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2022年两办发布《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以来，科技伦理治理已成为国家科技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愈加受到党和国家的重视。科技期刊作为参与科技伦理治理的重要主体，既要恪守业内共识和规范，又要在科技伦理治理中合理、适度的参与，尽职尽责地发挥自身作用，共同完成
0 引言
2018年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宣布，曾在该机构任职的皮耶罗·安韦萨有31篇论文因造假需撤稿，一时间医学界炙手可热的“心肌干细胞修复心脏”技术成了一场学术骗局，有人称这是学术界最大的丑闻。其实科技期刊的撤稿问题始终是科研伦理的核心议题，一直受到国家、社会公众和学界的广泛关注。科技期刊作为当下科技学术成果主要的展示平台，总是承担“守门员”的角色，努力防止可能出现的科研不端问题。然而，期刊从业者往往面临十分尴尬的处境。一方面，科技期刊无力从源头上根本杜绝违反科技伦理原则的研究工作，正如Science的前主编Donald Kennedy曾说的，对于如何知晓研究不端行为，期刊能做的很少。另一方面，科技期刊与学术论文深度捆绑，一旦刊登的论文出现问题，期刊必须作出撤稿决定。论文撤稿不仅是期刊资源的浪费，也对期刊的学术声誉和学术评价造成深远的负面影响。人们认为，期刊没有做好把关工作，让有问题的论文出版，同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只有清晰认识科技期刊在科技伦理治理体系之中的责任与边界，明确科技期刊参与科技伦理治理的有限目标，才能促使期刊摆脱两难之境，切实在科技伦理治理中发挥主体作用。
1 科技期刊成为科技伦理治理体系中的关键一环
科技伦理是科技活动中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之间应该遵循的价值准则，包含价值理念和体现这种价值追求的行为规范。科技伦理早在中国古代就有萌芽，其思想主要体现为“以道驭术”，即技术行为和应用要受伦理道德规范的驾驭和制约。随着现代科学传入中国以及20世纪中后期新兴技术的突破式发展，人们开始关注并重视科学技术引发的社会风险和伦理挑战，科技伦理的价值理念如何通过一系列行为规范得到贯彻，以及如何构建保障科学技术在符合伦理规范的前提下良好发展，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研究领域。因此，当代科技伦理及其治理的研究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伦理学、管理科学等学科范式，正在受到学界、政府和科技工作者自身的高度重视，部分凝结了学术思考的研究成果也以政策文本的方式发挥治理作用，促进科技伦理治理体系逐渐形成。
2019年7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国家科技伦理委员会组建方案》，并指出“组建国家科技伦理委员会，目的就是加强统筹规范和指导协调，推动构建覆盖全面、导向明确、规范有序、协调一致的科技伦理治理体系”，这是“科技伦理治理”概念第一次出现在国家政策文件。2022年3月，两办印发《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提出了我国科技伦理治理的总体要求、治理原则，以及体制机制建设的主要内容和措施，作为国家科技伦理治理的纲领性文件，它的颁布在我国科技伦理治理发展中具有标志性意义，说明科技伦理治理已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2023年9月，科技部、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国科学院、中国社科院、中国工程院、中国科协、中央军委科技委于印发了《科技伦理审查办法（试行）》，补上了国家科技伦理治理体系的另一块拼图。
