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常说，后妈难当，后爸难做。可在这世上，最难的其实是那些被后妈管教的孩子。每当听到谁家又要娶后妈，村里人总会摇头叹气，说这个家怕是要变天了。

人常说，后妈难当，后爸难做。可在这世上，最难的其实是那些被后妈管教的孩子。每当听到谁家又要娶后妈，村里人总会摇头叹气，说这个家怕是要变天了。

我叫李小满，1975年出生在江南小县城。那会县城不大，一条老街贯穿南北，街上开着几家老字号，我家的”济世堂”药铺就在街心。

记得小时候，药铺门前总是香气弥漫。母亲常在后院晒药材，阳光照在她身上，影子拉得老长。她会一边择药材一边哼着《外婆的澎湖湾》。那时店里生意红火，大家都说济世堂的药抓得准。

母亲去世那年我刚上小学二年级。那是个雨天，她发烧38度还在熬药，突然就栽倒在灶台边。送医院时已经来不及了，查出是脑溢血。临走前，她紧紧抓着我的手说：“小满，要听爸爸的话……”

父亲守了三年寡。那三年，他白天给人抓药，晚上就坐在院子里抽烟。烟头的火光在黑暗中一明一灭，映着他消瘦的脸庞。我常听见他半夜在房里翻来覆去，有时会低声啜泣。

1985年春天，隔壁王婶带来个女人，说是镇上供销社的会计，带着个跟我同岁的女儿。父亲原本不愿意，是我外婆来劝的：“孩子总要个人照顾，你一个大老爷们，能照顾到几时？”

就这样，陈秀英成了我继母，她女儿叫张蓉，跟我一个班。

陈秀英是个精明人。她刚进门就开始打理药铺账目，说要把生意做大。起初父亲很高兴，觉得总算有人帮衬。可慢慢地，我发现家里的气氛变了。

过去母亲在时，药铺的钱都放在堂屋的木箱里。要用就拿，从不计较。可陈秀英来了后，家里的每一分钱都要记账。她说这是会计的职业习惯，要精打细算。

那时我每个月的生活费是20块。在80年代的县城，这个数目足够让同学羡慕了。可陈秀英来了没多久，我的生活费就变成了5块，说是要培养节俭习惯。

张蓉却每个月都有30块零花钱。她常在我面前炫耀：“我妈说了，女孩子要富养，不能亏待。”每到这时，我就躲在厕所里偷偷难过。心里明白，在这个家，我成了外人。

学校离家两公里，同学们都骑自行车上学。我走路要四十分钟，每天早上5点就得起床。有次和父亲提起想要辆二手自行车，他刚要答应，陈秀英就插嘴：“现在物价这么高，自行车要三百多，家里哪有这个钱？”

可第二天，我就看见张蓉骑着崭新的凤凰牌自行车上学。陈秀英说是她娘家人送的，可我分明看见药铺的账本上少了400块。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我学会了忍气吞声，学会了在饭桌上少夹菜，学会了把零花钱藏在课本夹层里。每次看到继母偏心，我就在心里安慰自己：等长大了，一定要出人头地，让爸爸知道他没白疼我。

1990年夏天，高中录取通知书寄到家里。我考上了省重点，全校就三个名额。父亲高兴得眼泪都下来了，拉着我的手说：“你妈要是在天有灵，一定很欣慰……”

可这份喜悦没持续多久。开学要交3000块学费，陈秀英把账本往桌上一摔：“家里哪来这么多钱？药铺生意是越来越难做了，现在人都去大医院，谁还来抓中药？”

我知道她在撒谎。每天门口排队抓药的人从没少过，可钱都被她存进了自己的折子里。父亲为这事跟她吵了一架，当晚就犯了老胃病。

没想到这一病就是噩梦的开始…… 父亲住进了县医院。检查结果出来时，我的脚都软了：胃癌晚期。医生说能不能做手术还得看情况，保守治疗怎么也得五六千。

陈秀英一听就炸了：“这么多钱，打劫啊？家里就靠着药铺，哪来这么多？”

那天晚上，我去医院守夜。月光透过窗户照在父亲的脸上，他消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他摸着我的手，突然说：“小满，爸对不起你。这些年委屈你了……”

我擦着眼泪说不出话。父亲从枕头底下摸出个蓝布包：“这是爸给你的，你先别打开，等我手术完了再说。”

我把布包藏进书包，心里沉甸甸的。那天夜里下了场雨，打在医院的铁皮棚上，声音清脆刺耳。我守在病床前，看着父亲浑浊的双眼，突然想起小时候他教我认药材的情景。

济世堂是我家祖上传下来的。药铺后面有个小院子，种着几株金银花。父亲常说：“咱家是开药铺的，就得懂药。”他会拿着新采的药材，一点点教我辨认。

可现在药铺已经不是从前的样子了。陈秀英把账目都锁在抽屉里，每天收的钱都存进她自己的折子。父亲生病这段时间，她把店面重新装修，说是要改成服装店给张蓉开。

手术定在了星期三。那天早上，我去药铺拿钱。陈秀英正在清点账目，见我进来，冷冷地说：“你爸住院这段时间，药铺都快开不下去了。”

