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阳谋不是阴谋，它是光明正大的计策，对手看透了也破不了局，不得不走进施计者的棋盘，这才是真正的杀招儿。我仔细翻阅史书，挑了五个既狠辣又光明，影响深远的，咱们一个一个地道来：

阳谋不是阴谋，它是光明正大的计策，对手看透了也破不了局，不得不走进施计者的棋盘，这才是真正的杀招儿。我仔细翻阅史书，挑了五个既狠辣又光明，影响深远的，咱们一个一个地道来：

前因：

齐景公手下有三个勇士：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这三位战功赫赫，彪悍勇猛，但脾气也暴，狂妄跋扈，甚至不把国相晏婴放在眼里。他们结为兄弟，在朝堂上势力盘根错节，对国君的权威构成了直接威胁。齐景公既忌惮他们联手的武力，又烦恼于他们的不守规矩。晏婴深知，这三个莽夫如果联手作乱，后果不堪设想，必须除掉，但强行动武风险太大，极易引起动荡。

阳谋经过：

晏婴设下一局阳谋。他请齐景公准备两颗名贵的桃子（在当时是稀罕物），以“赏赐给功劳最大的勇士”为名，让三位勇士自述功绩来决定谁有资格吃桃。功劳最大的两人可得桃。这计策堂堂正正摆在台面上：论功行赏，谁都挑不出错。计策本身不算复杂，但精妙在它对人性弱点（荣誉、面子、攀比）的精准拿捏。

后果：

三士果然中计。公孙接、田开疆率先抢着述功，各自拿了一颗桃。轮到古冶子时，他觉得自己功劳更大却无桃可食，是奇耻大辱，愤而拔剑自刎。公孙接、田开疆见此情景，惊觉自己贪功夺桃，害死兄弟，羞愧难当，也相继自杀。晏婴不费一兵一卒，未动一国法令，仅凭两颗桃子，借三位勇士自身之“义”与“勇”，光明正大地除掉了国君心腹大患。景公虽惋惜猛士之死，但从此权力稳固。后人评其“晏婴三尺微躯，双桃倾五狱”，堪称阳谋诛心的极致典范。

前因：

西汉建立后大封同姓诸侯王。到了汉武帝时期，这些王国已经尾大不掉。他们拥有大片土地、人口、军队和财权，俨然独立小朝廷，“七国之乱”（汉景帝时）虽被镇压，但隐患未除。王国势力威胁中央集权，汉武帝决心削藩。可高祖有“非刘氏不王”的盟约在先，直接削地夺爵不仅违背祖训，更会激起强烈反弹，搞不好又是一场内乱。

阳谋经过：

中大夫主父偃献策“推恩令”。其核心是：表面推恩，实为分化瓦解。法令要求各诸侯王除了嫡长子继承王位外，还必须把王国封地再分封给所有其他的儿子（包括庶子），由皇帝亲自封他们为侯。这样一来，大王国被裂成若干小侯国，而这些侯国直接隶属于中央（郡），不再受原诸侯王管辖。

后果：

这条法令太“高明”了！首先，它符合“孝悌”伦理，给诸侯王子孙都封了爵位，有“推恩”之美名，无法公开反对。其次，诸侯王如果拒绝执行，等于剥夺了其他儿子的继承权，必然引发自己家族内部激烈的矛盾和争斗，内部先乱。第三，法令由皇帝下旨强制执行，名正言顺。于是乎，各诸侯王即使看穿这是温水煮青蛙，也只能捏着鼻子执行。几代下来，大的诸侯国化整为零，中央的地盘和人口、税收迅速扩大增强，王国再也无力对抗中央。汉武帝未动干戈，用这个温情脉脉又无懈可击的阳谋，彻底解决了困扰汉初近百年的诸侯割据问题。

前因：

战国中期，魏国大将庞涓率领精锐魏武卒大举进攻赵国，包围了赵国都城邯郸。赵国危急，向盟国齐国求援。齐国君臣在救与不救之间权衡利弊：救，可能损失惨重；不救，赵国若亡，唇亡齿寒。孙膑（时任齐军军师）洞悉了战局关键：魏国精兵尽出，其都城大梁必然空虚！

阳谋经过：

孙膑提出了后世传诵的策略：“夫解杂乱纷纠者不控卷，救斗者不搏撠。批亢捣虚，形格势禁，则自为解耳。” 意思就是解救战乱不能硬碰硬，要攻击对方要害空虚处，使其态势自动瓦解。他的具体方案是：直接派兵攻打魏国都城大梁！ 齐军主力在田忌、孙膑指挥下，大张旗鼓直奔大梁（而非邯郸）。

后果：

庞涓和魏惠王得知老巢被袭，必然震恐。这条计策的关键在于“阳”：齐国就是公开宣布要去打你魏国的首都！庞涓看透了吗？他绝对看透了。但他有选择吗？他没有！他必须立刻放弃围攻邯郸（无论是否快打下来），率主力日夜兼程回救大梁。齐军攻大梁是假，诱魏军回援是真。在魏军回援的必经之地——桂陵（今山东菏泽附近），齐军早已布下天罗地网，以逸待劳。魏军长途跋涉，疲惫不堪，仓促应战，被打得大败（桂陵之战）。孙膑此谋，把“攻其必救”的军事原则用成了教科书级别的阳谋。我救赵不靠蛮力硬扛，而是打你的七寸，让你主动撤退、疲于奔命，再伺机歼灭，实在是高！

