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1981年的某一日，处于重庆市沙坪坝区歌乐山的白公馆和以往一样，迎来了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作为一处革命遗迹，人们能在此地悼念革命先烈。

在1981年的某一日，处于重庆市沙坪坝区歌乐山的白公馆和以往一样，迎来了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作为一处革命遗迹，人们能在此地悼念革命先烈。

白公馆和普通景点不一样，这里曾关押过革命志士，一踏入便能感受到一股压迫氛围。前来参观的游客心情都很沉重，无人发出声响。

然而，在一张照片的旁边，一位老太太突然放声大哭起来，不管旁边的人怎么劝解，都没法让她停下来。

白公馆景区工作人员听到动静后赶忙过来，担忧老太太再遭遇意外状况，都上前进行劝说。这时，老太太泪流满面、哽咽着说：“晓轩，我回来探望你了。”

工作人员对在白公馆牺牲的烈士情况了如指掌，当听到老太太提及“晓轩”两个字时，他们全都十分惊愕，原因是这个牢房曾是关押革命烈士许晓轩的地方，而摆在老太太眼前的照片，正是许晓轩的……

许晓轩在被捕之前担任重庆新市区区委书记一职，在白公馆内组建了狱中临时党支部，并出任党支部书记。他引领狱中的同志开展地下斗争，最终于1949年11月27日重庆大屠杀时不幸牺牲。

成功从白公馆越狱而出的罗广斌，依据狱中发生的事迹，后来创作出小说《红岩》。这部作品感动了中国好几代人，其中广为人知的主人公许云峰，是以许晓轩为原型塑造的。

直到这时，众人才了解到，那位涕泗横流的老太太名为姜绮华，她是许晓轩的遗孀……

在重庆红岩革命纪念馆里，存有许晓轩于1947年被关押在白公馆看守所期间，写给姜绮华的一封信。这封信于1965年由姜绮华捐赠给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当下在姜绮华老人身旁的部分游客，是了解这件事的。

在不少人的认知里，身为革命烈士的家属，其言语间理应满是刚正威严、雄浑壮阔的表述，抒发对革命必定胜利的憧憬。

事实上，许晓轩所写的信件里，无不流露出对家人的脉脉温情，这是一位被迫与家人分离多年的丈夫，内心对妻子满怀的愧疚，也是一位父亲对女儿深深的想念。

许晓轩在信里这样写道：“……你承受苦难的日子已经很久了，我真的对不住你，可我依旧没办法宽慰你……我能想象到，你长时间沉浸在痛苦之中……”

写作过程中，许晓轩忆起往昔和妻子共度的美满岁月，因未能助力姜绮华求学，他满心愧疚。他期望姜绮华能拥有优渥生活，少些对他的惦念，多关怀孩子，将更多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

没有慷慨豪迈的言辞，仅有绵绵的柔情，不过在语句之中，我们仍旧可以察觉到许晓轩对革命成功的期盼，对未来惬意生活的渴望。

许多到过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的人，都曾被一对恋人的革命爱情故事所打动。大家未曾料到，竟能在这儿见到故事中的一位主人公。

许晓轩命运坎坷，他的父亲极不负责，因欠下债务被非法囚禁后便疾病缠身，年仅46岁就早早离世，那时许晓轩年仅11岁，自此只能与母亲相互依靠、艰难度日。

许晓轩被母亲带回江都镇生活，好在镇上有位和许晓轩父亲交情还可以的私塾先生，先生见许晓轩聪慧且热爱学习，便免费让他到私塾念书，这使许晓轩获取了知识，为日后的革命活动奠定了基础。

许晓轩在青年求学阶段，就极为关注国家的前景与命运。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他结识了于镇上电信局任职的共产党员陈世德。在陈世德的邀约下，他参加了世界语讲习班，还跟着陈世德学习英语。

除了教授众人学习英语，陈世德还向大家讲述苏联十月革命的事迹，让大家了解到在北方有一个政权借助革命实现了强大。这些事使得许晓轩心中萌生了革命的念头。

就在这个时间段，1935年，许晓轩和姜绮华依照中国传统的婚姻模式，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结为夫妇。彼时，许晓轩19岁，姜绮华18岁，在步入婚姻殿堂之前，他们未曾见过彼此。

