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立陶宛大公国在连续几代人的精心经营下，逐步成长为东欧最强大的政权之一。尤其是在维陶塔斯大公的治下，这个国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鼎盛。

说起立陶宛，国人大多数会想到外交，他三番五次的触动中国神经，最后陷入外交绝境。

曾经的他，也算是东欧强国之一，却因时代发展和战略错误沦为“欧洲淫窟”，他到底是怎么把自己逼入到这个地步的？

13世纪末，当其他东欧部族仍在彼此征伐时，立陶宛大公国已悄然崛起，逐步摆脱部落形态，构建起统一的权力核心。

立陶宛大公国在连续几代人的精心经营下，逐步成长为东欧最强大的政权之一。尤其是在维陶塔斯大公的治下，这个国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鼎盛。

他改革政治、整顿军队，在短时间内建立起一套中央集权制度，将领主与贵族纳入统一体系管理，提升了国家的行政效率，奠定了帝国化的基础。在军事上，他带领大军南征北战，不仅击退了条顿骑士团，还攻入莫斯科，将俄罗斯人的自信心彻底击碎。

在那个时代的欧洲政治地图上，立陶宛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名字。

1386年，为了共同抵抗外敌，立陶宛大公约盖拉与波兰公主雅德维加结为连理，两国由此形成共主邦联，成为欧洲当时最庞大的多民族国家之一。

这个联合政体政治上成熟，文化上包容，经济上繁荣，对罗马帝国、沙俄、奥斯曼帝国构成有效制衡。

盛极而衰，是所有帝国都无法逃避的宿命。

联邦表面强盛，内部却已潜伏着裂痕。过度分权导致贵族互相掣肘、效率低下，政令难以统一施行。与此同时，沙俄、普鲁士和奥地利三大新兴强国逐渐在欧洲东部崛起，时刻准备将这块庞大的蛋糕切割吞噬。

18世纪末，随着沙俄的军事强势介入，立陶宛被沙皇收入囊中，沦为一个边陲行省，从此国号不存，尊严尽失。

被吞并的百余年里，立陶宛人从未放弃过对独立的渴望。他们秘密传承母语、偷印书籍、在家庭中教育孩子历史与信仰，用文化维系民族认同。

随着欧洲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立陶宛也诞生了第一批民族主义者，他们以文字、演讲、秘密集会的方式，一点一滴地重建着被摧毁的信仰之塔。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在沙俄土崩瓦解、德意志帝国垂死挣扎的缝隙间，立陶宛趁机宣布独立，重新建立共和国。

这个新生政权还未站稳脚跟，便又陷入夹缝中。苏联红军以“保护”为名进入立陶宛，强行将其并入苏联体系。次年，纳粹德国撕毁协议，德国军队席卷而来，立陶宛再度成为战场，立陶宛人民在苏德轮番统治下痛苦煎熬。

二战结束后，立陶宛被苏联彻底纳入加盟共和国的序列，失去政治自主权，沦为苏联工业化政策下的一颗螺丝钉。

1990年3月11日，维尔纽斯议会大厅内，立陶宛，宣布脱离苏联，成为波罗的海三国中最早走出“帝国阴影”的一员。

初获独立的立陶宛，对西方的自由市场与民主制度充满憧憬，国家采取了极其激进的政策调整，快速放弃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全面推行私有化改革，将原有国有资产低价处理给少数财团，期望借此激发市场活力。

但理想往往敌不过现实的残酷。在全球化浪潮面前时，它有限的工业基础、单一的农业模式、匮乏的技术与资本积累，无法在自由市场中站稳脚跟。

国家产业在全面私有化中迅速瓦解，大量工厂被外资低价收购或直接关闭，数以万计的工人一夜之间失业，养老金与医疗体系的供给也因财政紧张而频频中断。

独立后的十年，立陶宛GDP连续下滑，通货膨胀如洪水猛兽般吞噬民众的生活积蓄，失业率高企，年轻人普遍陷入“有学历无出路”的困境。

三十年间，立陶宛人口从370万骤减到290万，超过五分之一的人口“用脚投票”，逃离了这个他们本以为独立后会更美好的家园。

经济上捉襟见肘后，立陶宛政府在外交上频繁地“找存在感”。主动贴近欧盟、北约，成为最早一批东欧新成员国家之一，以“与西方价值观接轨”为旗帜，试图以此掩盖国内发展困顿的现状。

