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79年2月25日，北京东四北大街的寓所里，63岁的于立群用一条皮带告别了这个世界。

1979年2月25日，北京东四北大街的寓所里，63岁的于立群用一条皮带告别了这个世界。

她书桌抽屉里，静静躺着一叠泛黄的信件——那是姐姐于立忱1937年写给郭沫若的手札，字里行间交织着炽烈与绝望。

42年前的暮春时节，25岁的于立忱在上海公寓悬梁香消玉殒。

两朵本该盛放的姊妹花，竟因同一个男人，先后凋零在时代的风里。

当人们翻开郭沫若的人生长卷，很难不被那些交织着诗意与争议的情感脉络所震撼：

他是振臂高呼的“时代鼓手”，也是被鲁迅斥责的争议文人。

他在《女神》里歌颂自由恋爱，在现实中演绎复杂纠葛的情感历程——

1912年正月十五，四川乐山沙湾镇的郭家张灯结彩。

19岁的郭沫若被推入洞房，盖头掀开的刹那，他瞳孔骤缩——眼前女子塌鼻梁、凸额头，与媒人描述的“端庄秀丽”相去甚远。

这是母亲为他定下的妻子张琼华，比他大两岁，目不识丁。

郭沫若盯着她缠过的小脚，突然想起新学书中读到的“礼教吃人”，喉间涌上一股苦涩。

三日后，他在给好友的信中写道：“此婚乃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与木偶戏何异？”

正月十九，他借故赴成都求学，从此再未踏入这间洞房半步。

张琼华却用一生践行着“郭家妇”的身份。

她每日晨昏定省，侍奉公婆，甚至在郭沫若流亡日本期间，仍替他照料祖坟。

27年后，郭沫若返乡奔母丧，与她短暂见面，只淡淡说了句“你辛苦了”。

这个被封建礼教捆绑的女子，守空房68年，直到90岁高龄去世，床前仍摆着郭沫若早年的照片。

1913年年底，郭沫若得长兄资助，东渡日本留学。

1916年8月，24岁的郭沫若在东京圣路加医院探望友人。

在病房外，他偶遇白衣护士佐藤富子，温柔眼眸如富士山的雪水般清澈。

这个基督教少女，正捧着《圣经》为病人诵读。

当她用蹩脚的汉语说出“愿主保佑你”时，郭沫若忽然想起《诗经》里“邂逅相遇，适我愿兮”的句子。

他开始用毛笔给她写信，署名为“夏社成员鼎堂”，在信中倾诉对旧家庭的反叛：“我憎恶那吃人的礼教，却又被它锁链缠身。小姐如同一束光，照亮我黑暗的灵魂。”

佐藤富子被他的才情打动，两人开始频繁通信。

年底，这个出身日本士族的22岁姑娘，不顾父母反对，跟着这位贫穷的中国留学生私奔了。

她辞去工作，与郭沫若在冈山租下小屋，开始了清苦却甜蜜的生活。

“安娜，你看这樱花，像不像我们初遇时你围裙上的花边？”郭沫若常常在樱花树下为她朗诵新作。

安娜学会了烧四川菜，把粗布衣裳浆洗得发白却整洁。

他们先后生下五个孩子，最艰难时，安娜变卖首饰维持生计，仍会在郭沫若熬夜写作时，悄悄为他熬上一碗热汤。

时代的风雨，常常会飘摇了爱情。

1926年3月，郭沫若赴广州中山大学任教。

讲台下，有一双无比倾慕老师才华的眼睛。

她叫安琳（彭漪兰），出身知识分子家庭，精通日语。

北伐期间，安琳加入郭沫若领导的政治部，任妇女股干事。

南昌起义失败后，两人随部队撤退至潮汕，途中郭沫若患痢疾，安琳日夜照料。

在潮州的破庙里，她用搪瓷缸给他喂米汤：“郭主任，您发着高热还念叨着《女神》，这诗能当药引子吗？”

