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伶吹裂孤生竹：哀陈晓林

摘要：他们与晓林一样，均出身科技而成名于文学。保钓之后，走入历史、宗教、中西文明比较等领域。并希望经由他们重新诠释的传统文化，能与西方基督教义互相攻错，以挽救现世危机。

陈晓林过世了。我得知噩耗时，竟蓦然想起前些年他追怀保钓健将李雅明、张系国的文章。

他们与晓林一样，均出身科技而成名于文学。保钓之后，走入历史、宗教、中西文明比较等领域。并希望经由他们重新诠释的传统文化，能与西方基督教义互相攻错，以挽救现世危机。

晓林高度认可这种“以昨日之怒凝炼成沉香木”的人生态度，我则以为这正是晓林自己的生命写照，“ 昨日之怒”亦直接用了张系国的书名。

这一段保钓青年的生命状态，我也以为就是晓林的生命底色。但这层底色与他青衿入世的经历相叠相合，既清新又浓稠。

因为他早在中学阶段就已文名鹊起，后来这批青春之歌由高信疆、柯元馨伉俪出版为《青青子衿》，台静农先生题字，立刻爆火。前后卖了几十万册。友人杨树清曾向我形容当时读得热血澎湃，虽在金门，也立刻邮政划拨了一本。

可是晓林自己却没有因此直接走向文学事业。台大电机系毕业后，仍从事了一阵电机工作，至今万里海边核电一厂里还埋了根他铺的电缆。

退伍后，文学却找上他了：《中国时报》余纪忠老板把“时报金童”高信疆送去美国游学，转请了陈晓林来主编其副刊《人间》。

青衿入世，这便是个绝大的难题。一方面是由电机工程转到报业文役；一方面是接手了好友地盘，你怎么处？

晓林处理得极好。

早在1972年，金庸写完《鹿鼎记》之后便封笔，举古龙以自代，可见古龙已有‘纸上风云又一侠“之态势。可是1974年4月25至6月8日《中国时报》虽曾连载古龙的《天涯·明月·刀》，却在未知会古龙的情况下就腰斩了。晓林1972年已认识古龙，故他深知这是古龙最痛苦、受挫折最大的事；也知道造成余老板断然出手的原因，是其他武侠同行如东方玉等人的挑唆，所以用重新刊登古龙小说为条件，开始了他的编务。

1976年9月21日起《人间》便连载了古龙《碧血洗银枪》。10月5日则对头《联合报副刊》也刊登起古龙的《大地飞鹰》。古龙回归，一时造成话题。

如此侠情的演出，既为世所艷称，也奠就了他文学事业的基石。尔后五十年，凡谈古龙都离不开陈晓林，谈晓林，也离不开古龙。

这不只因为晓林推重古龙之早、交谊之深，更因为他的文学品味。

古龙写的是武侠小说，而这种通俗文学类型，本不见重于文坛，故古龙一生都以打破这种偏见为志向。晓林刚好也是这么主张的。所以他与古龙交往，完全不涉入古龙混乱的酒色财气生活，专谈该怎么写才能达成这个理想、要不要借鉴海明威、类型小说如何打破类型套路等等。

我们这些喜欢读武侠、谈武侠、评论武侠小说的朋友，最大的毛病，其实就是谈来谈去把文学谈丢了，尽往武、侠、人性、历史、道德、正义、商业、市场、酒与女人方面去扯。即使大才如詹宏志，去找古龙谈续稿时，也只说古龙掏出一瓶黑方威士忌，让他喝完再说话；结果喝趴了，方纔取得《离别钩》。

晓林却不然。他也和古龙喝，但古龙微醺时，手持筷子轻敲酒杯，曼声吟出诗句：“儿需成名，酒须醉；酒后畅诉，是心言。”声音凄清孤寂，沁人肺腑。晓林问这两句的来历，古龙则说是英文翻译的波斯诗，他再转译成中文。

古龙后来也把这两句写入了连载中的《大地飞鹰》。但是鹰飞不远，第二年就又匆匆收煞，被腰斩了，没有结局。

没结局，似乎也不要紧，晓林讲的这个故事，足以替代这篇小说。毕竟，打开类型小说的限制、找出文学创作的灵性因子，更值得关注。

次年，古龙即因涉及“诱拐赵姿菁事件”，名声大坏，创作量下跌。作品之热度，转而要靠香港倪匡编剧、楚原导演的古龙电影来维持。这时，陈晓林便就走了，去了哈佛。

回国后，他继续参与了两大报业集团中许多重要职务，策划过许多专栏与专题报导、创刊了各种杂志、主持过各时期的社评社论，是台湾社会信赖并敬重的报人。其贡献，我不能像上面介绍古龙回归那样细讲，只能综合地说：他获得了“真善美传播奖之终身成就奖”。