为了取悦西方主流政权，立陶宛频繁在国际场合抨击中国、俄罗斯等国的人权议题，在未获得明确利益回报的前提下，先行承担“舆论先锋”的角色。

在外交博弈中，立陶宛并未获得多少实质性的经济援助，反倒是多次与重要贸易伙伴的关系陷入僵局，让国内原本就脆弱的产业链雪上加霜。

立陶宛色情产业诞生与扩张，是这个国家经济转型失败、社会结构失衡的直接后果。

当立陶宛大举推行市场化改革时，许多传统国企倒闭，女性作为劳动力市场上的弱势群体首当其冲，陷入失业的泥沼。那些学历不高、缺乏专业技能的农村或小镇女性，几乎无法再在城市中立足。

与此同时，西方“自由市场”的理念带来文化的全面渗透。艳星文化、情趣广告、深夜频道等西方色情符号不再是禁忌，成为媒体争相模仿的“时尚潮流”。

立陶宛政府对色情内容监管松弛，默许灰色行业以“性产业链”的形式逐步合法化。在这种情况下，色情业迅速形成规模，从街头蔓延到互联网，还借助旅游业打出“立陶宛夜生活”的品牌。

2005年，联合国人口基金曾指出：立陶宛是欧洲女性人口流出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其中不乏因“色情经济”外流的群体。

许多女性在中介组织的安排下前往德国、意大利、荷兰“打工”，大多数人从事的正是伴游、脱衣舞或更直接的性交易。她们中不少人受骗上当，或被限制人身自由，或在异国沦为“奴隶”。

这种“输出型色情”，带动了立陶宛的产业繁荣。越来越多的夜总会、脱衣舞厅、私人俱乐部在维尔纽斯、考纳斯等城市开设。

网络时代到来后，立陶宛的情色文化更是全面数字化，直播平台、电影网站、虚拟女友服务快速兴起，大量立陶宛女性通过这些平台赚取收入，而背后运营公司则赚取更为丰厚的利润。

立陶宛的旅游推广海报上，甚至印着“欧洲的G点”。有人调侃说“这是波罗的海国家对经济无力的一种身体补偿”，也有人讥讽它是“欧洲最便宜的欲望出口地”。

根据欧洲刑警组织的报告，立陶宛已成为东欧地区未成年人被诱拐进入性交易的高风险区域之一。

大量少女被以“模特招募”“海外工作”为由诱骗至西欧，最终陷入无法逃脱的色情陷阱。

色情业对立陶宛确实形成了一定“补偿作用”。但这种补偿并非良性循环，更像是一种掩盖失败的手段。

当一个国家无法通过教育、就业、创新等方式提升国民生计时，它往往会纵容灰色行业来充当“救命稻草”。

一个国家走到如此地步，绝非偶然。

在外交博弈的世界里，没有哪个国家能永远站在道义制高点，也没有哪个小国可以长久依赖口号生存。

立陶宛一直在国际舞台上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声量位置”，但一场关于“台湾代表处”的轻率操作，让它从“民主典范”的高地跌落为“外交失败”的案例样本。

2021年夏天，立陶宛政府突然宣布，允许台湾当局以“台湾”名义在维尔纽斯设立“代表处”。

中国外交部多次严正交涉，并最终决定召回驻立陶宛大使，同时要求立方召回驻华大使。中立关系降至冰点，经济、外交与文化合作全面冻结。

立陶宛高估了自己在国际上的筹码，也误判了西方国家对其“对华挑衅”所能提供的支持力度。他期待欧盟与美国能及时伸出援手，为其经济损失与外交孤立“托底”。

现实是：都是口头答应，没有实际帮助，有些国家甚至公开指责。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中国对立陶宛采取了包括贸易限制、海关审查、企业断供等一系列反制措施。

超过六成的立陶宛民众，对政府处理对华关系的方式表示“担忧”或“反对”，民众普遍认为，国家应优先考虑经济发展与就业问题，而不是在国际政治上“出风头”。

如今，三年过去了，立陶宛仍未从那场“台湾代表处”风波中走出。即便部分西方国家象征性地给予其少量经济补偿，但无法弥补企业订单的巨大流失，也无法挽回那些已经被替代的国际供应链份额。

这是一场典型的小国政治误判，一个本有机会在大国博弈中保持中立、争取更多发展空间的国家，却因冲动，把自己推入冷风四起的孤岛。

在这个动荡的国际体系中，立陶宛再一次用代价换来了教训——在风口浪尖上跳舞的，不一定是自由的鹰，也可能是一只看不清方向的麻雀。

来源：鉴史观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