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遥想汉唐时期，霍去病封狼居胥，窦宪燕然勒功，将横亘北中国草原的匈奴打得无法立足，要么西迁中亚，要么南附河套和并州，成为大汉子民，那是何等的荣耀，以至于西汉后期数十年，以及东汉一百多年，几乎没有外患，国泰民安。即使到了汉末时期，曹操北征乌桓，也几乎将这个刚冒头的
遥想汉唐时期，霍去病封狼居胥，窦宪燕然勒功，将横亘北中国草原的匈奴打得无法立足，要么西迁中亚，要么南附河套和并州，成为大汉子民，那是何等的荣耀，以至于西汉后期数十年，以及东汉一百多年，几乎没有外患，国泰民安。即使到了汉末时期，曹操北征乌桓，也几乎将这个刚冒头的游牧民族打得消失在了历史上。
西汉北伐
到了唐朝，更上一层楼，从太宗朝开始，到后来的高宗，大唐王朝数十年内，在李靖、李勣、侯君集等名将的主导下，唐朝横扫漠北，打得东突厥消失在了历史上。然后东征高句丽，灭掉了东北亚的这颗钉子。随后西征，大破薛延陀，一路追杀到中亚，打得西突厥不断西迁以求自保。所以，在大唐前中期，几乎没有外患，都是对外扩张。直到安史之乱后，唐朝衰落，才有吐蕃、回纥、契丹犯边。
但是到了明朝，局面却变得不一样了，明朝前期实力强悍，并不弱于汉唐时期，朱元璋时期，十数次组织大小规模的北伐，蓝玉曾一路杀到捕鱼儿海，灭掉了北元王庭，其功绩似乎并不比霍去病和李靖差。到了朱棣时期，甚至率领数十万强军五次亲征蒙古草原，几乎将瓦剌和鞑靼从蒙古草原上抹去。但是，朱棣之后十余年，瓦剌和鞑靼先后崛起，成为北中国草原的巨大威胁，特别是土木堡之变，差点动摇了明朝的根本。之后一百年，蒙古不断袭扰明朝边境，从东北到西北，步步蚕食，明朝中后期，甚至丢掉了河套和大半个东北。
蓝玉北伐
那么汉唐都能解决的问题，为什么明朝近两百年都没有完成呢？明朝与蒙古草原长达两百年的博弈，本质上是一场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在军事、经济、政治层面的结构性对抗。尽管明朝自1368年建立后多次北伐，修筑长城、设置九边重镇，甚至出现永乐帝五征漠北的壮举，却始终未能彻底解决蒙古问题。这一历史困境的根源，需从地理环境、制度设计、技术条件和双方文明特性等多维度解析。
唐朝北伐
1、地理环境的天然屏障与游牧机动性
蒙古高原广袤的草原与戈壁构成了一道天然的战略纵深。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的特性使其政权中心具有高度流动性，明军即便取得如捕鱼儿海之战（1388年）般的胜利，也难以对分散的部落实施持久控制，这一点汉唐时期也一样，只是把一些强悍的游牧民族打没了，但是并没有实际控制漠北。据《明实录》记载，永乐八年（1410年）北伐时，明军深入漠北三千里却“未见敌踪”，反因后勤断绝损兵折将。这种“敌来则散，敌退则聚”的游击战术，是汉唐时期的北方游牧民族所不具备的，使得明朝的军事胜利往往停留在击溃而非歼灭层面。
朱棣北伐
2、明朝防御性战略的内在矛盾
朱元璋确立的“天子守国门”政策，将军事重心置于长城沿线防御，而非主动经营草原。九边军镇体系消耗了明朝近70%的财政收入（据《明史·食货志》统计），却陷入被动应对的恶性循环。土木堡之变（1449年）暴露了明军野战能力的退化，更是伤及了明朝军事体制的根本，此后明朝更依赖长城-火器防御体系。王越在成化年间实施的“烧荒战术”（定期焚烧边境草场）虽短期内遏制蒙古骑兵南下，却加剧了生态恶化与民族仇恨。这种以隔绝代替融合的策略，使蒙古问题始终处于“按下葫芦浮起瓢”的状态。
3、长城防线的双刃剑效应
明成祖朱棣放弃大宁卫等战略要地后，明朝的防御体系逐渐从“主动出击”转为“被动守御”。弘治年间兵部档案显示，九边重镇每年消耗国库白银近600万两，占全年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这种静态防御催生了蒙古部落的“掠边经济”，俺答汗时期形成的“贡市-寇掠”循环模式尤为典型。当明廷关闭马市时，蒙古骑兵便破墙而入；当恢复互市后，又暂时偃旗息鼓。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的庚戌之变就是典型案例：俺答汗率军直抵北京城外，最终迫使明朝开放宣府、大同马市。这种“以寇逼贡”的策略，使得蒙古势力始终保持着对明朝的战略主动权。
明朝北部局势
4、军事技术的革命性变化