随着国家科技伦理治理政策体系的不断完善，参与科技伦理治理的主体也进一步明晰。科技伦理治理是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过程，主体包括政府社会组织、科学共同体和公众。科技期刊作为科技工作者主导的、记录科学实践成果的重要载体和媒介，它记录学术成果、推动学术交流、策源创新思想，是科技活动全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在全球共同高度重视科技伦理治理的背景下，科技期刊有着天然的内在驱动力，是其治理过程中的积极推动者。同时，中国科技期刊又天然肩负着参与我国科技伦理治理以及主张我国科技伦理立场的责任和使命。为回应新的时代要求，中国科技期刊的发展需要更深入地思考自身在科技伦理治理多元体系中应该承担角色，厘清科技期刊开展、参与科技伦理治理的责任与边界，从而确保更加有效、高效的作用发挥。在这一过程中，作为行业传统的出版伦理和体现时代要求的科技伦理之间存在一定的夹角，为科技期刊在恪守行业准则和发挥更大能动性之间形成了较大空间。
2 出版伦理是科技期刊始终坚守的行业准则
科技期刊作为参与科技伦理治理的主体，参与的程度、发挥的功能、扮演的角色等需要以期刊所处的出版行业内的共识、规范作为首要依据。因此，科技期刊的运行首先需要恪守出版伦理的基本规范，做好行业要求的必选项。
1665年英国皇家学会创办《哲学汇刊》，科技期刊作为一种新型的文献形式就此诞生，它起源于学术共同体学术交流的需要，是人类社会进步和科学技术发展的产物。科技期刊的创办初心是促进学术交流，通过出版活动更广泛地传播和交流科学知识。伴随着科学的建制发展与成熟，科技期刊经过350余年的发展历程，其功能已经拓展为通过出版活动对科学知识进行认证、精炼、传播和保存，为信息交流提供平台。科技期刊的出版伦理（以下简称“出版伦理”）指的是在科技期刊出版活动中各主体之间应该遵循的价值准则，它包含价值理念和体现这种价值追求的行为准则。出版伦理体现了科技期刊的核心价值理念：通过出版活动更广泛地传播和交流科学知识，推动科技向善，让科技更好地服务人类福祉与文明提升。这一价值理念内化为人们对科技出版活动的根本目的和意义的认知与判断，同时也受到人们所处不同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水平等各方面因素的共同影响，可以说出版伦理的价值理念是历史性的认知积累结果，同时也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演变。
国际行业学会和出版组织用出版伦理的价值观来指导学术出版活动，并通过制定不同层面的行为准则形成必要的约束来保障学术出版良性发展。经过长期的实践积累，国际上出版伦理经验已经相当丰富，出版伦理制度也日趋完善。例如国际出版伦理委员会（COPE），旨在应对全球范围内发生的违反科学研究及出版规则的伦理事件，其主要目标就是探讨和寻找处理这些问题的实用方法和良好对策。2017年，COPE整合了《期刊编辑行为准则和最佳实践指南》和《期刊出版商行为准则与最佳实践》推出了新的“核心实践”（Core Practices），更好地指导和帮助期刊、研究机构和出版集团等多方出版相关者共同维护和促进出版伦理。而国际科学、技术和医学出版商协会（STM）在人工智能和学术出版的深度融合背景下，积极探索新学术出版范式对科研诚信的影响，以及AI技术在学术出版中的应用、正向作用与隐患风险。
中国科技期刊伴随着现代科学一起进入中国，它沿袭了无形学院的精神内核。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科技期刊响应党中央的号召，为百家争鸣提供重要场所，为科教兴国、科技强国提供有力支撑。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学界正在经历探索重建阶段，学术诚信问题并不显现。中国业界对出版伦理的研究探索以及规范建设相比国际同行起步较晚。随着科技的发展进步，学术不端事件日渐凸显，引起了国内国际的广泛关注和忧虑。中国科技期刊顶层设计者和基层从业者对出版伦理的概念以及内涵的认识不断地提升。
