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辽西的广袤大地上，红山文化的发现如同一道曙光，照亮了中华文明的源头。郭大顺先生自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参与红山文化的考古工作，亲历了牛河梁遗址的发掘全过程，他的工作不仅为红山文化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他的学术生涯也与红山文化的发掘研究紧密相连。郭先生

从考古现场到书架

价值提炼从打磨书名开始

——《礼出红山——牛河梁遗址的发现与研究》编辑手记

辽宁教育出版社

吕冰

在辽西的广袤大地上，红山文化的发现如同一道曙光，照亮了中华文明的源头。郭大顺先生自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参与红山文化的考古工作，亲历了牛河梁遗址的发掘全过程，他的工作不仅为红山文化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他的学术生涯也与红山文化的发掘研究紧密相连。郭先生著作《礼出红山——牛河梁遗址的发现与研究》的出版，不仅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期待，更荣幸地获得了2021年度国家出版基金的资助。

郭先生作为红山文化研究领域的顶尖学者，其扎实的工作作风和严谨的学术态度让我感到佩服。能够有幸参与到这本著作的编辑出版工作中，我感觉收获颇多。在认真通读书稿后，我感到目前的书名不足以概括这本书的内容，后续为这本书稿取名字的环节，花了不少心思，整理下来有以下两点感悟。

通读全稿 锤炼书名

在图书的浩瀚海洋中，一个精准而富有吸引力的书名如同灯塔，指引着读者发现书籍的内在价值。书名不仅是读者接触书籍的第一印象，更是作品传播力的关键。因此，一个恰到好处的书名对于作品的成功至关重要。

在撰写本书之初，郭先生提出了一个暂定的书名《红山文明——牛河梁遗址的发现与研究》，这个标题虽然直观地传达了书的核心内容，但仍有提升的空间。郭先生在提交手稿时也提到，书名尚有改进的余地，希望我们在出版过程中能够进一步优化。

在细致通读书稿后，我们意识到本书不仅运用考古学的方法全面研究了辽河流域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的文化特征及其相互关系，还深入探讨了中国史前时期三大文化区的互动与融合，以及红山文化在中华文明起源中的独特地位。书中对红山文化玉器的研究，更是提出了独到的见解，触及了中华传统文化和思想史的深层。

我们认为，书名应当体现书中对“文明”的探讨，这一概念在中华文明的语境中与“礼制”紧密相关。正如《易·乾·文言》中所言“见龙在田，天下文明”，以及郑玄对《礼记·大传》的注解“文章，礼法也”，都强调了礼法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标志作用。

红山文化的考古发现，尤其是牛河梁遗址，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古代礼制相关的证据。这些发现不仅揭示了红山文化先民在史前时期对社会制度的创新，也表明后世礼制的根源可以追溯到红山文化中晚期，即距今5600至5000年。

在整理书稿的过程中，我们与郭先生进行了深入的交流，探讨如何将“礼制”的概念融入书名。经过几轮讨论，郭先生提出了“礼出红山”这一书名，它不仅准确概括了书的内容，也体现了编辑与作者之间的紧密合作。这个书名得到了包括复审和终审领导的一致认可。

最终确定的书名“礼出红山”，不仅凸显了书籍的主题，也为作品增添了光彩。一个好的书名能够唤醒作品的生命力，使其散发出更加夺目的光芒。

围绕主题 取舍内容

确定书名“礼出红山”之后，我们的编辑工作仿佛云雾散尽、晴空万里。这一明确的书名为我们后续的书稿审读和优化工作指明了方向，使得内容的整理和书稿的加工变得更加清晰和流畅。

本书的内容主要分为两个部分：首先，详细介绍了牛河梁遗址的各个发掘地点，并对这些地点的建筑和出土器物进行了基本分类；其次，对这些建筑和器物的外形、特点进行了对比分析，并将其置于历史背景之中，探讨了红山文明在中国文明史上的独特地位和作用，凸显了它在中华文明起源中的独特个性。

牛河梁遗址出土的大量器物和残片在初稿中得到了详尽的介绍。然而，随着“礼出红山”主题的确立，我们发现原有书稿中对这些器物的描述过于烦琐，相对而言，对器物所反映的时代背景的分析和讨论则显得不够充分。为了更好地突出主题并强调最新的研究成果，我们决定对书稿进行调整，适当删减与主题关联不大的器物介绍，以突出重点内容。

针对这一调整，我们再次与郭先生进行了沟通。在听取了我们的建议后，郭先生经过深思熟虑，同意了我们的想法。他对书稿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和修订，删减了一些插图，并结合书名“礼出红山”，补充了新的学术观点。经过这样的调整，第二版更加紧密地围绕主题，内容详略得当的书稿，呈现在我们面前。

参与《礼出红山——牛河梁遗址的发现与研究》这本书的编辑工作，是一次深刻而宝贵的经历。在与郭大顺先生的合作中，我不仅见证了一部学术著作从雏形到成品的转变，更体会到了编辑工作在文化传播中的重要作用。我期待将这次经历中获得的宝贵经验与心得同大家分享，书稿打磨永无止境，将此与编辑同仁共勉。

来源：辽宁出版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