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862年,江南烟雨朦胧,清廷的缉捕文书如利刃悬顶。因化名“黄畹”向太平军献策之事败露,王韬仓皇逃入英国驻上海领事馆,辗转流亡香港。这位曾以笔锋针砭时弊的江南才子,背负“通贼”罪名,仕途尽毁。逃亡17年间,他创办《循环日报》,翻译推广西学,声名远播东瀛。187
1862年,江南烟雨朦胧,清廷的缉捕文书如利刃悬顶。因化名“黄畹”向太平军献策之事败露,王韬仓皇逃入英国驻上海领事馆,辗转流亡香港。这位曾以笔锋针砭时弊的江南才子,背负“通贼”罪名,仕途尽毁。逃亡17年间,他创办《循环日报》,翻译推广西学,声名远播东瀛。1879年,日本汉学家竹添渐卿慕名邀其东游,王韬欣然前往,一场看似风雅的旅程,却成为他沉溺艳事的起点。
漫游日本的5个月间,王韬踏遍长崎“丸山”、东京“芳町”等花柳胜地,自诩识700余色伎、200余艺伎,更在日记中详列50余名伎:小春、阿朵、小铁、阿清……俨然风月谱。日本学者冈千仞在王韬著《扶桑游记》跋中直言:“先生儿女之情有余,风云之志不足!知命之年尚复好色,岂中土名士皆跌宕风流乎?” 王韬以50余“高龄”,辛劳于名伎两股之间,竟连东瀛友人都大为惊异。
当年闰三月初九,王韬偕友人钱昕伯登船东渡。抵达长崎次日,他急不可待地踏入茶屋。其日记详载:“呼二艺伎来,年十四五龄许,雏鬓覆额……唇涂朱,项傅粉,赤者太赤,白者太白,骤见不觉目眩”。艺伎拨三弦而歌,声“呜呜然有类于哭”,舞姿“进退疾徐,饶有古法”。
在神户,王韬游千鸟瀑,赞其“飞泉漱石,冷然沁心”;大阪造市局的近代化设施又令他感慨明治维新之效。但风雅未久,当地友人即为其招来16岁艺伎阿朵,王韬虽嫌其“姿仅中人,微作男子相”,仍与她共度良宵。又于大阪温泉浴后,随半山邀约的日本女子归家,叹其庐舍“花木萧疏,整洁如新”。
王韬描述京都夜宴盛况:“帷幕下垂,灯火千万盏……正面坐女子十六人,舞伎也;两旁各坐十人,皆操三弦琴,歌伎也”。舞袖翻飞间,他品评艺伎衣饰“织花卉禽鸟,绮错绣交”。宴罢归寓,旅店老板连荐两女:首者“脸白如雪,近观全为粉霜”,王韬婉拒;次者“年十五六,灯下视之洁白无比”,遂“拥之而眠”。
驻足东京百日,王韬拜会驻日公使何如璋、参赞黄遵宪,同访朱舜水遗迹后乐园,诗酒酬唱。但在私下,其行迹渐趋放浪,据《扶桑游记》记录,他所见侍妲、歌舞伎及品茗女侍,不下45人,与其中至少7人有染,先后共宿共居,甚至有1月之中,有两侍姬相从。他留下诗句为证“一月之中易两姬,要使餐花比馔玉。两行红粉尽嫣然,如余好色流媚目。三女成鬃我所欢,偌若蟠桃犹未熟”。
面对外界非议,王韬以魏晋风度自辩:“嗜酒好色,率性而为,流露天真……何必矫形饰节?” 他将此举美化为“餐花比馔玉”的雅事,《扶桑游记》中既记录明治工厂、学校的革新,也充斥露骨之事,其精神状态可谓遥遥领先。
王韬与众多艺伎进行过深入接触,了解到她们多来自社会底层,需经过严苛训练,负债习艺,收入多归鸨母。其日记中“洁白无比”的少女,或是被迫见客的见习艺伎“傅粉涂朱”的妆容,实为遮掩营养不良。东瀛少女们是以血泪供养明治经济的跃进,火柴厂女工与艺伎,同为日本工业化原始积累的牺牲品。
王韬归国后担任格致书院山长,继续倡导维新,但私德屡遭诟病。他晚年承认:“弟好货,好色……无异世上众生”。确实,食色性也,哪个男人能够保证自己在拥有王韬的地位、名望、资源时“洁身自好”。1884年,王韬返沪时携回锁于木箱的日记,其中艳迹终在亲友间流传。赞誉者称其“开东瀛研究先河”,抨击者斥为“名教罪人”。
王韬的放浪形骸,某种意义上反映了时代阵痛下的个体映射,在他逝世后,墓志铭仅刻姓名,无褒贬词藻。多年过去,其著作《扶桑游记》仍在讲述着一个晚清乱局中的矛盾灵魂,在明治的樱花与脂粉间游荡的奇异故事。
参考资料:赵柏田《帝国的迷津》、王韬《扶桑游记》
来源:亮仔说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