在那个时期，诸多此类封建婚姻皆满是不幸，也缺少浪漫的恋爱过往，然而这些不幸并未在他们二人身上有所体现。

结婚之后，在许晓轩的兄长许瘦峰引荐下，许晓轩进入由民族资本家荣德生创办的无锡公益铁工厂上班，姜绮华则留在家中操持家务。二人相互理解、相互珍惜，开启了十分美满的生活。

许晓轩所在的工厂属于一家制造成套纺织机械以及部分面粉加工机械的制造企业，在当时的民营机械厂中堪称出类拔萃。

在工作时，许晓轩沉默寡言，做事认真，很受厂长的看重，还不到一年便成了工厂财务方面的主要负责人。

一二九运动在北京爆发后，许晓轩会同部分青年学生走上街头，为北平、上海等地的学生运动摇旗呐喊，还和国民党军警发生了激烈搏斗。

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打响后，上海前线战斗异常激烈，很快就出现了兵工器材和手榴弹等武器短缺的状况。为了增加生产，国民政府兵工署与许晓轩所在的工厂协商，让该厂承接军需制品来支援前线。

因战事吃紧，兵工署致力于确保资金落实到位。而满怀爱国热忱的许晓轩极为拥护政府，毅然决定动员工人为抗日前线制造兵工产品。

可以讲，彼时的许晓轩怀揣着坚定的爱国理念，他觉得众人应当齐心协力投身到抗击日寇的阵线当中。

然而后续的战事结果却有些出乎意料，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上采取消极的抗战态度，特别是在南京保卫战期间，一路撤退，这让许晓轩深感失望。

当形势陡然恶化时，工厂作出决策，把部分机械设备以及所有技术资料迁至武汉，许晓轩也跟着工厂一同迁往武汉。

考虑到故乡被敌人侵占，许晓轩无法再袖手旁观。他在做好日常工作的同时，还踊跃组织职工以“无锡抗日后援队”的名号，参与武汉各界发起的救亡、捐赠、支援前线等活动。

尽管抗日行动开展得如火如荼，当日军逐渐逼近武汉时，国民党军队对于守住武汉仍旧缺乏信心，便下达命令让各机构持续向内地撤离。许晓轩又一次和工人们共同努力，千方百计地把大量机器设备运往重庆。

1939年年初，许晓轩来到重庆，依旧在铁工厂做会计工作。当祖国大片土地沦陷，半壁河山被日寇侵占时，许晓轩对国民政府的抗日决心感到极为失望。

恰在这个时候，通过救国会负责人沙千里的引荐，他结识了青年职业互助会的领导人杨修范，还踊跃投身到互助会的活动当中。

实际上，这个互助会是在我党引领下，组织青年研习革命理论、宣扬抗日救国理念的社会团体。互助会时常举办演讲集会、歌咏竞赛、抗敌表演、街头宣传等抗日救亡活动，这让许晓轩看到了抗日救国的曙光。

因为许晓轩为人真诚，对人热忱，参与活动极为踊跃，不久便成为互助会的核心成员之一。

1939年5月，在杨修范的引荐下，许晓轩自豪地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一员，之后还成为了互助会党团的成员。

许晓轩入党之后，鉴于革命工作的需求，他频繁变换职业。一开始，他在复兴铁工厂工作了一阵子，随后又前往重庆当局所办的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任职。

1939年秋冬之际，抗日战争步入相持阶段，日本侵略者向重庆国民政府抛出“橄榄枝”，妄图诱使国民政府投降。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公然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曾几何时，重庆的街头巷尾布满特务。许晓轩在从事革命活动面临危险之际，为寻求掩护，经他人引荐，于职教社（中华职业教育社）重庆总社担任会计一职。