他看着她军装上的补丁，握住她的手腕：“安琳，你知道吗？你比安娜更像革命的缪斯。”

在香港躲避追捕时，两人同居了。

旅馆里，她解开外衣纽扣，露出贴身的红肚兜，上面绣着未完成的《凤凰涅槃》诗句。

“沫若，你说我们会像凤凰一样重生吗？”

她蜷缩在他怀里，听着窗外的浪涛声。

1927年秋天，安娜带着孩子飘洋过海，找到了在上海的丈夫。

寓所的客厅里，郭沫若对安琳说：“对不起，我不能让五个孩子没有父亲。”

安琳默默收拾行李，临走前将那个绣着诗句的肚兜留在他的书桌上，丝线在晨光中泛着凄凉的光泽。

后来，郭沫若在《革命春秋》里写道：“安琳的眼睛是两汪深潭，倒映着整个时代的血与火。”

这段时间，还有一位安徽姑娘，也是他生命中的惊鸿一瞥。

这位美艳不可方物的姑娘叫黄定慧（黄慕兰），剪着齐耳短发，军装口袋里总放着《共产党宣言》。

“郭副主任，您写的《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真是振聋发聩。”

她在政治部的走廊堵住他，军靴跟在地板上敲出清脆的节奏。

那时他正为起草讨蒋檄文熬夜，看见她腰间别着的手枪，忽然想起安娜在冈山给他补袜子时的专注神情。

南昌起义失败后，他们在汕头的盐酸寮农舍躲避追捕。

潮湿的稻草堆里，她用匕首割开自己的裙摆给他包扎伤口：“沫若，等革命胜利了，我们去黄山看云海。”

他望着她被硝烟熏黑的脸，情不自禁抓住她的手：“定慧，你比《女神》里的所有意象都更让我心动。”

后来在上海的内山书店，她送他一支黑色派克笔：“这支笔要用来写革命的诗，别再写情诗了。”

他摸着笔帽上的雕花，眼前闪过她在枪林弹雨中奔跑的飒爽英姿。

1927年秋，郭沫若随部队转移，两人失去联系。

黄定慧后来成为中共地下党员，长期从事秘密工作，被誉为“最美红色特工”，解放后定居山西。

1928年，因参与左翼运动，郭沫若遭国民党通缉，化名“佐藤福”流亡日本，隐居千叶县。

安娜不离不弃，跟着他在乡间种地，学会了用草绳编草鞋，用日语写《暴风骤雨》的读书笔记。

1934年，东京的梅雨季。

《大公报》驻日记者于立忱，抱着采访本，穿过神田川畔的樱花林。

她叩响市川市须和田町的木门，郭沫若正伏在矮几上，翻译《浮士德》，“郭先生的译笔真是惊涛拍岸。”

她将随身带来的龙井茶叶轻轻放在榻榻米上，青瓷茶罐边缘映着窗棂漏下的微光。

郭沫若抬头看见她苍白的脸上泛着病态的潮红，领口别着一枚白玉兰胸针，那是她用稿费买的唯一饰物。

此后三个月里，他们常在上野公园的樱花树下讨论时局。

她用钢笔在采访本上记录他关于抗战的预言，字迹工整得像印刷体。

他摘下一朵花别在她发间。

她低头时，花瓣落在他正在校对的《屈原》手稿上。

郭沫若为她赋诗：“相逢何必曾相识，休怪多情似往年”。

于立忱在日记里写道：“他说我的《咏风筝》有大丈夫气概，可我只愿做一只线在他手里的风筝。”

1937年春，于立忱因肺病和报社停薪被迫回国。

告别时，她在银座的松屋百货给他买了一支白金钢笔。

“此去山高水远，愿先生的笔锋永远指向光明。”

