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今年恰逢X射线发现130周年。作为一种高能电磁波，X射线于1895年被德国科学家伦琴发现，并以代表未知事物的“X”命名。如今，它已经成为耳熟能详的科学词语。

今年恰逢X射线发现130周年。作为一种高能电磁波，X射线于1895年被德国科学家伦琴发现，并以代表未知事物的“X”命名。如今，它已经成为耳熟能详的科学词语。

时钟拨回19世纪末，在“西学东渐”的历史背景下，X射线如何从西方漂洋过海最终“登陆”近代中国？哪些关键人物传播和推广了X射线的知识？这些知识又是如何在中国得以本土化，最终成为中西方文化交流桥梁的？吴培熠、王大明的新著《X射线知识在近现代中国的传播》以翔实的一手资料，完整地回答了这些问题。

神秘之光照进中国大街小巷

1896年3月，《万国公报》以《光学新奇》为题，首次在中国报道了X射线发现的消息，介绍了X射线的性质和应用，并敏锐认识到“照骨新法”给国人带来的震撼和好奇。

随着科学界对X射线技术研究的不断深入，《格致汇编》《格致新报》等20多种近代报刊对 X射线技术进行追踪报道，为人们普及了 X射线的知识。

与此同时，基于X射线的医学应用技术也被引入中国。1897年12月，《点石斋画报》以《宝镜新奇》为题，报道了西医柏乐文从美国引进X光机的新闻。两年后，1899年8月，上海嘉永轩主人从欧洲购置了一台X光机，并在上海昌言报馆当众演示。

借助X射线衍射技术，西方科学家首次精确描绘了晶体内部微观结构，推动了固体物理和结构化学的发展。19世纪30年代末，陆学善等学成归国，又推动了我国晶体学的建立与发展。

在生物学领域，赫尔曼·缪勒于1927年通过X射线诱发果蝇基因突变，开辟了辐射遗传和人工诱变研究的新领域。与此同时，《科学的中国》报道了相关进展，文章以《爱克司光与生物之关系》为题，用通俗化的语言介绍了X射线对于动植物遗传发育的影响，以及X射线对生物改良的作用。

医学领域几乎同步引入了X光机，用于骨折、异物探查及肺结核诊断，可以说，医用X光机引领了新的“诊疗革命”。1897年苏州博习医院购置了中国首台X光机后，上海、北平、广州等大医院竞相添置。到了20世纪30年代的防痨运动，医用X光机不仅能有效发挥筛查作用，而且使由“治”到“防”的科学防控观念深入人心，并推动X光机检查纳入常规健康体检。至此，这束产生于 19 世纪德国的神秘之光，不仅照亮了西方实验室，也在中国大街小巷折射出社会转型的新光斑。

X射线的本土化过程

作者明确指出，X射线不仅是一个科学发现、一个技术工具，更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一座桥梁。书中通过细致描写我国近代物理学先驱的求学与科研历程，展现了科技传播本土化的复杂过程。

胡刚复在美国哈佛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Studies in X-rays（《X 射线研究》），成为发现康普顿效应的前奏，他因此成为中国第一位X射线的研究者。

吴有训在康普顿的指导下，开始深入研究X射线相关问题，通过精密实验确立康普顿效应，为康普顿赢得诺贝尔奖作出了重要贡献。回国后，他克服艰苦条件，坚持开展X射线散射理论研究，开创了中国物理学研究的先河。

陆学善则在师承吴有训后，凭《多原子气体所散射X线之强度》论文获得优异成绩毕业，远赴英国继续深造，钻研晶体学，培养了一批本土晶体学家。

3位学者不仅接续了中西科技交流的火炬，也以实际行动打破了西方科学独大的格局，推动了中国本土科研力量的崛起。

X射线的传播：多向互动、本土创新

作者以科学技术与社会（STS）的研究视角为基础，结合传播理论与地方性知识，突出表现了X射线知识如何从物理学领域扩展到化学、生物、医学等诸多领域，并在这一过程中与中国特定的历史语境和社会实践有机结合，构建起一张多层次、多维度的科技传播网络。

通过细致入微的历史叙述，作者不仅丰富了科技传播史的学术内涵，还清晰揭示了跨文化知识交流背后的社会、文化与政治动因，展现了科技知识在传播与本土化过程中的“再造”和“再传播”，挑战了传统科技传播理论中单向扩散的“中心-边缘”模式，提出了“多向互动”与“本土创新”的新观点。

我们可以看到，科学技术并非单向的知识输入，而是在中西互动中呈现出复合性、动态性和多层次性的传播过程。今天，回溯X射线进入中国后的文化互动过程，对于我们探索科技创新与文化传承的发展路径，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来源：东窗史谈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