那时，职教社借了重庆张家花园里一所学校的部分房屋来使用。为了便于开展工作，许晓轩索性住进了单身宿舍，好多人都以为他还没成家。

许晓轩的行李极为简易，除了洗漱用具和被子之外，仅有一只小箱子装着日常用品。

彼时，职教社除了投身教育事业，还踊跃参与民主革命运动。为此，许晓轩每日白天在办公室办公，下班后仍留在办公室继续做事。

另外，许晓轩曾于沙坪坝开办国青年书店，借助爱国书籍向青年群体传播抗日救国的理念。

因为整天都忙着工作，他把赚来的钱要么用在了革命工作里，要么拿去帮同志们解决难题。就像在职业互助会干活的时候，需要用到办公桌，他立马就出钱买了一张写字台。

当许晓轩把精力都投入到革命活动中时，他家的生活陷入了困境，常常连基本的生活开销都难以维持。由于无暇顾及自己的家庭，他的大儿子生病住进了医院，可他因工作异常忙碌，连去探望一下都抽不出时间。最终，孩子不幸离世，他也没能见上孩子最后一面。

因为这件事，许晓轩的母亲曾抱怨他：“你对家里的事儿完全不上心，就跟不要这个家了一样。”

许晓轩满含伤感地跟母亲讲：“我并非不爱孩子，只是工作实在脱不开身。如今帝国主义正在侵犯中国，民族所遭受的苦难如此深重，只有国家存在，我们才会有自己的家。唯有国家繁荣富强，家庭才能安稳宁静。”

姜绮华对丈夫的革命理念既听不明白，也不想去了解，但她清楚，只要是丈夫所从事的事情，那就必定是正确的。所以，她成了家中首个支持许晓轩投身革命的人。

在许晓轩的影响下，他的三妹许永清之后也投身到革命活动当中。

1938年8月，中共川东特委青委作出创办《青年生活》月刊的决定，将其作为面向青年的读物，用以传播革命思想。鉴于许晓轩长期组织青年活动，且具备一定文化素养，他后来成为《青年生活》月刊的编辑，同时负责刊物发行事务，承担了该杂志的大部分工作。

每期稿件编排完成后，许晓轩会将其送至《新蜀报》或《商务日报》的印刷厂进行排版印刷，每期印刷一两千份。这些刊物一部分在内部流通，大部分则被送往生活书店售卖，在当时深受青年人的喜爱。

许晓轩任职编辑期间，亲自动笔撰写了《寒衣运动在重庆》《五四在今年》等文章并予以发表。文章以质朴的话语道出了青年们的心声，使青年对革命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

由于许晓轩在宣传工作方面有着出色的表现，不久之后，许晓轩便被提升为中共川东特委青委宣传部长。1940年，中共重庆市委成立后，许晓轩被调去担任中共重庆新市区区委委员。

和过去的工作相比，当下这份工作常常需要深入基层，尤其是到工厂里去领导并发动群众运动。与之前只在幕后做宣传的工作相比，它更能让人激情澎湃，但同时也面临着更大的风险。

