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78年，耿飙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次年1月，他又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秘书长。1981年，耿飙转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次年任国务委员。1983年起，耿飙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而在此之前，也就是1976年10月中旬，长期出任驻外大使的耿飙将

1978年，耿飙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次年1月，他又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秘书长。1981年，耿飙转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次年任国务委员。1983年起，耿飙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而在此之前，也就是1976年10月中旬，长期出任驻外大使的耿飙将军，曾一度统管中央宣传口工作。这是由于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倾力推荐的结果。

“文革”一开始，耿飙历经磨难。1968年，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他终于走出了“牛棚”，并于1971年担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1974年1月24日，江青等人背着中央政治局、中央军委召开了驻京部队“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将斗争的矛头对准了周恩来。会议快结束时，中联部政工组宣传组有人跳了出来，递条子在会上造谣，说部领导不让印“批林批孔”的材料，将矛头直指耿飙。江青看准风头，马上跳起来专横地指责耿飙，欲置耿飙于死地。

事后，周恩来劝慰耿飙：“我送你三句话：第一，人家要打倒你，不论怎么打，你自己不要倒！第二，人家要赶你，不管他怎么赶，你自己不要走！第三，人家要整你，不管他怎么整，你自己不要死！”周恩来一番语重心长的话，让耿飙茅塞顿开，心中积压的郁闷一扫而光，坚定了同江青等人斗争到底的决心。

在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头，经叶剑英推荐，华国锋多次接触耿飙。1976年10月6日晚，耿飙在家中刚收听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节目，家里的红色电话机铃声响了。他拿起电话筒，听得很真切，是华国锋要他迅速赶到中南海怀仁堂。

夜色中，耿飙乘坐黑色轿车进入中南海，通过弯弯曲曲的碎石小道，来到怀仁堂门口。一进中南海西门，他就发现，8341部队的岗哨比平时增多了，有一种紧张的气氛。下车后，他匆匆走进怀仁堂，这时他才知道，华国锋、叶剑英在征得政治局多数同志同意后，已在今晚8时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采取断然措施，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及其在北京的帮派骨干实行隔离审查，一举粉碎了祸国殃民的“四人帮”。

华国锋立即向耿飙交代任务：“你和邱巍高到中央广播事业局去，要迅速控制住电台！”身着灰色军便服的叶剑英走过来，嘱咐耿飙：“要防止发生混乱，防止泄密，注意安全。”并悄悄地对耿飙说：“……经过我们几个同志个别交谈，统一思想认识，决定采取‘以快打慢’的方针，用在怀仁堂召开中央常委会的形式，对‘四人帮’采取行动，实行隔离审查。在决策和实施这一重大行动过程中，保密问题重之又重，知密范围很小，参与人员十分精干。实战证明，这样做是正确的，未放一枪一弹，即迅速粉碎了这个反革命集团，取得了预期的胜利。”

耿飙听罢，紧紧握住叶帅的双手，眼眶里充满了激动的泪水。

当晚9时50分，耿飙在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邱巍高和警备一师副师长王甫的陪同下，顺利步入广播大院。守卫中央台的部队，就是王甫的警备一师。王甫随即调出20名战士，跟随耿飙行动。

耿飙一行来到中央台直播室。他推门进去查看后，便指定两个战士武装守卫在门口。他严厉命令：“从现在起，你们要守住直播室。第一，哨兵交班必须要有团长批准；第二，谁擅自强行冲入直播室，抢话筒发布消息，不管是谁，坚决严惩！要用我们的鲜血和生命捍卫党的宣传阵地！”

“坚决完成任务！”战士们齐声回答。

随后，耿飙指示王甫带一部分战士立刻分头行动：第一是控制电台的要害部位，如播音室、机房、制高点等，加强岗哨和验证；第二是保持电台秩序和稳定，内紧外松，不要让别人看出异常来；第三是保证所有进驻人员的安全；第四是对警备部队进行教育，要求他们绝对忠于党中央。

战士们出发后，耿飙和邱巍高便在大楼北面找到局长办公室，镇静地敲了下门。局长邓岗还没有下班，他开门时发现门外站着的是耿飙，且身后站着佩枪的卫戍区副司令员，不由愣住了。耿飙让他别紧张，走进办公室，也没有坐下，就从口袋里掏出中央的指示给他看。