表一梳理了关于出版伦理规范的宣言、意见等一系列文件。早在2007年，中国科协就发布了《科技工作者科学道德规范》，提出了学术交流中不端行为的界定。2015年，一系列国际撤稿事件为中国学界敲响了警钟。面对学风浮躁、学术失范等的严峻问题，科技期刊的各主管部门发布了一系列政策文件。当年，中国科协联合教育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共同发布《关于准确把握科技期刊在学术评价中作用的若干意见》，强调建立期刊伦理规范，使科技期刊成为倡导科学道德和优良学风的净土沃土。2018年，两办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强调，科技期刊应充分发挥在科研诚信建设中的作用，切实提高审稿质量，加强对学术论文的审核把关。2019年，两办印发《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 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号召科技工作者自觉践行、大力弘扬新时代科学家精神，要求科技工作者严守科研伦理规范，守住学术道德底线。2019年，中国科协、中宣部、教育部、科技部联合印发《关于深化改革 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强调加强和完善期刊三审三校、匿名审稿等内容生产把关机制，完善学术不端行为预警查处机制，筑牢学术诚信和出版伦理底线。2019年，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了《学术出版规范 期刊学术不端行为界定》，以行业标准的形式界定了各主体在学术期刊论文出版过程中所可能涉及各类学术不端行为的判断标准。2021年，中宣部、教育部、科技部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学术期刊繁荣发展的意见》，进一步强调规范学术期刊出版秩序。从表一梳理总结的关键政策文件来看，随着国内对学术不端事件关注度的不断提高，学术不端行为的范畴日趋完善且与时俱进，各科研主体管理部门对不端行为的惩处措施逐渐明确和查处力度持续加大。科技成果发表作为科研活动的重要环节，学界和出版界对出版伦理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明确界定了出版过程中所可能涉及不端行为的判断标准，对相应的查处工作也提出了具体系统的指南。可以说，虽然我国出版伦理建设起步较晚，但由于国家相关部门对科研诚信问题的重视，我国学术出版领域迅速完善出版伦理的建制化发展，并逐步与国际对接。
表1 有关出版伦理的规范/宣言/意见等文件
同样，我国期刊界对出版伦理的研究与实践等起步晚于国际同行。近年来，由于业内对出版伦理的重视，研究和实践的水平都得到了显著的提升。特别是出版领域的学协会充分发挥了先行示范的引领作用。2019年，中国科学技术期刊编辑学会编纂出版了《科技期刊出版伦理规范》，这是我国首部针对科技期刊出版相关伦理与道德问题的系统性规范指南。同年，学会又发布了《中国科学技术期刊编辑学会关于促进学术出版科研诚信及伦理规范的声明》，理清了在科技期刊出版过程中，四大活动主体（作者、编辑、审稿人以及资助者）的伦理责任。越来越多的中国科技期刊积极回应国家的要求、学会的号召，完善出版伦理建设，英文期刊兼顾遵循国际相关的出版伦理指南。根据COPE官网数据，中国大陆期刊会员已有493家（截至2022年4月），近几年该数字一直呈上升趋势。曾任《中国科学》和《科学通报》两刊总主编的朱作言院士在谈及建设世界一流期刊时提出，期刊要满足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是期刊得到国际科学界的广泛认可，而这个认可首先包含期刊在出版过程中所遵循的价值准则。中国科技期刊不断提升的国际学术影响力从侧面验证了这些年出版伦理建设的努力和成绩。
尽管科技期刊是相对明确的责任主体，但从参与科技伦理治理的功能发挥角度来看，这一主体的工作涉及到更加复杂的分工环节。就具体的社会功能来看，科技期刊事实上是一种基于现代科学共同体基本原则与制度的组织分工架构，其背后是学界针对论文形式科研成果的集体审议机制。在集体审议过程中，不同的环节和不同的群体针对这些形态进行修正、进行审核，最终达到科研成果的出版符合诚信与伦理规范。在审议过程中，期刊编辑首先需要在发表的前端对论文进行把关，包括对伦理声明的核实和对敏感论文组织专家进行更严格把关等等；以及在论文发表的后端对论文进行监督，包括对有争议论文进行专家评审，并严格根据专家意见决定是否撤稿。而在这两者之间的环节，更多的责任不该落在编辑身上。