彼时，国民党反动派正接连掀起反共高潮，整个重庆都被卷入白色恐怖的漩涡之中。但这些艰难险阻并未让许晓轩心生畏惧，他依旧为革命事业四处奔走，与国民党反动派展开斗争。

然而，危险在悄无声息中降临到许晓轩身旁。1940年4月，他前往大溪沟21兵工厂分厂，组织党员与群众开展地下斗争，因行踪暴露，被事先埋伏在那里的特务突然抓捕。

因他被捕事发突然，亲朋好友均不知其下落。那时在重庆，常有人员莫名失踪，大家稍加揣测，便明白是国民党特务所为。

许晓轩的亲友带着悲痛愤怒的情绪，恳请许晓轩曾任职的职教社的领导人协助查访。于是，黄炎培安排人前往卫戍司令部与警察局打听，看是否抓捕了一个名为“许晓轩”的人。

不过所获回应皆为“查无此人”。

许晓轩的兄长许瘦峰再度拜访黄炎培，告知他许晓轩的妻子姜绮华目前身处重庆，刚诞下孩子才七八个月，倘若找不到丈夫，怕是难以存活。

黄炎培被深深触动，便放下情面去拜访国民党特务头目徐恩曾。这次，徐恩曾总算承认人在他们手上，关押于望龙门特别监狱。

黄炎培提出让他们释放人，徐恩曾则表示并非自己不愿放人，而是“许先生一直不肯承认错误，因此暂时无法释放”。

那时正值国共合作阶段，加入共产党并非违法之举，何来需要承认的错误呢？

在获悉弟弟被囚禁于望龙门监狱之后，许瘦峰为了和弟弟见上一面，次日清晨便早早地站在监狱前的土坡处等待。

那时，日军的轰炸机恰好飞临，令人揪心的警报声接连不断地响起，众人纷纷跑到防空洞躲避危险，许瘦峰却不为所动。

没多久，一队“政治犯”从望龙门看守所走了出来，他们被几个全副武装的国民党特务押着。许瘦峰看到他们衣着破旧，双手被手铐铐住，迈着沉重的步伐艰难前行。

眼前，弟弟许晓轩头发杂乱，满脸胡茬，要不是那副格外显眼的大近视眼镜，他几乎都没法认出这是自己的弟弟。

仅仅被抓了半个月，许晓轩就被国民党特务折磨得面目全非了。

许瘦峰看向监狱方向，许晓轩则望向远处的小土坡，兄弟俩目光交汇，顷刻间眼眶都红了。然而，因为特务看管极为严格，根本不许他们相互靠近。

许晓轩冲大哥点头示意，告知对方此地平安无事，没过多久便被押走了。

虽然众人始终向姜绮华隐瞒许晓轩被捕入狱之事，但这消息还是很快被姜绮华知晓了。彼时，女儿许德馨刚刚出生八个月，她又怎能承受这样的消息呢。

尽管她未曾投身革命，也对政治一窍不通，但她心里清楚，那些被国民党特务抓走的人，基本没什么活着出来的可能。她只是个女子，对外界情况一无所知，根本没办法营救丈夫，这可让她怎么办才好呢？

极度悲恸之中，她患上了严重的肺病，卧病在床，这一躺便是三年。在患病的三年里，姜绮华的身心背负着沉重压力，有时她也萌生出结束生命的念头，觉得如此便能解脱一切。

然而，她还有个女儿需要她照料，要是她离开了，女儿该如何是好呢？

倘若有朝一日丈夫出狱，却不见自己和女儿，该会多么难过。姜绮华明白，如今她们母女二人是许晓轩在狱中坚定斗争的精神支撑，她绝不能垮掉。

许晓轩刚遭逮捕时，夫妻俩还能够借助某些途径互通书信。例如，许晓轩找人捎话给家人，告知他们一种秘密通讯办法。即让亲人在收到他的信件之后，于每月1号或者15号，在《和平日报》的广告栏内连续一周刊登“寻人启事”，启事内容为：“庆辰吾弟，自你离家，已有数年，老母亲想念儿子，妻子盼着丈夫，望速速来信，转至××处。兄泰贞白。”

许晓轩在监狱中瞧见报纸广告里的地址后，就找人依照那个地址去取信件，借助这些办法就能和家人取得联络。

许晓轩每次给家人写信时都会提及：“我身体状况不错，生活也还可以”，用这样的话宽慰家人，还反复跟家人讲：“只希望大家生活美满，有所发展，不用挂念我。”

许晓轩获悉亲人正想办法营救他，国民党特务提出的释放条件是让他承认自己的罪行。于是，许晓轩用铅笔在一张包香烟的薄纸背面写下“宁关不屈”四个字，以此表明自己的决心。后来，这张字条作为国家一级保护文物，被珍藏在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里。

大约是在狱中斗争最为白热化之际，许晓轩立下了“遗言”。他嘱托哥哥告知自己的妻子姜绮华，自己或许无法走出牢狱，让她尽早做好打算，但一定要在女儿长大之后，把女儿送到他的老友那里接受教育。