邓岗仔细一看，愣住了，他看看耿飙，似乎仍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耿飙对他说：“派我来这里是中央的决定，你要不相信打电话请示也可以，但不许出去，电话就在这里打。”邓岗勉强地笑笑说：“我不打电话，没有什么要请示的，我服从中央的决定。”

“那好!那好!”耿飙微笑着，然后用温和的口气命令道：“请你把领导班子的人统统找到你办公室来，就说有事要商量。”

此刻，已65岁的耿飙，又如当年指挥重大战役那般镇定自若，威风凛凛。他早在1928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团参谋长、师参谋长、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参谋长、晋察冀军区副参谋长、赫赫有名的第十九兵团（即杨、罗、耿兵团）的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新中国成立后，他作为共和国第一批外交官，刚脱下军装就穿上西装，刚放下枪杆就要学会使用西餐刀叉，历任中国驻瑞典、丹麦、巴基斯坦、缅甸、阿尔巴尼亚等国的大使，外交部副部长。

耿飙耐心地等待邓岗打电话召集人员。不久，广播局核心组的11名成员全部到齐，便在邓岗办公室正式开会。待他们都坐定后，耿飙以军人特有的作风，下令两个卫兵在门口站岗，不经批准，其他任何人都不准进办公室来。佩枪的邱巍高副司令员紧依着耿飙坐着，目光冷峻。室内的气氛异常紧张。

耿飙平静地传达了中央的指示，然后说：“我要求你们遵照党中央的指示，把工作做好。从现在起，你们就在办公室学习、工作、休息，不得擅自离开广播大楼，不得回家。”

夜深了。耿飙考虑，光靠自己和邱巍高、王甫三个人，工作难于运转，便悄悄对邱巍高说：“应该再调一些人来。”邱表示同意，但说：“要找人，我们那里只有武的，没有文的，还是从你的中联部找人吧。”耿飙觉得这个主意好，立即打电话到中联部，把张香山和冯铉两位副部长请来，还找了其他一些同志。他们的任务主要是和电台的同志一起审查播出前的节目胶带，包括文字节目稿和歌曲、音乐节目。耿飙告诉他们，主要掌握两点：一、必须录播，不许直播。播出稿中不能泄露有关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二、凡是节目中提到或涉及“按既定方针办”的，一律删去，还要撤换一些不妥的节目。

广播大楼上下，到处是警备一师的游动哨。耿飙和邱巍高四处巡视一番回来，便对邓岗说：“我们得住在这里。”于是，就在邓岗的办公室内架起了几张行军床。头三天，耿飙睡觉不脱衣、不脱鞋，连吃饭、喝水都不离开办公室，由警卫战士送来，完全是一种战斗生活，准备随时应付突发情况。特别是第一天晚上，因为没有那么多张床，他就和邱巍高轮流睡一张床。他睡了一会儿，再换邱巍高睡一会儿。

所谓“睡”，不过是躺一躺，放松一下筋骨，眼睛却瞪得大大的，脑袋里在翻江倒海，考虑还有什么漏洞没有？还有不周全的地方没有？还会出现什么突然发生的情况？应当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四人帮”虽然被抓起来了，但还要防止他们的余党、死党狗急跳墙。中央台长期受“四人帮”严密控制，他们经营了十来年，会不会跳出几个亡命之徒来？耿飙想，自己个人的安危生死事小，万一电台出了事，其传播速度和范围比报纸要快、要远，就将迅速波及全国、影响到国外，从而打乱党中央的战略部署。这种影响比自己当年指挥的任何一个战役的影响都要大……他越想越感到责任重大，越想越难于入睡，索性起来继续伏案工作。

10月6日晚上的事，第二天在广播事业局内部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就全知道了。广大干部和群众对粉碎“四人帮”的行动是衷心拥护和非常高兴的。个别人思想上比较紧张，但表面上也很正常，没有出现极端之举。

10月14日，党中央公布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在举国欢庆胜利之时，耿飙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任务，仅留下张香山同志临时负责广播局工作，便和其他同志撤离广播大楼。15日，他参加了中央政治局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决定，在中宣部未恢复前，先成立临时的中央宣传口，由耿飙总负责，将宣传舆论阵地统管起来。

来源：历史记录大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