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他是慈禧御赐黄马褂的“展勇巴图鲁”，是虎门炮台群的铸造者；他也是潮汕百姓闻之色变的“方大人”，是清乡令下血染土地的强权化身。

他是慈禧御赐黄马褂的“展勇巴图鲁”，是虎门炮台群的铸造者；他也是潮汕百姓闻之色变的“方大人”，是清乡令下血染土地的强权化身。

他更是在韩江之畔围海垦田、创立“广裕村”抚民，捐建数百书院兴学的督军。

方耀(1834—1891年)，又名方辉、方照轩，潮州府普宁县洪阳西村(今广东省普宁市洪阳镇)人。出身行伍，以剿太平军发迹，官至广东水师提督。

方耀，这位集宠臣、悍将、屠夫、拓荒者、教育家于一身的晚清广东水师提督，在其58载跌宕生涯中，于南粤大地留下了功过难论、毁誉交织的浓重烙印，成为解读清帝国末世治理与地方创伤的一把复杂钥匙。

清咸丰元年（1851年），年仅十七岁的方耀，便在其父方源于普宁洪阳所率的乡团中担任副官，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

咸丰六年（1856年），当父亲被太平天国兴王陈金缸部围困于高州，年轻的方耀展现出非凡的组织与胆识。

他星夜驰回普宁故乡，凭借个人声望与乡情纽带，竟在短时间内募集了上千乡勇，挥师救援。

此役，他不仅救父脱险，更以勇猛著称，初露峥嵘。这是他传奇生涯的起点，也是他投效清廷、步入国家军事体系的敲门砖。

战场之上，方耀如同出鞘利刃，锋芒毕露。他追随清军围剿太平军，凭借赫赫战功，从基层的把总、都司，一路擢升参将、副将。

咸丰十一年（1861年），他在高州大败陈金缸，清廷因其“谋勇冠军”特赐“展勇巴图鲁”勇号，这是满语勇士的象征。

一场关键的战役发生在同治二年（1863年）肇庆。当时方耀率军八千，围攻太平军营垒。

史料记载，太平军将领郑金为求生路，竟斩杀了自己的主将陈金缸，以其首级向方耀献降。

此役成为方耀军功簿上的重要一笔，他被“升为副将，加总兵衔”，迈入了清军高级将领行列。

同治四年（1865年），在福建平和与太平军作战受挫，一度被革职，但这并未结束他的军旅生涯。

复职后旋即高升，同治七年（1868年），时年三十四岁的方耀，被调任为潮州镇总兵，成为这片土地的最高军事长官。

这标志着他人生的重心，开始与潮汕地区紧密交织，其个人命运也在此后二十多年间与这片热土的荣辱兴衰深深绑定。

上任潮州不久，同治九年（1870年），方耀便奉两广总督瑞麟之命，开始了他最受争议，也最令潮汕民间刻骨铭心的历史任务——清办积案。

此时的潮汕，政局动荡多年，盗匪横行、土豪割据、抗官拒粮、海盗勾结等陈年积案堆积如山，官府权力难以深入基层。方耀的决心如铁：“乱世必用重典。

潮州沉疴日久，唯有大刀阔斧，方能廓清地方！”

他带着精锐亲兵，如同犁庭扫穴般深入潮汕各县各乡。积案卷宗堆积如山，他的手法极为强硬。

凡被认定为“著匪”、“抗官抗租者”、“土豪海盗”，皆施以雷霆手段。

他不讲情面，不论出身，手段狠辣迅捷。史料记载，“数年间，讯结积案千余起，惩办著匪三千余名”，“严办著匪乡四十余处，饬拿著名土豪八十余人，均经悉数严治，并无漏网”。

潮汕民间称此为“方大人办清乡”，其威名足以让小儿止啼。

不少民间传说也与之相关，如火烧澄海外砂某些涉匪严重、顽强抵抗的乡村，智杀横行乡里的“潮阳沙陇乡霸”，以及广为流传的“方耀站在高坡敲铜锣，锣声所至皆归方家”的说法，虽不尽实，却反映了其强权在当时塑造的震慑力。

