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把沈喻氏供称死者口鼻流血，改为七窍流血；银针未用皂角水擦洗，加上已用皂角水擦洗；因我舅父说初五日我父在南乡詹家，即将秀姑所供初五日授予流火药，改为初三日授予毒药。

县官刘锡彤自恃朝中有人，与知府之关系又密，认为案经上详，即可定谳（审判定罪）。

当时，杭州知府陈鲁（伯敏）翻阅原详，见我父并未承认，就叫把全案人犯案卷解府复审。

十月二十日，我父和秀姑、沈喻氏、喻王氏及我的母亲以及其他有关人证，都被解到杭州。

刘锡彤亲到杭州打点，解送杭州府的原供都作了捏造修改:

把沈喻氏供称死者口鼻流血，改为七窍流血；银针未用皂角水擦洗，加上已用皂角水擦洗；因我舅父说初五日我父在南乡詹家，即将秀姑所供初五日授予流火药，改为初三日授予毒药。

知府陈鲁是军功出身，看不起读书人。他早知我父惯作谤诗，毁谤官府，认为其是一个不守本分的人。况且，仓前镇粮户闹粮的事，他也知是我父为首。

清末杭州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这时，又有刘锡彤先入之言，故此案一解到府里，即不容我父置辩，第一次审问，即用刑逼供。

秀姑因有供在先，不敢翻供。沈喻氏听秀姑诬供毒药是我父所给，亦改供说在品连死时见死得可疑，即盘问秀姑，秀姑说是杨乃武叫她下毒的，与在县原供及到县喊告之呈词，完全两歧。

陈鲁并不究问，却用严刑逼问我父，跪钉板、跪火砖、上夹棍，几次昏去。一连几堂，我父熬刑不过，只得诬服，混供曾至秀姑家给予毒药，嘱其毒死本夫。

陈鲁又逼问毒药从何而来，我父说前次到杭州回余杭路过仓前镇，用40文钱买了一包红砒，说是毒老鼠的。问他在哪个店里买的，店主叫什么，我父说在爱仁堂药铺，店主叫钱宝生。

陈鲁取得我父口供后，不传钱宝生来对质，却叫刘锡彤于二十七日改回余杭传讯钱宝生，讯问他卖砒经过。

刘锡彤在传讯钱宝生之前，恐怕钱宝生不肯承认，就和一个曾任杭州府幕客的仓前人章濬（即章纶香）相商。

章纶香当时是余杭的训导，为余杭绅士中的一个头儿，平日与我父亦合不来，我父写的谤诗中也曾骂过他。

其当即向刘锡彤献计，由他先写信通知钱宝生，叫他大胆承认，决不拖累。如果不承认，有杨乃武亲口供词为凭，反而要加重治罪。

钱宝生到县，刘锡彤问他卖砒经过，钱宝生说这个月并没有看见过杨乃武到仓前，更没有卖过砒霜。说爱仁堂是个小药铺，铺里并没有砒霜。

刘锡彤一再威逼骗诱，钱宝生以确无此事，还是不肯承认。而且说他的名字也不叫钱宝生，是叫钱坦，从来没用过钱宝生这个名字。

钱坦有个弟弟钱垲，听说他哥哥被捉到县里，即赶来打听内情，设法营救。

他知道陈竹山和知县官熟识，就去恳托陈竹山进县里说情，陈竹山陪钱垲走到县衙门房时，刘锡彤正在花厅上讯问钱坦，不便进去，就在门房里叫门丁沈彩泉把我父在府里的原供要来看看。

门丁进去把刘锡彤抄来的我父原供给陈竹山看，陈竹山见供词上是说买砒毒老鼠之用，即对钱垲说，主犯所供买砒是为毒老鼠用的，卖砒的药铺并不知道是毒人，故承认下来，没有什么罪，至多是杖责，不承认，反而有罪。