从话语之中能够看出，即便他身处牢狱，仍然期望自己的女儿接受革命方面的教育，日后继承自己未竟的革命志向。

直至1941年10月，许晓轩被转送至贵州息烽监狱后，就和家人失去了联络。

彼时，数辆国民党军车搭载着众多革命志士，其中有许晓轩，马不停蹄地朝着位于贵州息烽县阳坝镇的息烽集中营驶去。

许晓轩下车后，这才看清此地，简直如同人间地狱。那时，息烽县人口不过两千有余，可国民党在此驻扎的特务数量却高达一万五千人。

集中营四周群山连绵，顺着起伏的山坡筑起了三道高高的围墙。此外，监狱周边分布着数不清的大小碉堡，想要从这里逃脱几乎是不可能的。

被囚禁于此处的人皆被国民党当局视作重要政治犯。许晓轩被关在名为“斋房”的监狱，该监狱共有34间牢房。在此地，众人不能使用真实姓名，只能用数字编号代替，许晓轩的编号是302号。

许晓轩抵达息烽监狱之际，监狱主任是周养浩。此前，周养浩的前任监狱长对犯人施以惨无人道的折磨，部分重要人物甚至被折磨致死，这激起了狱中难友的反抗。戴笠担心事情闹大，便安排周养浩到息烽监狱开展监狱改革。

周养浩是个机灵之人，他明白与囚犯产生对立没什么益处，弄不好还会丢了官职。原先的监狱长每日让难友们有一小时的放风时间，周养浩则改成上午、下午各放风一小时。

周养浩为了敛财，竟想出在监狱里开办工厂的主意，安排犯人们参与劳动，美其名曰以劳动改造犯人。

狱中党组织内部就同志们是否参加劳动一事出现了分歧，一部分人觉得应当与敌人战斗到最后。然而，许晓轩等人分析了敌人的意图和狱中的局势后，认为即便身处狱中，也应当贯彻党中央针对白区隐蔽工作者制定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这十六字方针。

从某种程度来讲，难友们在劳作过程中，锻炼了自身的体魄，实际上更有助于开展斗争。狱中党组织最后做出决定，除了那些已经公开暴露身份的人员之外，其余同志均可参与劳动。

许晓轩最初被分到木刻部，那时周养浩在监舍外面种了两棵核桃树，他晓得许晓轩有学识，便让他在两棵核桃树上分别刻下“忠党爱国”和“先优后乐”这几个字。

许晓轩迅速在一棵核桃树上刻下“先忧后乐”四个字，接着下来时佯装不小心从梯子上跌落，手也被划破了，周养浩便不再要求他写“忠党爱国”这几个字。

如今，于贵州息烽集中营旧址内，那棵刻着“先忧后乐”字样的核桃树依旧高大笔直，上面的字迹清楚明晰，使人们不禁回忆起几十年前一位共产党人的豪情壮志。

于监狱之中，和敌人的较量既漫长又艰难，然而许晓轩始终未曾停下抗争的脚步。

曾经有一回，有个叫文泽的难友对特务的凶狠残暴心怀不满，拒绝出去参加劳动，结果被特务狠狠地揍了一顿，还一度晕了过去，倒在地上。

此时，许晓轩再也难以忍耐，立刻站出来，与敌人当面争辩，他大声说道：“你们还有一丝人性吗？你们这般胡来，还不如直接把我们枪毙！”

集中营里关押的政治犯个个都是“重要人物”，实际上，那些本想枪毙他们的人自讨没趣，最后只能放弃。

许晓轩时常激励众人，每到危急关头，他便激励大家：“越是紧要的时刻，我们越要让敌人明白，共产党人是坚如磐石的。”

事情过后，许晓轩主动去找文泽，对他在和敌人斗争期间展现出的英勇表示认可，并且跟他说：“我们在这种特殊的环境里和凶狠的敌人战斗，除了要有勇气，还得留意策略，要注重斗争的技巧。”

这乃许晓轩的斗争之计，不急于在一时争出胜负。于息烽监狱里，许晓轩每日除劳作之外，还会抓紧余下的时间刻苦学习。

经过三年的自我学习，许晓轩竟能熟练运用英文，还能翻译普通的俄文，这般毅力与天赋着实令人惊叹。倘若处于和平时期，许晓轩无疑会成为一名出色的翻译人才。

实际上，许晓轩学习外语是带有明确目的的。由于监狱里的看守对外文一窍不通，他掌握了外文后，便能够以“堂而皇之”的方式在监狱中传递信息。

某一日，敌人察觉到他正在和罗世文交谈，马上靠过去聆听，企图从谈话里获取情报。结果靠过去后才发觉，两人叽里呱啦说了一大串他们听不懂的话语，只好无趣地离开了。原来他俩讲的是俄语。