以科技期刊开展科技伦理治理所最常使用的撤稿为例：有统计数据表明，在撤稿的文章中有约50%-60%可能是学术不端行为引起的。但仍有一定比例的撤稿文章因为诚实的错误引起，比例研究方法上的错误、不可重复性以及有新的发现等原因。例如近日一篇题为“通过眼睛虹膜检测人类疾病”的综述文章被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学会（IEEE）出版后又被撤稿，究其原因是该论文标注的30篇参考文献中有18篇被撤稿，IEEE认为该文章参考文献大量被撤稿，不符合IEEE的出版标准。这样的情况最近屡有发生，一部分作者认为参考文献撤回是在他们的论文发表后发生的，将他们的研究标注为有问题的研究是不公平的。
诚如杨卫院士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中提到，即便是因为学术不端问题造成的撤稿，也要厘清两个问题，一个是责任问题，一个是能力问题。期刊编辑部在审稿、刊登过程中，通常是因为能力不够，没有及时发现某些学术不端问题。期刊编辑部需要不断提升自身的能力，但真正的责任还在于作者，所谓“文责自负”就是这个道理。《细胞研究》主编李党生提出，科学研究是一种对未知的探索，谁也不知道新发现的现象、规律是否就是真理定律。因此，对已有科学假说的试错、既有结论的纠错，本就是科研的一种常态。撤稿作为一种正常的纠错行为，本身无可厚非。相反，不愿认错，甚至包庇纵容背后可能隐藏的学术不端行为，才真正为全球同行所不齿，令科研机构蒙羞。可见，把握简单的“撤稿”行为背后的复杂机制，是科技期刊在科技伦理治理中准确发力、找准边界的重要前提。
3 新时代科技伦理治理对中国科技期刊提出的新要求
近代科学诞生于西方，其根本价值追求是理性、自由探索客观世界运行规律。中国知识分子将现代科学引入中国，不仅追求客观世界的纯粹知识，更是把这种追求与洗刷民族屈辱、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目标紧紧连在一起。1915年，中国科学社刊行《科学》，期刊第一卷第一期在发刊例言中提到“一文明之国，学必有会，会必有报，以发表其学术研究之进步与新理之发明”。早期中国科技期刊的创办体现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共同意志的集结，传承了先贤们科学救国、科学救民的宝贵精神财富。这种科学救国、科学救民的价值追求印刻在我国科技伦理价值观的基因中。
新中国建立之后，中国科技期刊从新中国建设的实际出发，服务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大局，发表了一批重大的科学成果，为中国科技长足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改革开放初期，科技期刊走在了全国“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前列，知识分子用理论思维引导社会的舆论氛围，实现了学术共同体的内部价值向社会价值的成功转化。十八大以来，中国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中国科技期刊通过发表一系列国家重要战略领域的重大科学成果，向社会传递了科学的理性精神和实证精神，并将这些精神力量传递到培育和塑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以循序渐进、润物细无声的独特方式将科学价值观向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引导和渗透。在社会层面，科学技术的积极作用得到普遍认同，公众对加快科技发展、加速科技应用抱有积极支持的态度。
科技伦理作为从事科技活动的主体所共同秉持的价值理念，它既具普适性又有鲜明的时代特性和文化特征。当人类从后工业化时代走向大数据时代，新兴科技发展与应用所带来的一系列弊端开始引起了人们的反思和批判。随着我国科技发展从跟跑、并跑走向领跑，在部分领域开始踏足“无人区”，逐渐面临更严峻的科技伦理问题与挑战。原本的科技伦理价值体系已经无法评判审视新的技术应用，全新科技价值体系的构建需要中国学界贡献智慧和共识。以生命科学领域为例，2018年11月首例人类遗传基因编辑婴儿公诸于世立刻引起了学界和社会广泛关注和争议。医学人文社科期刊《医学与哲学》在2019年1月份就发表了《可遗传基因组编辑引起的伦理和治理挑战》一文，及时回应学界和社会的关切，集中讨论可遗传基因组编辑引起的伦理和治理挑战，及时发出了中国学界的观点和声音，也为中国“人类基因编辑技术”伦理治理提供了有价值的理论框架和治理建议。