如果承认，可请县里给张无干的谕帖，这样就不会有拖累了。陈竹山正在与钱垲商议此事，钱坦退下来了。

钱坦见到他弟弟钱垲就说，县官逼迫他承认卖过砒霜给杨乃武，他没有卖过，怎么可以承认呢？

陈竹山就走上去照方才和钱垲商议的话，劝钱坦承认。并说他可以代为说话，请县里出给他无干谕帖。钱垲也劝他哥哥承认。

钱坦听他们这样一说，就答应了，当即就在门房里出了一张卖砒的甘结。

陈竹山拿了甘结进去见刘锡彤，刘锡彤见取得甘结，也就给了钱坦无干的谕帖。刘锡彤骗得了钱宝生卖砒甘结后，即日送府。

陈鲁即据供词及甘结定案，按律拟罪：

“葛毕氏凌迟处死”“杨乃武斩立决”。

法国记者拍摄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陈鲁严刑逼供，草率结案，此事立即哄传全省。

当时，距离乡试结束还不久，我父亲就是这一年八月乡试时，考取第四十八名举人；

而许多乡试没有考取的生员，对考取的人本来就心怀妒忌，听到新科举人中出了谋夫夺妻的凶案，全都幸灾乐祸，奔走相告。

还有出入官府的一些士绅幕客，平日不直我父之为人者，也都推波助澜，众口一词，指我父为十恶不赦的大坏人，都以早日看处斩为快。

这时，我一家六口，家破人亡的惨祸已在目前，我母亲日夜啼哭，双目尽肿。我姑妈杨菊贞（叶杨氏）知我父是受刑诬服，即到处奔走设法要救我父一命。

她在城隍山的城隍庙求了一个签，签诗说：

“荷花开处事方明，春叶春花最有情，观我观人观自在，金风到处桂边生。”

城隍山的测字先生解释说还有救星，到荷花开时，冤情就可以明白；桂花开时，人就可以平安归来。

她又去扶乩，乩坛批了两句诗：

“若问归期在何日，待看孤山梅绽时。”

这些当然都是无稽之谈，但是旧社会是讲迷信的，我姑妈自幼与我父相依为命，今见我父罹此奇冤，悲愤万分。

她问沈喻氏，知她在县里和府里口供都不一样；问钱坦的母亲和爱仁堂伙计，都说没有卖过砒霜，冤情很明显。恨这些瘟官对老百姓太残忍，把人的性命看得不值一根草，拼死也要为弟弟申冤，就准备上省告冤状。