奖是星云法师颁的。老和尚是不是高僧，我不敢说；但我知他向来看不起传播界，觉得乌烟瘴气，故自办《人间福报》以资平衡。此奖更是劝世励志之一端，悬格甚高。晓林获奖，可说是对他报纸生涯的充分肯定。

唯终身传播真善美，仍是可分阶段的。早期大抵只分栏分版，局部负责；晚乃渐操笔政，可以左右时代，其间喜怒哀乐，感受大有不同。

两大报，又是台湾人文渊薮，健笔如林，敌友同僚汇聚其中，歌哭笑醵，都成掌故，足以点染生平。

但媒体时代，文章可以嘘哭成笑，亦可以惑世乱民。既被政治经济所左右，又左右了时局。因为媒体背后是资本、是政团、是私欲，所以媒体也有颜色，也是打手。保钓时期的热情、《青青子衿》的文采，处身此间，如何安身立命？

我觉得晓林这时期似乎就延续了他的书生校园生活，继续读书，从思想的深度和广度来介入现实，厚植他作为媒体人的根基。

不像一般报业人只追逐新闻，他转向思想史，译出大部头的史宾格勒（O.Spengler）《西方的没落》、汤恩比《历史研究》，士林为之一惊。

惊艳之一，仍是文笔好。

翻译这等名著，做的人很多，甚至强调“全译”以为可胜过晓林的节译。可是我看到许多书评，都还是推崇晓林“文笔好”；就是买了别的本子，仍应对照着晓林的译本看。可见文笔高华确是晓林的底里本色，他写来游刃有余，我人读之则足以畅志舒情。

而且，《西方的没落》，大陆商务印书馆1963年就出版了齐世荣等的译本, 可是只译了原书的第二卷, 想知道史宾格勒的文化观，仍须参见第一卷第一章，也就是晓林的译本（1988年黑龙江教育出版社的中译本，其实也还是晓林的）。

至于汤因比（A.J.Toynbee，1889-1975）十二卷本《历史研究》卷帙浩繁，实非一般读者所能通读。其流传，主要靠索麦维尔（D.C.Somervell）据前十卷所作的缩写本（牛津大学1946年出版前六卷缩写本，1957年出版后四卷缩写本）。

可是中国学界对此书之关注非比寻常，书根本还没写完就迫不及待引进推介了。1930～1940年代，以雷海宗、林同济为代表的“战国策派”及稍晚之新儒家张君劢即是如此，而且常关联着史宾格勒来讲汤因比的“文化形态史观”。1950年代台湾出版的钟建闳《历史之研究》前六卷节本，张君劢也写了序。

更特别的是金庸！1946年他在上海读到汤因比《历史研究》节本，犹如进了一个从来没有听过、见过的瑰丽世界。想着：若能受汤恩比之教，做他的学生，即使贫困潦倒也是幸福的。

此后数十年，凡是汤因比的著作，只要能买到、借到，金庸一定细读。到香港《大公报》工作后，他又开始翻译《历史研究》。惜因西洋史修养不足，困难重重。直到1978年看见陈晓林译本在台湾出版，这份年轻时开始的努力才永久放弃了。

虬髯客见了李世民，“见之心死”的这种感觉，没在近代思想史摸爬滚打过一番的人，还真不好理解。

晚清以来，东方帝国积弱不振，几乎要被西方文明吞噬了。东方文明还有出头天吗？若想出头，该怎么办？最初，想师夷长技以制夷，结果一败再败，割地赔款不已。接着，继续拜师，西体西用，现代化。求学东洋（清末）、大西洋欧洲（五四）、太平洋美国与北冰洋俄罗斯苏联（一战以后），而歧路亡羊，自乱阵脚，打成一团，分裂至今

引进国内的各党派各学派，不计其数。厥中，史宾格勒并不当红，但最具特色。他在纵向方面，反对历史进化论，斩断希腊、罗马与西方文化一线相沿的历史观，拆散“上古—中古—近代”式的分期图式。在横向方面又驳斥文化一元论，反对以欧洲历史为世界历史中心的观念。对五四时期陈独秀胡适乃至冯友兰之历史观，恰好为一有力的反拨，延伸了梁启超对欧洲一战后的观察。