同治九年冬，他在揭阳对部下明确下令：“凡与海盗勾结，雄霸一方，历年有抗官、杀官、抗命之罪的魁首，务必根除，格杀勿论。

若缉拿不到本人，务必断绝其根基！” 这句命令，奠定了残酷清乡的基调。当时被列为“上红榜”（即通缉名单）而又逃脱的人，很多被迫“过番”（下南洋）求生。

方耀甚至实行乡族悬赏连坐，“外逃不敢回乡者，留下的人都互相牵制负罪”。

《澄海县志》也间接印证了一些地方的历史，如澄海外砂，确实存在因通匪被严厉打击后“清剿散了乡，而后再聚合”的村落重组现象，“澄海外砂十一合新乡”之说，正是这段血与火历史的民间记忆映射。

毋庸置疑，这段“清乡”历史是沉重的。他铁腕整饬，客观上打击了长期危害地方的匪患和土豪势力，清理了大量悬而未决的案件，并“征收旧粮百万余石，起缴炮械千余件”，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地方秩序和税赋征收。

但代价极为高昂，杀戮过重，株连甚广。

一些村庄被焚毁，大量人口或因直接涉案、或因牵连、或因错判冤死。

潮汕史研究者普遍认为，这构成了清末潮汕社会记忆中惨痛的一页，“是潮汕清末一页民怨史，使后人想抹都抹不掉”，造成了长久的社会创伤。

然而，历史人物总有多面性。

在潮汕担任总兵及后续晋升为广东水师提督（1877年调任陆路提督，1881年署理水师提督）的近二十年间，方耀的另一面——建设者与文教提倡者的形象，同样留下了深刻且更具积极意义的印迹。

同治十三年（1874年），他主持了一项宏伟且惠及民生的工程：疏浚韩江流域十八都的水道。

韩江是潮汕的母亲河，关系下游大片农田灌溉和洪涝安全。他下令“令各县开浚溪河以保农田”，并“疏浚汕头厦岭海至举登一带水域”。同时，对沿海新淤积形成的沙田（滩涂地）进行清丈，课税充作军饷，客观上促进了新土地的利用。

更令人瞩目的是他大规模围海造田的壮举。他动员民力，利用军队资源，“在潮阳河溪、揭阳地都邹堂处围海近万亩”。

史料详细记载了他与潮州绅士郭廷集合作，在围海土地上创造了一千五百多亩可耕地。他亲自将其命名为“广裕村”，用以安置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这些地方至今仍留有“方大人”、“围仔?”

等以他名字命名的地名，是历史功绩的无声见证。他甚至推动水利关键工程，“巩固潮州北堤”，并在韩江出海处进行关键性改道，建造了“回澜桥”，“使得韩江化回流而畅流出海”。

这些大型水利工程，对改善当时农业生产条件和防御水患起到了重要作用。

他亦颇有远见地将“围海垦田所得部分租谷，及韩江改道所建的部分铺面，划归作为金山校产助学”，为地方教育事业注入持续资金。

深知武备与教化并重之理，这位“一介武夫”对文化教育的投入可谓不遗余力。

他推动重建或新办了潮汕地区众多书院，著名的有普宁的“三都书院”、潮阳峡山的“六都书院”、揭阳的“蓝田书院”、大埔的“启光书院”、澄海的“蓬砂书院”、饶平的“瑞光书院”等。