虽然科技活动的根本价值取向是“追求真理、追求至善”，但科技伦理价值观的差异真实存在，它受到人们所处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水平等各方面因素的共同影响。我国深度参与全球科技伦理治理，既遵循国际伦理共识和准则，又立足我国科技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点与文化习俗。随着全球科技活动愈加深入的合作，以及开放科学背景下学术成果跨语言跨文化更广泛的传播，科技期刊已经成为各国强势输出各自科技价值观的重要渠道，争夺科技伦理话语权有利于占据全球科技伦理治理道义的制高点。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的回信中强调，高品质的学术期刊要“让世界更好认识中国、了解中国，需要深入理解中华文明，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深入阐释如何更好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党和领导为中国学术期刊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指明了方向，在坚持我国科技伦理价值主张的基础上，以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态度，保持交流对话，促进合作理解。近年来，“中国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提升计划”“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推动高质量英文科技期刊“走出去”，以及近期中国科协“科技期刊双语传播工程”组织高水平中文科技期刊，开展双语长摘要撰写和翻译。通过有效宣传中国的学术成果，这些工程致力于在国际提升我国的科技形象，循序渐进地树立和彰显我国负责任大国形象。
3.3 “行业准则”与“时代要求”之间的夹角是科技期刊积极作为的探索空间
目前，随着科技伦理治理相关文件的相继印发，科技伦理的重要性正在愈发受到重视，科研机构、科技社团、相关管理部门等关键主体都感受到了新的时代要求，亟待在新一轮的科技伦理治理中找准自身的角色定位。在这一背景下，科技期刊作为传承至今已350余年的科技界主要交流平台和成果呈现的媒介，只有找准自身的角色定位，才能够在科技伦理治理中合理、适度的参与，尽职尽责地发挥自身作用，共同完成协同治理的时代重任。在科技期刊参与科技伦理治理的角色定位依据之中，作为行业准则的出版伦理与科学技术发展对科技期刊的时代要求分别起着“底线”和“上线”的关键作用，而科技期刊只有在此区间结合自身情况积极探索、大胆尝试并不断积累经验，才能够最大限度发挥作用。
首先，出版伦理是科技期刊几百年传承、不断积累所形成的行业准则，是任何一家期刊所必须遵守、不能触碰的规则底线。自《哲学汇刊》至今几百年来的发展，使得科技期刊经过历代学人和专业人士的努力，逐步形成了一套相对完善、成熟的行为规范，出版伦理是这种行为规范的有机组成部分。正是由于在传承中不断发展创新，出版伦理的形成和运行本身就带有较强的时代性。当代出版伦理的内容经过了科学论证和期刊运行实践的检验，同时它也是历代期刊从业者们不断探索、总结、积累的历史性结果，这种历史性对当代科技期刊的规范作用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对于几百年来期刊行业不断形成共识、共同遵守的经验依据，当新生事物产生挑战之时必然需要大胆假设、小心求证，需要循序渐进的形成新的共识，而在此之前原有共识不能轻易破坏。另一方面，正是由于几百年来新的情况和现象不断涌现，使得行业规范本身就具有一定的适应性和开放性，并非完全拒绝接受新生事物。因此，综合来看，科技期刊的当代发展需要以恪守行业共同认可的出版伦理为前提，用行业准则为期刊良性发展保驾护航，做好期刊参与科技伦理治理的必选项。