明朝面对的蒙古势力，已非汉唐时期单纯的游牧骑兵。元朝灭亡后，蒙古人保留了相当程度的军事组织能力与火器技术。据《明实录》记载，永乐年间北征时，明军常在草原遭遇“虏多步射，间有火器”的情况。蒙古骑兵开始配备轻型火铳，这种“骑射+火器”的混合战术使得传统的车阵战术效果大减。与此同时，明朝的火器发展陷入瓶颈，正统年间工部奏折显示，边军火器“十损三四，工匠逃亡”，与永乐时期的“神机营”相比已显颓势。更关键的是，蒙古人发展出“以战养战”的机动战略，正统十四年也先攻入大同时，竟能“取官库兵器以自益”，这种战场即时补给能力让明军防不胜防。
5、经济形态的根本性冲突
农耕文明的赋税-屯田模式无法在草原复制。明朝曾尝试设立羁縻卫所（如兀良哈三卫），但游牧经济对茶叶、铁器的依赖与明朝的朝贡贸易限制形成尖锐矛盾。隆庆和议（1571年）后开放的互市贸易证明，当双方建立稳定的经济纽带时（年交易量最高达10万头牲畜），边境冲突可减少80%以上。但明朝士大夫阶层长期坚持“夷夏之防”，屡次以断绝贸易为制裁手段，反而迫使蒙古部落通过战争获取生存物资。
汉唐时期，草原经济严重依赖中原的丝绸、粮食等物资，和亲政策中的“岁赐”成为重要调控手段。但到明代，蒙古高原发展出更独立的经济体系。万历三年（1575年）的《北虏考》记载，土默特部已能“种榖稼，造舟楫，开鱼池”，鄂尔多斯部则“产铁器，工弓矢”。特别是隆庆和议后，蒙古人通过茶马贸易获得足够的生活物资，反而减少了对明朝的军事依赖。这种经济自主性使得明朝传统的“禁运”手段失效，成化年间试图断绝铁器贸易时，反而促使蒙古人发展出更高效的冶铁技术，正如《万历武功录》所述“虏箭镞皆精铁，胜中国远甚”。
隆庆和议时期
6、政治制度的周期性失效
汉唐时期的草原政权多为单极格局，如匈奴、突厥等大汗能有效统御各部。但明代蒙古呈现多中心状态，瓦剌、鞑靼、兀良哈三足鼎立，后期又分化出土默特、鄂尔多斯等数十个部落。这种碎片化使得明朝难以找到稳定的和亲或打击对象。正德十二年（1517年）的小王子求贡事件就是明证：达延汗刚表示臣服，其部下却继续寇边。嘉靖帝曾哀叹：“虏情叵测，今日款明日叛”。相比之下，唐朝通过册封回纥可汗就能稳定北疆的机制，在明代完全失效。
明朝对蒙古的“分而治之”政策在前期卓有成效，如扶持瓦剌制衡鞑靼。但随着也先、达延汗等强势领袖的出现，草原政权重新整合后反而形成更大威胁。嘉靖年间俺答汗兵临北京城下，恰恰证明分散的蒙古部落比统一政权更易控制。另一方面，明朝中后期文官体系对武将的压制（如戚继光调任蓟镇后受言官掣肘），导致边防将领多采取保守策略，错失如李成梁早期打击土蛮汗的战术主动权。
明军火器
7、技术代差的时代局限性
15世纪火器的应用本应改变战争形态，但明朝的火器部队受限于机动性不足（重型火炮运输需200民夫/门），难以在草原展开。相反蒙古人通过缴获和仿制（如鄂尔多斯部组建的“骆驼炮队”），逐步缩小装备差距。万历年间明军使用的三眼铳射程仅50步，而同期蒙古骑射手能在80步外精准射击。这种技术上的此消彼长，使得明朝始终无法形成决定性优势。
8、文明治理模式的深层困境
对比清朝成功的“满蒙联姻-喇嘛教控制”体系，明朝缺乏有效的意识形态纽带。尽管永乐帝封赏过诸如忠顺王等爵位，但儒家文化的“华夷观”阻碍了真正的文化融合。蒙古贵族更认同藏传佛教而非儒家礼仪，这使得明朝的册封制度往往流于形式。正德年间应州大捷（1517年）后，明武宗自封“威武大将军朱寿”的闹剧，恰恰暴露了明朝对草原治理的文化隔阂。
土木堡之变
9、制度僵化与战略短视
明朝的军事制度逐渐陷入恶性循环。卫所制崩溃后，募兵制又加重财政负担，《明史·食货志》载万历末年“辽东一镇，岁费四百余万，天下财力尽耗于边”。文官系统对武将的压制更削弱了应变能力，成化年间兵部侍郎马文升奏称“边将畏文法，不敢纵兵深入”。反观汉唐，汉代设有“使匈奴中郎将”专职草原事务，唐代的节度使更拥有临机决断之权。明朝的决策机制却日益官僚化，正统十四年（1449年）土木堡之变前，二十万大军出征的路线竟由北京文官“画图指示”。
终大明一朝没有解决的蒙古问题，最终成为了最大祸患，当17世纪后金崛起时，明朝两百年来未能解决的蒙古问题，反而成为压垮帝国的最后一根稻草，林丹汗的溃败使满洲获得大量蒙古骑兵，最终形成满蒙联军入关的局面。这一结局证明，单纯依靠军事防御和隔绝政策，难以化解两种文明体系的根本矛盾。明朝的教训显示，草原问题的解决不仅需要武力威慑，更需建立可持续的经济共生机制与文化认同，这一历史经验对理解农耕-游牧文明的互动规律具有深远启示。
来源：俇攘一点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