现实的联系，随之出现了职业教育思潮。职业教育在实业教育基础上发展而成，以黄炎培为代表的职业教育先驱于1917年成立的“中华职业教育社”标志着我国推进职业教育的新时期。[8] 1922年教育部颁布了《学校系统改革法案》，专门设置职业学校，在普通中小学和大学设职业专修科。至1925年，全国职业学校数从1921年的842所增加到1548所，达到1949年以前的最高峰。[8]

晚清民国时期“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思想互相交融，熔铸了早期的实业教育，其脱胎于“实业救国”的来源决定了实业教育、职业教育绝不能脱离实践活动的特点。

在民国教材封面中，有不少表现实践活动中的儿童图像。在这些图像中，儿童通常处于某种实践活动中。

图11《电话》商务印书馆 1935

图11是商务印书馆1935年出版的小学生文库中《电话》（徐应昶编）的封面，彩色印制，印刷质量较高。左右上角位置有书橱和女童读书的图像。主体图像位于画面中下方，一名身穿西服的儿童坐于桌前，桌上摆放一套与电话有关的电子仪器，儿童手持仪器进行测试，表现了注重动手、勤于实践的教育理念。封面两侧各有5幅儿童活动图像，小图中活动种类多样，包括化学实验、绘画、做操等，表现了丰富多彩的儿童实践活动。

民国初蔡元培提出民国教育的五育方针，即军国民、实利、公民道德、世界观以及美育，其中的“实利”即实利主义教育。实利主义教育“以人民生计为普通教育之中坚”，关注教育与国计民生的关系，加强职业技能培训，使教育发挥提高国家经济能力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作用。[2]369 可以看出，实利主义教育具有实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双重内涵和注重实效、服务现实的现代教育特点。民国时期的实利主义教育与职业教育都主张教育应培养学生谋生能力，服务社会经济发展。其主要不同在于，实利主义教育的对象是全体学生，在普通教育中融入实用科目；职业教育是对特定群体进行系统化的职业技能训练。图11封面中儿童独自操作仪器的场景体现了民国实利主义教育思想和职业教育的理念。

图12《空气的压力》世界书局1947

图12是世界书局的自然教材《空气的压力》（陈鹤琴、陈选善主编，1947）的封面。封面上部是教材名称及相关文字信息，图像位于封面下部。图像中男童和女童正通过杯子和吸管进行验证空气压力的物理实验，图像契合教材的内容。近代实业家、教育家张謇曾说：“顾学必期于用!用必适于地”，[9] 表明其认为学习要注重实用的立场。要想进行真正的实业教育、职业教育，实践不可或缺。该封面上的实验活动反映了新式教育对实践性操作的强调。

图13《公民课本》国立编译馆1948

国立编译馆主编的高级小学《公民课本》（图13，1948）的封面，左侧为教材信息，右侧为封面图像。与此时大部分教材的封面不同，该图像构图饱满，由多个人物及场景构成，后景处绘有山河、太阳以及飞机轮船等，空白处以植物纹样填充。画面中有各种参与实践活动的儿童，如松土施肥、化学实验、制作木头房子、进行图稿绘制等。图像中学生参与的各类活动，反映了相关课程培养农业、化工以及工程实业领域人才的期许，体现了普通教育中对于实用性课程和实践教学的重视。联系自洋务运动以来实业教育的影响，可以清晰地看到实业教育、实利主义教育、职业教育在现代教育体制中打下的清晰烙印。

注释

[1]秦玉清.“传统私塾”的历史变迁[J].寻根, 2007(02):8-11.

[2]孙培青，杜成宪.中国教育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3]周勇.蔡元培与中国课程改革的美育传统[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8,17(05):1-7.

[4]李江.陶养情感,技近乎道:民国图案教育课程体系中的美育[J].装饰, 2021(07):42-48.

[5]朱季康.民国出版物对欧美学者有关游戏、玩具幼教功能理念的引介[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11):142-151.

[6]赵成清.蔡元培的美育理论与实践[J].湖北美术学院学报,2019(04):55-62.

[7]李霞.近代中国实业教育的历史考察[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03):125-131.

[8]杨金土.职业教育兴衰与新旧教育思想更替-百年职业教育回顾[J].教育发展研究, 2019(02) : 56-63.

[9]张兰馨.张謇教育思想研究[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

来源：古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