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因为在那个时代，人们崇尚“科技是社会的第一生产力”，敬仰的是伟大的人物，所以，在青少年看来，科学、伟人都是最值得敬仰的。
放在70后、80后、90后身上，如果被问起长大之后想要干什么，“人生的理想是什么”。
毫无疑问，在家庭和学校的影响下，大多数孩子都会回答出“发明家”“科学家”“伟大”这样的理想。
因为在那个时代，人们崇尚“科技是社会的第一生产力”，敬仰的是伟大的人物，所以，在青少年看来，科学、伟人都是最值得敬仰的。
但到了今天，自媒体把有钱人的“奢华”生活展现到了普通人面前，一对耳环就要几百万，更是令普通人想都不敢想的；更有博主爆料称，一天直播下来，少的几万、多得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收入。
对比之下，普通人月入3000、5000元的工薪，然后过着996的窘迫生活。
面对长辈的提问，许多还是初中生的孩子，脱口而出就是“长大了我要当网红”“我要做博主”。
好像真是这样的，现在科技地位不再像以前那样受到重视了。小孩从小就接触到了网络、直播等自媒体，对那些奢华生活、高收入这些光鲜亮丽的背后，产生更多的仰慕之情。
这个时候，如果家庭和学校不加干预，年轻人贪图享受，难免就会走上“宁当黄世仁姨太，不做杨白劳妻子”偏离正确价值观的道路。
对于青少年来说，正是三观塑造的过程，学业成绩、竞赛成绩虽说重要，但三观的养成更加重要。
北京大学韦东奕教授，前几天在抖音发布第一条作品，仅仅三句话，就涨粉两千万，可见，在高考前夕，大家崇尚科学热度依旧不减。
勤劳和享受，可以说是我们人生的两面，辛勤耕耘才有条件去享受，而享受在某种程度来说却是我们人生的目的。
在物质资源比较匮乏的年代，人的主要价值观往往倾向于满足物质需求，劳动成为了一种社会活动，自然的人们就把勤劳看作是一种美德。
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资源丰富，享受人生渐渐的成为人们对物质世界的一种看法。
正如社会学家鲍德里亚笔下写的那样：
现代社会的消费早已超越“满足生存需求”，变成对商品“符号意义”的追逐，比如人们购买奢侈品不是为了使用，而是为了彰显身份、地位或品味。
他认为，消费社会中商品的“实用价值”退居次要，“符号价值”（比如品牌、档次、象征意义）成为核心，人们通过购买和展示特定商品来构建自我认同和社会关系。
不得不说，消费主义伴随着社会发展的兴起，尤其是一些年轻人，把消费、享受看得比很多东西要重，甚至试图绕过辛勤付出而直接享受人生。
针对时下这一现象，郑强教授在一次演讲中发表了振聋发聩的看法：“现在的社会当中，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为了贪图享受，宁愿去当黄世仁的三姨太，也不愿意做杨白劳的媳妇了。”
黄世仁和杨白劳是《白毛女》中代表着剥削与被剥削的典型代表，反映了当时社会不同阶级的遭遇和社会问题。
然而，郑强教授提出的观点背后暗藏着更深一层含义，现如今地位的差异不仅仅体现在阶级和社会之中，在经济方面也尤为明显，比如贫富悬殊。
郑强教授担忧，一些年轻人不愿意脚踏实地的通过辛勤劳动获得享受的资本，而是试图通过一些旁门左道、依附特权走上人生捷径，不在把努力当作是是一种社会美德。
讲真，郑强教授的这一担忧并不是“无中生有”，现实生活中，这样的社会现象并不少见。
比如，在前几年社会上一时兴起的，很多年轻女孩穿着一身性感旗袍，浓妆艳抹，站在镜子面前自拍，并配上“谁不想做军阀姨太太”的文案发布在社交平台上，被人们称之为“狐狸精姨太太”。
到了今天，在镜头面前扭腰，跳舞，穿着性感，擦边，甚至是一些知名网红、大主播，也都是通过发布低俗视频积累起来的。
显然，对这样的价值观，是不值得提倡的。
类似的现象在社会中并不少见，反映的是社会教育的缺失，尤其是家庭教育在青少年塑造三观最为关键时期的缺席。
把某富二代称为“国民老公”、把电商企业的创始人或者手机汽车公司董事长称为“爸爸”、以及类似旗袍风潮的军阀姨太太自拍又卷土重来，这都是价值观受扭曲的现象延续。
心理学家指出，青少年正是三观塑造的关键时期。所谓三观指的是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它是家庭教育和外界影响塑造的结果。
好像是这样的，个体的三观形成离不开长辈的教育、家庭的塑造和外界的影响，单纯的依靠家庭教育显然是不现实的。
但在鸡娃的家庭教育和重视学业成绩的学校教育，显然对青少年的三观教育常常是无暇顾及的。
不可否认，价值观的传播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信息传播方式不同而发生变化。正如前文提到的80后、70后的人们青少年时期的人生理想是科学家，而如今的不少青少年的人生理想是“我要做网红”，正是社会发展和信息传播方式不同产生的结果。
同时，三观的养成需要一定的人生阅历为基础，也是人们常说的“孩子长大自然就知道了。”
当人们过度关注财富和地位时，依附他人的寄生式生存就会被美化，忽略了脚踏实地的勤劳才是真正承载生命的力量。
学业成绩固然重要，但良好的三观和品德才是生命的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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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十六夜初心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