在许晓轩的倡导下，不少难友也跟着他学习外语。后来有难友回忆道：“许晓轩为人和善，乐于助人，不管是谁想学外文，他都会热忱地传授。”

有谁能够料到，80年前于国民党的监狱里，居然兴起了一股学习外语的热潮！

更令人费解的是，许晓轩还会抽出时间阅读《孙子兵法》这类书籍，难友姜士豪感到困惑不已，都到这时候了，敌人的利刃都已架在脖子上，读兵法能有什么用处呢。

于是满是好奇地向许晓轩发问：“你为何连这类书籍都阅读？”

许晓轩作出解释：“我们从事政治工作的人，只要有空闲，各类书籍都得阅读。既然来到这里，就要安心下来，要充分利用时间，为日后建设社会主义筑牢根基。”

由此可见，许晓轩对革命胜利满怀信心。果不其然，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中国抗战赢得胜利，这可是许晓轩多年来一直期待的事啊！

8月28日，毛泽东亲自前往重庆参与谈判，这一消息传至监狱时，难友们个个都欣喜若狂。

许晓轩满脸喜悦地讲道：“黎明即将来临。”众人皆认为国民党打算释放政治犯了。

然而，抗日战争取得胜利之后，国民党反动派不仅没有释放人员的打算，反倒蓄意挑起内战。他们不但未释放人员，还在暗中对一些政治犯实施秘密处决或转移到其他地方关押。

截至1946年7月，军统的息烽监狱被裁撤，许晓轩等72名“政治犯”被转移关押至重庆“中美合作所”白公馆，这些人皆被国民党反动派视为案情重大的政治犯。

许晓轩清楚，全新的斗争局面即将开启。鉴于狱中斗争的需求，许晓轩、谭沈明、韩子栋等人共同组建了狱中临时党支部，许晓轩出任支部书记。

1948年4月，国民党特务炮制了《挺进报》事件，大批重庆地下党成员被捕，《挺进报》负责人陈然也在其中。

陈然是位极其出色的人物，《挺进报》从撰写稿件到刻版书写、油印工作全由他独自承担。在重庆这样的地域，能够发行几千份实属相当困难之事，而且对重庆的革命斗争产生了极大影响，国民党反动派更是对陈然痛恨到了极点。

彼时全国战场态势极为乐观，为让难友们能第一时间知晓全国解放战争动态，许晓轩采纳陈然提议，准备在狱中继续编办《挺进版》。

在当下，这都是难以想象之事。于关押“政治犯”之处创办革命报刊，且不说缺乏印刷条件，一旦被抓，便会有性命之忧。

不过，这些情况对于陈然而言，都算不上问题。陈然借助同样被囚禁的将领黄显声传来的报纸，将有关解放战争的消息，用铅笔抄在香烟纸上，纸上写着“挺进报，第一期，白公馆出版”，并在监狱中暗中传阅。

难友们拿到这份特殊的“挺进报”，备受激励。许晓轩在看到狱版《挺进报》后极为欢喜，为避免暴露，他要求陈然去掉刊头，不标注期数和日期，并且一定要用仿宋字书写。

为避免意外状况发生，他还鼓动难友们都去学习书写仿宋字，如此一来，就算事情暴露了，也无从知晓刊发者是谁。

然而，危险终究还是降临了。某一天，一位名叫宣灏的青年难友在阅读狱版《挺进报》时，被看守特务杨进兴察觉。宣灏迅速把报纸往嘴里塞，可还是被杨进兴夺了过去，接着被拖出了牢房。

杨进兴瞧了瞧纸条上的内容，顿时大吃一惊，难不成是共产党在国民党的监狱里办起了报纸？

宣灏遭遇了集中营里臭名昭著的大特务杨进兴的折磨，此人凶狠残暴、嗜杀成性。他拿着皮鞭抽打宣灏，逼问纸条的来源。

宣灏明白是由于自身缘故导致事情暴露，所以坚称是自己所写，这让杨进兴下手愈发凶狠。

就在这个时候，许晓轩自楼下的一间牢房中发出了愤怒的咆哮：“停下！那张纸条是我写的！”