而史宾格勒这一主张又与汤恩比相当一致。史宾格勒说自古至今地球上所发生的文明共有九个，而汤氏则认为有二十一个。其中中国文明亦是可以继西方文明而起的。

译介史宾格勒、汤恩比著作的陈晓林等诸位贤达，之所以不计辛劳，正因为心中还怀有这种中国文明再兴的理想。而他们跟陈独秀、胡适乃至台湾当时流行的现代化思潮、科学史学观之不同也就昭然若揭了。

他们也不反对自由、民主、科学与理性。但打着这类大王旗的人太多了，自由理性等等的内涵到底是什么，仍得从思想上充分剖析。

所以晓林就又走回台大哲学系去教书，纵论中西近代思潮，并写了《学术巨人与理性困扰：韦伯、巴柏、哈伯马斯》《自由四论》等。

晓林另外的大动作，则是创办“风云时代出版社”，推出含括两岸思想家、文学家的系列丛书。

台湾解严前后，社会及思想确实都风云涌动，大陆也一样。伤痕、寻根、反思、改革、先锋、新写实主义、人道主义思潮、现代主义、示警小说、文学主体性争论，一时俱起。哲学更有萨特热、美学热、超稳定结构说、西方马克思学说等，一直发展到抛弃黄土地、拥抱海洋的《河殇》。

晓林一面以报纸、杂志反应并介入这场巨变，一面也把相关文学作品和思想著作网罗出版殆尽。有些，如刘梦溪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化》，他也热情赞助。亡友傅伟勋当时感慨时势，曾发出“创立文化中国”的理想与呼吁，晓林则是这理想的践行者。

那时也是两岸武侠文学的繁盛期。金庸作品入台解禁、港台武侠文学与流行文化又风靡大陆，所以晓林也大整旗鼓，把还珠楼主、朱贞木、金庸、梁羽生、古龙、诸葛青云、卧龙生、温瑞安、上官鼎等各名家作品都出了。旁及科幻、侦探、玄幻、商战、罗曼史等等，每一系列，动辄数十百册。早期鸳鸯蝴蝶派通俗小说写作传统，几乎全面得以复活。配合他清理重整版权、策划新编主题，至今已成了这领域在两岸最大的品牌。

我曾创办中华武侠文学会，故这等事也总有参与，曾有《晓林处夜谈归来作》可见一斑，诗云：“灯前兀坐可怜宵，春雨无言倍寂寥。忆过要离谈洗剑，默知文海泛新潮。风波删略英雄气，花样裁成美人绡。如此生涯如此事，苦听君唱旧时謡（周安托既逝，陈晓林邀高信疆、于东楼、南方朔、林保淳及余共话表彰古龙作品事，惓惓风谊，豪情不减）。”

当然，身处风云时代，岂仅能如此诗酒谈侠乎？我们商量得更多的，仍是：知识人往何处去、中国又往何处去？

后来我进了陆委会，奢想推动两岸交流，晓林则继续做他的文化中国侠士梦。除了仍用社论时评议政之外，每年春节或什么日子，他还会邀上马英九、王晓波和我等一些朋友到他家餐聚。私谊公义，略无官场习气；丙夜轰谈，都是忧国之思。

我还记得朱高正那时已退出或被赶出民进党，回家写康德、读易经，并筹组中华民主社会党，主张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实施责任内阁制。在晓林家中最兴奋，高睨大谈，亦颇震聋发聩，不负“民主战车”之名。晓波则忧思独深，切言未来之患恐不在大陆而在台独，台湾史将为新战场。马英九与晓波、晓林乃少年同学，对未来倒还充满乐观期待，没想到此下轻舟即将涉险滩、入激流矣。

如今朱高正、王晓波皆賫志而殁。晓林则绩学而功不志于学林，行侠而惠不及于万民，独行可传，逸士而已。吾不知将以何铭之，或将歌之以诗耶？李商隐有诗曰：“上帝钧天会众灵，昔人因梦到青冥。伦伶吹裂孤生竹，却为知音不得听。”老和尚称赞陈晓林传播了真善美，我却惜他吹裂孤生竹也无知音，虎略龙韬，终于匣剑未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