我母亲这时生了我哥哥荣绪，前清规定女人不能递呈告状，就请我舅父詹善政作“抱告”，到省里向臬司、藩司、抚台衙门投状告冤情。

这时，杭州知府陈鲁已将此案详报按察使署。

这个按察使也是一个只晓得做官弄钱的糊涂官，案子到了按察使署，只过了两堂，即认为原审无误，照原拟罪名详给巡抚定谳。

随后，此案就到了巡抚衙门，当时浙江巡抚杨昌濬派臬台会审，在审问时，不问案情真假，一味庇护府县原判。

我父一再供称并无在仓前爱仁堂买砒霜之事，前系畏刑乱供。杨昌濬派了个候补知县郑锡滜做密查委员，到余杭去密查。

委员未到，刘锡彤就知道了讯息，先与幕客商议，作好了布置。叫陈竹山先去通知钱坦，叫他按前具甘结承认卖砒是实。

委员到余杭并未进行密查暗访，仓前镇也未去，只找钱坦谈了一谈，钱坦承认卖过砒霜，就算密查确实。

而后，刘锡彤又重贿委员，盛席招待。委员就住在县衙里，竟听一面之词，以“无冤无滥”会同刘锡彤禀复。

杨昌濬也就认为案情确实，即依照杭州府原拟罪名断结，勘题上报。

在清代，巡抚是最后一审，至此已是铁案难翻，只要刑部回文一到，就要立即执行。

巡抚审问结案后，我父“谋夫夺妇”的恶名，即传播京师。浙江在京的一些官员，听到本省士人中竟发生这样的事情，认为“奇耻”，无不痛骂我父，唯恐其不速正典刑。

他们哪里晓得，这里面有似海冤情呢？

我母亲及戚属都认为没有生望了，只有我姑妈仍不死心，入狱探监，与我父相商，决定上京告“御状”。由我父自拟呈词，历叙冤情及严刑逼供屈打成招的经过。

同监的犯人很多，也鼓励我父上控，写呈词没有纸笔，有个监视我姑妈探监的狱卒，很同情我父，设法弄来纸笔。

我父将呈词拟好，交给我姑妈带出，由我父亲的舅父姚贤瑞作“抱告”，陪同进京。

于是，我姑妈和我母亲带着我哥荣绪，身背黄榜（冤单），历尽千辛万苦，走了两个多月，才到北京，向都察院衙门控诉。

不料，都察院问也不问，即将她们押解回浙，仍交巡抚杨昌濬审理。杨昌濬仍交原审各官审问。

这些问官，恨我姑妈上控，提审时不待我父开口辩冤，即用重刑威吓。秀姑更不敢翻供，因此仍照原拟断结，这次“御状”是白告了。

当时，浙江有个京官叫夏同善，丁忧期满要回京，杭州胡庆余堂胡雪岩为他饯行。

胡雪岩有个西席吴以同作陪客，吴以同是我父的同学同年，知道我父此案有冤情，就在席间和夏同善谈起这个案子的曲折情况及我父平日为人。

夏同善记在心里，答应回京相机进言。

此时，我姑妈第一次告“御状”失败了，仍不死心，决定第二次上京去告。去之前，我父亲从狱中告诉我姑妈先去看在杭州的几个好朋友。

一个是汪树屏，汪在白尼山汪家很有名，他的祖父在京里做过大学士，哥哥汪树棠也在京里做官。另一个就是上面所说的吴以同。还有一个是夏同善的堂弟夏缙川，是个武举。

这三个人都是我父亲要好的朋友。我姑妈去看这三个人，他们都热心帮忙，并且写了信，叫我姑妈到京里找夏同善。

吴以同还介绍我姑妈见胡雪岩，胡雪岩帮助了到京的路费和到京后的用度。

1874年9月，我姑妈和我母亲偕同“抱告”姚贤瑞第二次又上北京。到了北京，先去求见夏同善，夏同善夫妇接见了我的姑妈，她向夏夫妇哭诉冤情，及府县州官严刑逼供情况。

夏同善答应设法帮忙，介绍我姑妈遍叩浙江在京的一些官员30余人，并向步军统领衙门、刑部、都察院投递冤状。

接着，夏同善又商之于翁同龢，翁同龢也很表同情，就把本案内情面陈两宫太后，请皇上重视此案。

因为有了一些同乡京官帮忙说话，这次没有押解回浙。西太后下了一道谕旨，叫刑部令饬杨昌濬会同有关衙门亲自审讯，务得实情。同时，又叫御史王昕到浙江私访。

杨昌濬奉谕后，没有再交原审官审问，而委派湖州知府许瑶光等审问。

清代上堂会审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许瑶光审问时，没有动刑，叫我父及秀姑照实直说。我父知道一定是我姑妈去告御状告准了，于是尽翻前供。秀姑也翻了供，当堂呼冤，供说并无毒死乃夫之事，并供出刘子翰奸污、何春芳调戏及阮桂金串供等情。

但是，审了两个多月，许瑶光不敢定案上复，一直拖延审问时间，未能讯结。御使王昕从浙江余杭私访回去后，知道此案有冤屈。

但杨昌濬专横跋扈，地方官吏都怕他，不敢违反他的意旨办事。给事中王书瑞上疏，奏请另派大员往浙审办此案，即派了一个礼部侍郎胡瑞澜提审此案，

胡瑞澜当时放浙江学政，得到上谕，开始尚不敢承办。因为他知道巡抚决定的案子，是不好轻易改动的，曾经奏请另派大员提审。

可是上面不准，仍是叫他认真把此案审理清楚。杨昌濬得知钦派胡瑞澜提审此案后，就向胡威逼利诱，说此案已经反复审问多次，无编无枉，不宜轻率变动。如果有所更改，不仅引起士林不满，地方负责官吏，今后亦将难以办事。

同时，他又向胡瑞澜推荐宁波知府边葆诚，嘉兴知县罗子森，候补知县顾德恒、龚世潼，帮同审理。

刘锡彤得知钦派大员提审，即多方重金行贿。这时，许瑶光承审此案，尚拖延未结，得知钦派胡瑞澜提审，即停止审讯。

胡瑞澜提审是在会审公所，第一次由胡瑞澜向犯人、证人问了一下，以后几次审讯都是由宁波知府边葆诚发话讯问。

边葆诚是刘锡彤的姻亲，又是杨昌濬的同乡，第二次提审时，见我父与秀姑翻供，即喝令差役大刑伺候。

我父一再请求调钱坦对质，边葆诚坚执钱坦卖砒甘结为凭，斥我父枉求脱罪，喝令用刑，日夜熬审，各种刑具都使用了，最后一堂两腿均被夹折。秀姑也十指拶脱，最后一堂还用铜丝穿入乳头。

我父及秀姑熬刑不过，仍都诬服。画供时，已气息奄奄，神志模糊，无法自己画供，由两旁差役拿起我父的手，捺上指印。秀姑也是如此（以后传说我父亲在画供时，用蝌蚪文画上“屈打成招”四字，又说画了三个口字，都不是事实）。

胡瑞澜复奏时，对刘子翰的强奸，何春芳的调戏，都一概不提，却说没有刘子翰这个人。

刘锡彤有个大儿子叫刘海舁，于一年以前已经回原籍去了，不在余杭。其实，刘子翰是在案子发生后才离开的，胡瑞澜是有意为之开脱。

钦差审结，依样画葫芦。我父仍是拟“斩立决”，秀姑拟“凌迟处死”。

至此，我父知是决无生望了，在狱中作联自挽云：

“举人变犯人，斯文扫地；学台充刑台，乃武归天”。

因胡瑞澜是个学台，根本不知理讼，所以说他学台充刑台，冤狱难以平反。

胡瑞澜承审此案，照原拟罪名奏结后，地方士绅奉承胡瑞澜“明察奸隐”，“不为浮议所动”，“不负皇上委任”；原审此案之大小官员，更是如释重负。

刘锡彤在杭州勾结一些豪绅出面设席宴客，连日不断。陪审官边葆诚、罗子森等，更加得到杨昌濬的赏识。

这批湖南帮的大小官员都认为，从此铁案如山，不会再有反复了。

来源：子名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