前因：

宋太祖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夺了后周的江山。但他深知“枪杆子里出政权”的道理。他自己就是武将造反夺权成功的范例，深知手握重兵的节度使和禁军将领们对他皇位的威胁有多大（尤其他本人也是节度使出身）。五代十国以来，武将拥兵篡位的戏码反复上演。赵匡胤想结束这种混乱，必须收回兵权，但又不能像汉高祖、明太祖那样杀功臣，那样会寒了人心，也不利于新王朝稳定。

阳谋经过：

赵匡胤安排了一场看似寻常的宴会，召集核心开国将领（如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等）喝酒。酒酣耳热之际，他突然愁眉苦脸，唉声叹气：“若非卿等拥戴，朕何能得天下？然而身为天子亦不易，远不如做节度使时快活自在，朕自登基以来，未尝一夜安枕！” 众将惊问何故。赵匡胤直言：“人孰不欲富贵？一日有人也以黄袍加汝身，虽欲不为，其可得乎？” 意思是：你们都立了大功，但如果你们手下哪天也把黄袍披在你们身上（就像当初对我那样），你们想不做皇帝，行吗？

话说到这个份上，字字诛心，全是摆在大明处的警告与试探。众将领吓得魂飞魄散，纷纷跪倒哭诉：“臣等愚钝，乞陛下指一条生路！” 赵匡胤等的就是这句话，立刻推心置腹（同样是摆在明处）地说：“人生如白驹过隙，所求富贵，不过多积金钱，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之忧。卿等何不释去兵权，出守大藩，多置良田美宅，为子孙永久之业，多致歌儿舞女，日夕饮酒相欢，以终天年！君臣之间，两无猜疑，上下相安，岂不美哉？”

后果：

第二天，这些功勋卓著的将领们纷纷上表称病，请求解除军职。赵匡胤欣然应允，赐予他们丰厚的赏赐、虚衔和地方上的闲职（节度使，但已无实权）。就这样，一场小酒席，几句掏心窝子（威胁利诱）的话，兵不血刃、和平有序地解除了开国大将们的兵权，将禁军和地方精锐部队的指挥权牢牢掌控在皇帝手中，奠定了北宋强干弱枝的军事制度基础。赵匡胤这一局阳谋，把帝王心术、利益交换、人情世故用得炉火纯青，堪称政治平衡的顶级操作。

前因：

火耗，是明清时期因地方官府在将散碎银子熔铸成标准大锭（银锭）上交国库过程中产生的损耗（包括熔化时的蒸发、金属杂质损失等）。这个损耗是事实存在的，但长期以来被地方官钻了空子，成了一个半公开、极其庞大的贪腐黑洞。

地方官通常向百姓多收税银（比如名义上收一两，实际可能收一两三钱到一两五钱），远远超过实际的火耗（实际火耗率可能就百分之几），多出来的“超收”部分就揣进了各级官员的腰包，成了约定俗成的灰色收入来源——养廉银的初衷本是弥补官员低俸禄，却演变成了默许的腐败。这导致百姓实际负担加重，国家税收流失严重，吏治极端腐败。康熙晚年对此积弊深恶痛绝，却无力根除。

阳谋经过：

雍正登基后，决心整治这一顽疾。他的办法不是秘密调查、严禁（事实上根本禁不住），而是将其彻底公开化、透明化、纳入规范化管理。

具体操作：第一，公开承认火耗的存在，下令各省公开调查上报本地实际需要的火耗率（大大低于过去漫无边际的加派）。

第二，将统一核定后的火耗率作为附加税的一部分，公开向百姓征收（称为“耗羡”或“公费银”）。

第三，这些“耗羡银”统一纳入省级财政专库管理（“归公”）。

第四，从归公的耗羡银中，拿出一部分公开定额发放给各级官员，作为合法化的“养廉银”，其余部分则用来弥补地方财政开支或上交国库。

后果：

雍正这一招，可谓“以透明遏制潜规则”的阳谋典范：

对百姓： 虽然还是在收附加费，但数额被透明核定和固定，不再被层层加码肆意盘剥，总体负担反而相对减轻。

对官员： 失去了随意加派这个巨大灰色收入来源，但获得了一份公开、稳定（且数额不菲）的合法收入（养廉银）。虽然仍有官员贪腐（如克扣养廉银或其他途径），但至少在耗羡这一块，敛财的空间被极大压缩。

对国库： 耗羡收入被部分纳入国库，增加了财政收入，其支出也更加规范透明。

对吏治： 至少在处理地方税收这块，将过去心照不宣的贪腐，转化为公开透明的财政制度，是吏治一大进步，也为清中期“康乾盛世”的持续奠定了基础。这完全是摆明车马的政策转型：皇帝知道你们要“耗”，好，朕给你们“耗”，但给多少，怎么用，朕说了算！官员们纵然想贪，也被这制度死死钳住咽喉。老伙计你看，把桌子底下的猫腻摆到台面上算清楚，有时反而是解决问题最干净利索的办法！

这五大阳谋，横跨两千多年，从权力斗争、国家统一到经济治理，施谋者都是那个时代绝顶聪明的人物。它们的高明之处在于：摆明了车马，看清了人性，算准了形势，最终达到目的。

对手明知是局，却因形格势禁、利益驱使或人性弱点，不得不乖乖就范。这就叫阳谋之妙，如洪炉融雪；堂堂正正，却令人无路可逃。历史，有时候最深刻的智慧，就藏在这些明面上的机锋之中。#历史冷知识#

来源：自说自话聊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