《普宁县志》等地方史志明确记载方耀“倡办金山书院及各县乡学数百所”，这绝非虚言。

他甚至在府城潮州开设“韩江书局”，“购刻书籍”，推动地方出版和文化传播。

此外，他还“在各地广设善堂，救济收养孤儿，收埋冻馁乞丐”，体现了一定的人文关怀。

作为高级将领，其本职工作亦尽心竭力。

中法战争期间（1883-1885），他调任钦川布防，拱卫海疆。

早在同治、光绪年间，他就在沿海防御上倾注心血：“在各地广设善堂…先後修筑加固汕头崎碌等处沿海炮台”。

特别是在升任水师提督、驻守虎门期间（1885年后），他在广州虎门一带大举增筑炮台。

“沙角之白草山、捕鱼山、仑山、蜈蚣山、旗山、龟山、狮子山、白鹤山、象山、凤凰山十台；大角之振威、振安、振阴、安平、安定、安威、安盛、安胜及蒲州九台上下横挡的炮台”，同时还加强了在碣石、南澳等地的防御力量，并主持“广造兵舰”。

这些军事建设，对于清末风雨飘摇的海防，尤其是在列强觊觎的华南沿海，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后世史家评价他“善战兼谋勇，尤善治盗”（《清史稿·方耀传》），虽有过誉之嫌，但也确非空穴来风。

光绪十七年（1891年）盛夏，操劳半生、身负朝廷重托与地方重担的方耀，终于在军中因酷暑而中暑昏倒。

七月初七，这位充满争议又功勋卓著的将领，于广东水师提督任上溘然长逝，年仅五十八岁。

清廷感念其功勋，追念其功劳，“荫一子廷芳为户部主事录用”。《清史稿》为其立传，朝廷的官方评价是盖棺论定的荣光。

在他身后，历史的面孔愈发模糊又清晰。在一些他曾严厉治理过的地方，民众为其立祠崇祀，感念其剿平匪患、开田兴学之功。

而在“清乡”血雨笼罩过的村落，他的名字依然裹挟着恐惧和伤痛在口耳相传中沉浮。

潮人向来重文史，韩愈“八月治潮”的德政被世代传颂，肖端蒙、林大钦、翁万达、丁日昌等本土俊杰的事迹亦被不断追忆。

然而，对于这位在潮汕经营时间最长、留下深刻功过印记的方耀，“潮人在谈史时…对方耀功过，却是噤若寒蝉”，这种复杂的历史“内忌”，道尽了一个地方面对一段功罪交织历史的复杂心绪与无奈沉默。

物理学家费曼曾说：“人类的历史是复杂性和矛盾性的记录。” 方耀的一生，恰是晚清复杂社会图景下的一个浓重剪影。

他身披“巴图鲁”的荣光，也承受着“刽子手”的诋毁；他以军功显赫拜将封疆，却比许多文臣更懂得兴修水利、围田养民；他手握重兵操人生杀大权，却大力兴办书院、购置书籍、设置助学基金，深知文化才是立世之本。

他剿匪时的铁腕与围海垦田时的务实，他杀戮时的决绝与捐资助学时的大气，同一个人身上如此对立的特质，令人错愕，也引人深思。治人时，他如雷霆万钧；

治水时，他竟比流水还要温柔几分。那些书院里的朗朗书声，广裕村中的稻浪起伏，是历史在血与火的间隙中，悄然留下的几缕温情。

回顾方耀在潮汕的岁月，我们并非要为其铁血手段背书，亦非要完全抹煞其建设之功。

评价一位历史人物，既要将其置于晚清内忧外患、地方势力盘根错节、民生凋敝的特定时代背景中去理解其抉择的动因和局限，也应直面其所带来的深重苦难；既要看到他为恢复秩序、巩固国防、发展生产、振兴文教所做的努力，也要铭记那些在残酷镇压中逝去的生命与破碎的乡土。

方耀的故事仿佛在述说着：治世之难，难在秩序的重建与民生的呵护，往往交织着血泪与汗水。历史不是非黑即白的画卷，而是由无数复杂抉择留下的深深浅浅的刻痕。

当我们拂去尘埃，凝视这些刻痕时，除了功过是非的评说，更应警惕权力的无羁，珍视和平的秩序，拥抱文明的教化，并始终保持对每一个普通生命尊严的敬畏。

来源：岭南物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