我咬着牙说：“爸爸要做手术，得准备两万块。”

她抬起头，眼神犀利：“两万？你知道药铺一年才挣多少吗？再说了，你爸这病，治得好治不好还不一定呢……”

这话让我心里一阵发凉。我跑到后院，看着那些熟悉的药材，突然发现角落里有个生锈的铁盒。打开一看，是一堆发黄的医药单。每一张都工工整整记着病人的名字、开的药、多少钱。

这是母亲在世时留下的账本。我翻着那些泛黄的纸张，眼泪不由得往下掉。要是母亲还在，这个家会不会不一样？

手术前一天晚上，父亲握着我的手说：“小满，这些年苦了你了。爸爸没用，让你受委屈……”

我强忍着泪水：“爸，你别说了，你肯定会好起来的。”

他摇摇头：“人这辈子，总有算不到的事。你记住，药铺后面的暗格里，还有……”

话没说完，监护仪就响了起来。医生护士冲进来，把我推出病房。那是我最后一次听见父亲说话。

第二天的手术中，父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临走前，他都没能说完那句话。陈秀英在太平间外面嚎啕大哭，可等到办完丧事，她就迫不及待地让我搬出去。

“你都成年了，该独立了。”她收拾着父亲的遗物，“这房子是你爸改嫁前就写在我名下的，你没资格分家产。”

我站在自己生活了十八年的家门口，看着那块”济世堂”的老匾额被取下来。陈秀英说要把这里重新装修，开服装店给张蓉。

那天晚上，我在出租屋里打开父亲留给我的蓝布包。里面是一本老旧的存折，开户时间是1983年，正是母亲去世那年。

翻开存折的第一页，我愣住了。每笔存款的日期，都是我的生日…… 第一笔是1983年12月8日，存了50块。那是母亲走后的第一个生日，我记得那天下着雪，父亲给我买了个皮球。

1984年12月8日，存了80块。那年我上小学三年级，父亲给我买了个书包。

1985年12月8日，存了100块。这是陈秀英来之前的最后一个独处的生日。

一直到1990年，每年的12月8日都有一笔存款。有时是100块，有时是200块。数目不大，但从不间断。最后一笔是父亲住院前两天，存了500块。

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原来这些年，父亲一直在偷偷给我存钱。难怪每次我生日，他都说要出去给病人送药，回来总是很晚。

可是存折上有密码，要取钱必须输入开户人的生日。父亲走得太急，没来得及告诉我。我翻遍回忆，却想不起母亲的生日。那时太小，连她的样子都记不太清了。

我回到济世堂门口，隔着玻璃看里面。装修工人正在砸墙，那些陪伴了我童年的药柜一个个倒下。陈秀英站在门口，跟工人说着什么，脸上带着得意的笑。

不知道父亲说的暗格是在哪。我在药铺后院转了一圈，看着那些被挖掉的药材，心如刀绞。母亲走时，我八岁；父亲走时，我十八岁。这十年，我像是浮在水里的一片叶子，随波逐流。

我蹲在角落里，看着满地的砖瓦。突然，眼角瞥见”济世堂”的老匾额靠在墙角。我走过去，想摸摸这块陪伴了我们家几代人的老物件。

匾额后面，一个暗格若隐若现。

我的心跳漏了一拍。小心翼翼地伸手进去，摸到一个布包。打开一看，是母亲的日记本，还有一张发黄的存单。

翻开日记，第一页就写着：“1955年3月15日生于江南农村……”

我的手抖了起来。这就是母亲的生日。再看那张存单，是1982年的，存了5000块。背面写着：“给小满上大学用。如有不测，让他18岁以后来取。”

我拿着存折去了银行。输入母亲的生日，果然对上了密码。那笔钱不多，一共12800块。刚好够我读完大学。

取完钱，我在银行的长椅上坐了很久。阳光透过玻璃窗洒进来，就像小时候在药铺后院，母亲在晒药材时的样子。

我突然明白，这十年里，父亲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我。他知道自己病重，怕继母霸占我的钱，特意用母亲的生日做密码。那些存款的日期选在我生日，是想让我知道，在这个家，我永远是最重要的那个人。

翻开存折最后一页，夹着一张纸条：“小满，这是爸爸给你的生日礼物。对不起，这些年让你受委屈了。好好上学，别辜负了你妈妈的期望。”

眼泪忍不住流下来。父亲临终前没说完的话，大概就是想告诉我这个秘密吧。

2000年，我从医学院毕业，在省城的大医院工作。十年过去，济世堂的牌匾早已不在，可那些药材的香气，母亲哼着的《外婆的澎湖湾》，父亲教我认药的场景，永远定格在记忆里。

有时我在想，这世上的亲情，就像中药一样，有苦有甘。父母的爱，就像那些悄悄存下的钱，平淡中见真情。而后妈难当、后爸难做这种话，在金钱面前，不过是个幌子罢了。

来源：一丝不苟星星NT4bfs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