杨进兴怒不可遏，气冲冲地走到许晓轩的牢房前，叫嚷道：“怎么又是你！许晓轩，给我出来！”

不过许晓轩毫无惧色，抬头挺胸地从牢房里走出来，接着被押进特务办公室。

不久后，看守长陆景清也来到了特务办公室。他瞧见香烟纸上写着这样的内容：“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于石家庄周边召开……毛泽东主席向全会作了报告……”

一股无名火瞬间蹿了上来，要是这事传到上级耳朵里，他肯定没好下场。于是，他马上命令手下展开搜查，看看还有没有类似的纸张。

因为制作非法版本“挺进报”的活动均是秘密开展的，陈然写好之后，便将相关物品妥善收藏起来，所以敌人搜查一番后一无所获。

陆景清随即走到许晓轩跟前，要求许晓轩写几个字，以确认是否的确是他所写。

许晓轩曾经从事过报刊相关工作，还在息烽集中营做过一段时间木刻，随后他从容地拿起办公桌上的铅笔，写下几行仿宋体的字。

特务们拿着狱版《挺进报》，将其与许晓轩的字迹比对，没发现明显差异，便觉得十分相似。

陆景清再度询问他消息的来源，许晓轩明白不能将黄显声将军供出来，便声称是在放风期间，他独自溜进办公室看到了报纸才得知的。

特务们因未能抓捕到更多人而深感失望，毕竟面对许晓轩这个“棘手人物”，他们无计可施。

许晓轩向特务们宣称：“你们向上汇报把我枪毙好了！我始终都是一名共产党员！”

陆景清同样忧虑将事情闹大，从而遭到上司的责备，于是干脆表示：“谁都不许再提及那张纸条！今日暂停放风。”

此次许晓轩赢得了胜利，难友们对他愈发敬重。然而，许晓轩却遭特务施以处罚，被戴上沉重脚镣，关进地牢长达一星期，每日仅供给一碗盐水。

伴随国民党军队于正面战场接连溃败，国民党反动分子把黑手伸向了囚禁于监狱里的革命勇士。

罗世文和车耀先被秘密杀害后，众人察觉到情况危急，于是许晓轩决定拟定越狱计划，以此实现自救。

许晓轩对白公馆进行了细致观察，发觉这里戒备极为严密。它三面紧紧靠着岩壁，仅有一面设有出口，而且出口周边布满了围墙与电网，沿着围墙还设置了岗哨，日夜进行看守。

除了看守所内有特务之外，外面还驻守着1800多名国民党军队，若要组织集体越狱，难度仍然非常大。

狱中党支部的成员经过多次研讨后作出决定，觉得众人不能在监狱里坐以待毙，要是无法集体越狱，那就选择单独越狱，能成功逃脱一人算一人。

通过一番观察，许晓轩认为韩子栋是最适合越狱的人。这是由于韩子栋长久以来在敌人面前佯装成疯傻模样，敌人都以为他是被殴打致傻，所以并不担心他会逃跑。甚至在去镇上采购物品时，还会让韩子栋帮忙搬运东西。

许晓轩与党支部随即做出决定，让韩子栋寻找时机逃离出去，接着将监狱里的状况向党组织汇报，请求党组织协助开展营救工作。

此前，韩子栋凭借能够进出监狱的便利条件，绘制了一张白公馆周边的简易地图，并交给了许晓轩。许晓轩告知韩子栋：“逃出去之后得设法乔装打扮，认准一个方向，往山峦多的地方奔。”

1947年8月18号，韩子栋瞅准敌人没留意的时机，顺利越狱逃脱，把监狱里的状况向党组织作了汇报，党组织于是筹备开展营救行动。

在等待组织救援期间，许晓轩于监狱里也多次谋划集体越狱，但均因条件不具备而未能成功。

在这种情形下，敌人要求许晓轩承诺不再越狱逃走，他则回应道：“我们共产党人不会向你们作出任何保证。”