她将笔放进锦盒时，手指触到他掌心的茧子。

回到上海后，于立忱住在霞飞路的阁楼里，靠典当衣物度日。

郭沫若托人带给她一沓《救亡日报》的创刊号，报头是他新写的魏碑体。

她在病榻上读着他写的社论，咳嗽声惊飞了窗外的麻雀。

1937年5月的雨夜，贫病交加、孤苦无依又被迫堕胎的她，用一根白绫掐断了自己所有的眷恋。

遗书只有一行字：“如此家园，如此社会，如此自身，无能为力矣。”

郭沫若得知噩耗后，在《断线风筝》里写下：“你飞吧，飞吧，我祝福你的灵魂，超脱了这尘寰的枷锁”。

7月，卢沟桥的炮声震碎了北平的月光。

郭沫若从日本潜回上海，在《大公报》发表《站在民族战争的前线》。

又一次找不到丈夫的安娜，只读到一封字数寥寥的信：“安娜，我此去是为了四万万同胞，待战事结束，定当接你母子团聚。”

这一走，便永无归期。

安娜带着五个孩子在日本艰难度日，因“敌国妻子”的身份受尽歧视，甚至多次被日本宪兵逮捕审讯。

她学会了用野菜做味噌汤，在美军轰炸时用身体护住孩子。

这段跨越国界的爱情，历经磨难与插曲，终究抵不过时代的洪流。

1938年，武汉的一场文化界聚会上，郭沫若见到了于立群。

这个比他小24岁的女子，正站在窗边低吟《离骚》，旗袍勾勒出纤细的腰肢，发间别着一朵白玉兰。

“郭先生的《屈原》，让我想起‘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她转身时，眼里有星光闪烁。

于立群是于立忱妹妹，上海明月歌舞团的台柱子。

郭沫若为她写下《银杏》：“你这东方的圣者，你这中国人文的有生命的纪念塔”，字里行间满是赤诚。

1939年，两人在重庆结婚，新房里挂着郭沫若手书的“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

婚后的于立群，成了郭沫若的贤内助。

她跟着他在防空洞里躲避轰炸，用米汤修补被虫蛀的古籍，甚至在分娩前一刻，还在替他整理《甲申三百年祭》的手稿。

“立群，这字写得比我工整多了。”郭沫若看着她抄录的文稿，笑着捏了捏她的耳垂。她低头拨弄钢笔：“你专心做大事，这些小事我来就好。”

然而，平静的表象下暗藏阴影。

1941年，于立群偶然发现姐姐于立忱的日记，里面赫然写着“和郭先生去江之岛看潮”，“他说我比安娜更懂他的诗”。

她浑身发冷，想起郭沫若每次提到姐姐时的不自然。

婚姻在矛盾中且行且珍惜。

……

1948年8月，安娜带着孩子，历尽艰辛来到香港，见到的却是郭沫若与于立群的新家。

她攥着那张泛黄的船票，沉默良久后说：“鼎堂，孩子们需要父亲。”

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安娜于1949年加入中国国籍，定居大连。

这个痴恋不改的女子，以“无怨无恨，活得快乐是最好的方式”，享年101岁，实现了“死也要葬在中国”的遗愿。

风波过后，郭沫若与于立群相濡以沫，共同经历抗战、内战及新中国成立后的政治运动。

1978年，郭沫若病逝。

于立群整理遗物时，发现了一叠情书。

她终于明白姐姐为何在1937年突然离世——原来早在东京留学时，郭沫若便与于立忱有过一段情，甚至导致她堕胎后抑郁厌世。

“为什么要骗我一辈子？”

于立群对着虚空质问，声音里满是血泪。

1979年那个春日，她在遗书中写道：“人生实难，我已经太累了”，随后追随姐姐而去。

历史的聚光灯下，郭沫若的身影始终模糊不清。

他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也是传统士大夫的后裔；他是浪漫主义诗人，也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在甲骨文中寻找文明的根脉，却在情感世界里迷失了归途。

他复杂的婚恋图谱，深深刻着个人选择与历史动荡的烙印，而那些被命运裹挟的女性，最终都成为了时代巨轮下的叹息。

来源：小马阅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