同时，科技发展的日新月异既促成了研究成果的爆发，也使得科技成果的副产品愈发不确定，可能的潜在危机不断加剧。如何准确把握科技期刊自创办以来的几百年历史发展，是准确把握历史依据的必要条件。当黑暗的中世纪行至百年之时，欧洲先民每每感叹是否黑暗即将结束，却并不知道尚有九百年的黑暗即将到来。以此为鉴，科技期刊的几百年发展历史既为当代参与科技伦理治理提供了经验依据，但同时也不该夸大惯性的作用而忽视了新的时代要求。科技期刊的发展始终与科技自身的发展相伴相生，历史表明，诞生自小科学时代的科技期刊在步入大科学时代之后，同样迎来了期刊的迅猛发展，适应了科技发展新态势之下对期刊这一古老交流方式的新要求。而面临当下，随着科学技术的价值观愈发受到学界乃至全社会的高度重视，科技发展即将步入伦理先行的新阶段，这一阶段对科技期刊的新要求目前来看仍不十分明确，但主动适应这样的新要求是科技期刊继续书写自身历史、完成新篇章的重要使命。
从科技伦理的价值层面来看，科技期刊需要紧跟时代步伐，结合行业初心来判断所出版的内容是否贯彻科技向善的时代要求。从科技伦理的行为规范来看，科技期刊首先需要恪守出版伦理，并且探索新规范的形成。事实上，这两者之间往往存在着较大的探索空间，特别是每一个具有伦理争议可能性的事件都是一个全新的事件，都是对科技期刊的知与行提出的一次新的考验。在有限的历史依据和不断涌现的新生事物之间，科技期刊需要在不犯错的基础上不断寻找自身定位，与其他主体协同发挥作用共同开展科技伦理治理，共同促进科学技术向善、负责任发展。
放眼当代，科技期刊正出于从科技发展至上开始转向伦理先行的特殊时间节点。根据历史规律，这样的转变未尝不是科技期刊迎来新发展的契机，但新的时代要求无疑也带来了更多的问题与挑战。在恪守出版伦理与追求科学家精神之间，科技期刊在应然和实然都面临更多的选择和取舍。
首先，科技期刊的初心使命与新的科技发展形势之间存在张力。科技期刊的发展历史为当代实践提供了丰富、宝贵的经验依据，但在传承-发展-创新的链条中，对历史规律的把握变得越来越需要大历史观和全局观，过于微观的史观易于使对历史经验的把握局限于对部分现象过于简单的理解。科技期刊的身份认同需要透过几百年的历史传承与发展去把握本质，通过全面的比对、判断逐步形成一个“科技期刊”的动态概念，而非机械地按照定义来履行自身使命。因此，在贯彻新的发展理念过程中，只有深刻理解科技期刊促进学术交流的初心使命，才能客观认识科技期刊形式变化之下的社会功能本质，进而牢牢把握科技革命冲击之下万变不离其宗的发展依据。
其次，科技期刊的本职功能与弘扬科学家精神的更高要求之间存在张力。2019年两办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首次在政策文件中明确提出了“科学家精神”的概念和弘扬科学家精神的要求。此后，2021年印发的《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2021—2035年）》以及2022年印发的《关于新时代进一步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意见》等文件反复强调了弘扬科学家精神的要求。科技期刊作为科学共同体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践行弘扬科学家精神与期刊本身一贯宣扬的价值理念一脉相承，但具体的形式和工作开展的程度都仍需探索，只有找到与本职功能有效、高效衔接的方式，才能确保弘扬科学家精神成为科技期刊的有效增量，避免为期刊发展增添额外的负担。
再次，科技期刊参与科技伦理治理的必选项和加分项之间存在张力。如果出版伦理决定了科技期刊参与科技伦理治理过程中需要严守的底线，那么科技发展过程中不断涌现的伦理争议问题则成为促使科技期刊在思考中行进的“加分项”。事实上，新技术的涌现通常会带来伦理争议，例如辅助生殖、器官移植、生物克隆等技术在登场之时无不面临了较大争议，但在今天的生活中已经被大范围使用。面临不确定性较大的前沿科技，科技期刊在降低伦理风险的同时也面临着对新观点、新成果的态度，公平、合理的呈现各种不同的学术观点，用期刊特有的方式共同塑造百家争鸣的科学文化。
最后，科技期刊发展的历史规律与科技发展的不确定性之间存在张力。尽管科技发展的新形势、新成果总会被逐步纳入既有体系之中，但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科技期刊作为当前科研范式下呈现科研成果的最前沿阵地，承担着无可替代的巨大压力。正是由于科学研究天然具备高度不确定的内在属性，对于一项新成果的发表是否符合伦理规范，急需要与历史上类似的事件相互比较印证，又不能完全按照已有经验进行简单地类推和类比。因此，除了期刊自身发展的历史外，还需要对科技发展的历史具备一定程度的全局了解，才能深刻理解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共同起源，正确处理历史规律与不确定性之间的关系。