作为一种惩罚措施，特务们安排他去打扫厕所。不过，敌人们心里也清楚，许晓轩在监狱里称得上是“狱头”，只要能把他制服，管理起来就会轻松许多。有一日，一名特务来到牢房，跟许晓轩说道：“打扫厕所太脏啦，我们打算请你担任会计一职。”

许晓轩曾有过担任会计的经历，明白会计工作相对轻松，无需从事又脏又累的活儿。然而，面对敌人的拉拢示好，他十分不屑，戏谑道：“我对倒马桶、打扫茅房很有兴致。”

在碰了个软壁之后，敌人依旧不死心，还邀许晓轩去赴宴，并且表示：“我们计划放了你，还会给你介绍教书的工作。”

许晓轩清楚敌人不会平白无故发善心，必定是怀有某种目的，所以并未受到诱惑，回应道：“我早已习惯了监狱里的饭食，至于工作，等毫无条件地放我出去之后再谈吧！”

可以说，许晓轩对“重生”满怀憧憬。有一回，许晓轩和难友到外面做苦力活，返回监狱时，捡到一棵石榴树苗，随后带回白公馆，种在了监狱的放风坝上。在难友们的悉心照料下，到解放后那树苗已长成一棵粗壮的石榴树。

但面对敌人的引诱，他始终不会屈服。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宣告成立。不久之后，人民解放军朝着大西南挺进，重庆也即将迎来解放的曙光。

恰在此时，蒋介石居然在11月14日从台湾飞抵重庆，亲自主持安排对那些被囚禁的革命者实施大屠杀。

在生死攸关之际，许晓轩向难友们讲道：“要是到我临终之时，敌人询问我有何需求，我便会说，我要阅览当日的《新华日报》，看过之后便死而无憾了。”

特务到牢房来叫他时，他将自己的棉衣脱下送给了难友，接着留下遗言：“烦请转告党组织，我已做到了党组织所教导我的一切……”

当许晓轩迈向刑场之际，以轻蔑的眼神注视着刽子手，接着说道：“你们这帮坏蛋没几天好活了，人民马上就要审判你们啦！”

当刽子手端起枪的那一刻，许晓轩大声呼喊：“中国共产党万岁！”“新中国万岁！”

枪响之际，许晓轩随着枪声倒在了一片血泊之中。

仅仅过了三天，重庆获得解放，解放军迅速奔赴渣滓洞和白公馆，结果发现，仅有少数同志幸运存活，多数同志都不幸牺牲。

党组织迅速安排人员去收殓牺牲烈士的遗体，在收拾遗体的过程中，发现许晓轩烈士的双手依旧被手铐牢牢铐住。

许晓轩被囚禁期间，他的妻子姜绮华始终未曾放弃对他的营救。上海解放之后，她愈发留意重庆方面的消息，期望重庆能早日解放，让自己的丈夫活着归来。

然而重庆获得解放后，她才得知丈夫牺牲的噩耗。面对这毁灭性的消息，姜绮华一下子就精神崩溃了，旧疾复发，甚至无法前往重庆认领丈夫的遗体。

待身体康复之后，她仍旧不敢前往重庆，生怕看到任何与许晓轩相关的事物。每次谈到丈夫，她都会悲痛万分，始终不愿相信自己的丈夫已经离世。

每当思念起丈夫，她都会拿出许晓轩最后寄给她的信读一读，就好像丈夫仍在持续给她写信一样。

1963年，重庆中美合作所美蒋罪行展览馆建成后，向烈士的家属发出倡议，期望收集烈士留下的物品，从而更有效地宣扬烈士们的英勇事迹。

虽然内心满是不舍，1965年，姜绮华还是把那封信捐给了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她清楚，许晓轩并非仅属于她一人，更是国家的勇士。

1981年，年逾六旬的姜绮华身体状况愈发不佳，她这才鼓足勇气前往重庆白公馆，也就是曾关押过许晓轩的地方一探究竟。

她哭着说道：“晓轩，我回来探望你了。”这一幕让在场众人都为之感动。

谨用这篇文章，缅怀那些为新中国诞生浴血捐躯的革命英烈，因为有你们，我们才拥有了幸福的生活。

来源：山林间穿梭的野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