4 新的时代要求下，中国科技期刊更好发挥作用的对策建议
科技伦理治理的根本目标是科技向善，而在科技治理的过程中要真正做到伦理先行，最根本的是要有一个坚实的、适应时代变化且能持续动态发展的科技伦理理论支撑和思想保障。科技期刊应承担起推动学科伦理发展的学术使命，充分发挥好理论阵地和学术引领的作用，凝聚研究共识、回应现实关切，助力构建有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的学科学术话语体系。2023年，全国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教育领导小组组织开展首届“科技伦理前沿谈”全国征文大赛，吸引了一批优秀学术论文在多家优质科技期刊上发表，充分发挥了期刊的平台优势。学界共襄盛举、聚焦重点伦理前沿问题，擘画未来、推动科学伦理治理路径探索。然而理论研究不是一个暂时性的工作，科技期刊当驰而不息、久久为功，继续为伦理困境提供理论出路，为科技发展提供价值指引。
科技期刊自诞生以来就既承担学术共同体内部交流的关键职能，又发挥着向社会公众进行传播普及的重要作用，两个向度的功能并行不悖。科学家精神的传播是科学家精神弘扬的基础，而对科学价值观的理解和认同是科学家精神传播的关键。面对存在认知差异的社会公众，科技期刊应深入挖掘科学活动的精神内涵，在科学、客观、准确的基础上，以具象化的方式呈现科技工作者的价值准则和行为规范，用社会公众喜闻乐见的叙述方式构建科学家形象，体现科学家独特的精神气质和价值导向。当中国科学家精神成为引领社会文化的先进组成部分并在全社会营造“科技向善”的文化氛围时，公众会以更高的科技伦理意识来理性对待科技伦理问题。
科技活动的拓展导致科技伦理展现出新的向度和多元观点。传统价值体系不再适配新时代涌现的新问题。构建开放型的价值体系势在必行，构建过程需要对科技实践的深入理解和对伦理价值的准确把握。这种理解和把握是能动的创造活动，而期刊的开放、透明和交互的平台功能为这种创造活动提供了舞台，科技期刊应引导社会公众以积极的伦理观看待新兴技术的涌现，在广泛讨论的基础上，对多元观点形成柔性制约机制，作为科技伦理治理中法律和政策制约之外的必要补充。在对稿件的严格把控过程中，针对伦理敏感论文不断提升发表前的预警意识与发表后的追踪意识，在边界之内恪守专业编辑的有限责任，同时通过组织、呼吁专家的广泛参与动员科学共同体通过期刊平台参与科技伦理治理。
科技发展从来是一把“双刃剑”，它既是发展的利器，也是风险的源泉。科技发展这种特有的风险属性，对人类长远发展提出了多维而深刻的挑战，已经事关人的本质尊严，事关人类的前途命运。面对势不可挡的科技发展，科技期刊需始终保持对最新成果审慎的人文思考，从人的角度去看待科技知识、科技活动和科技建制化发展，揭示科技的人文意义、人文背景和人文后果。或许有人会用“科学价值中立”或“科学无禁区”来质疑这样的思考。但是，科学技术本质上一种人类活动，科技活动的首要基本原则就是“以人为本”。只有保持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和谐统一，科技才能朝着更好地服务人类福祉与文明提升的正方向发展。
作者丨李响、赵勣、任福君
研究所简介
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IITE）成立于1985年11月，是隶属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非营利性研究机构，主要职能是研究我国经济、科技社会发展中的重大政策性、战略性、前瞻性问题，跟踪和分析世界科技、经济发展态势，为中央和有关部委提供决策咨询服务。“全球技术地图”为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官方微信账号，致力于向公众传递前沿技术资讯和科技创新洞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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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全球技术地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