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明洪熙元年（1425年），直隶滑台人房岩赴任邹县知县。此后二十余载，他踏遍峄山泗水，将清廉刻进县衙梁木——任内“诉讼日稀，政通民安”。离任时百姓叩阙请留，终卒于任上，青史间至今回荡着滑台官话的余温。

明洪熙元年（1425年），直隶滑台人房岩赴任邹县知县。此后二十余载，他踏遍峄山泗水，将清廉刻进县衙梁木——任内“诉讼日稀，政通民安”。离任时百姓叩阙请留，终卒于任上，青史间至今回荡着滑台官话的余温。

重修孟庙、断机堂、子思书院时，他的斗笠常挂于文庙柏枝；督造龙河桥时，草鞋陷进春汛的淤泥。唯峄山绝壁“一步登天”题刻，如一枚钉进云霭的印章，成为其治邹的孤证。

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嘉靖四年《邹县地理志》载教谕陈衡文《重修高桥之记》，揭晓房岩另一遗泽——城南十里铺那座坍了三孔的石桥，曾在他捐俸时重获脊梁。

此村汉时萌芽，明称高桥铺。当石桥残躯没入荒草，“铺”字却从驿道文书跳进村名——因设铺递且距城十里，遂名十里铺。

《地理志》载：“城南十里铺……草房三间，门楼一座，基地八分，铺兵夫两名。”八分薄地竟要撑起帝国血脉，两名铺夫足底老茧，早被驿路碾成史册标点。

至于十里铺究竟是在什么时候设立的铺递？如今已经难以确切查考。但需要知晓的是，驿站、铺递的起源甚早，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有了邮递的相关事务。到了秦汉时期，更是形成了一整套完备的驿传制度。

在繁华的唐朝时期，邮驿的设置遍布全国，杜牧曾有诗云：“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为了能让唐玄宗的爱妃杨贵妃品尝到新鲜的荔枝，驿卒们穿越州府，拼命运送，邮驿站以八百里加急的速度传递，每年都有几名官差为此殉职，也有几匹驿馆的马匹累死。“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平明发咸阳，幕及陇山头。”这句诗生动形象地再现了当时邮驿传递的繁忙情景。天宝十四年十一月九日，安禄山在范阳起兵叛乱。当时唐玄宗正在华清宫享乐，两地相隔三千里之遥，然而仅仅在 6 日之内唐玄宗就获知了这一重大消息，其传递速度达到了每天 500 里之快。由此可见，唐朝邮驿通信的组织架构和传递速度已然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到了诗意烟雨的宋朝，驿站的规模虽然比不上唐朝那般宏大，但出现了“急递铺”，驿卒由兵卒担任。急递的驿骑马脖子上系着铜铃，在道路上奔驰时，白天铃声清脆，夜间则高举火把，就算不小心撞死人也无需负责。每个铺递更换马匹，经过数个铺递便更换人员，风雨无阻，昼夜不停，全速前进。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说道：“驿传旧有步、马、急递三等，急递最为迅速，每日可行四百里，唯有在军事行动时才会启用。熙宁年间又有金字牌，急脚递如同古代的羽檄，用朱漆木牌镶嵌金字，每日可行五百里”，南宋初年著名的抗金将领岳飞就是被宋高宗以十二道金牌从前线强行召回临安，这类金牌就是急递铺传递的金字牌，蕴含着十万火急的意味。岳飞在一日之内于前线接到的十二道金牌，正是那朱漆金字牌。除此之外，当时还有通过钟鼓、烟火、鸽子、旗语、狼烟等多种方式来传递信息。

元朝时期，其疆域之辽阔可谓空前绝后。为了能够维持这庞大帝国的信息传递，驿站制度得到了极大的强化，当时被称为站赤。据马可·波罗所著的《马可波罗行记》中记载：“在所有通往各省的重要道路之上，每隔二十五迈耳，或者三十迈耳，必然会设置一处驿站。即便是在无人居住、全然没有道路可通的地方，此类驿站也必定会设立。……将全国的驿站合计起来，预备的马匹多达三十万匹，专门供钦差使者使用。驿站的大房多达一万余所，皆布置得精美华丽，其奢华靡丽的情形，令人难以用笔墨来描述。”

而在《经世大典》中也有记载，中国境内设有站赤 1496 处，在藏区总共设置了大驿站 28 处，小站大约有 7 至 8 处。

到了明代，驿站制度日趋完善，在全国范围内都建立了驿站，称为驿递，每隔十里就设置一处铺，铺有铺长负责；每六十里设立一座驿，驿有驿丞管理。沿着交通线路，每 60 - 80 里设置一个驿站，全国总计共有驿站 1936 个；此外，还设立了急递铺和递运所，进一步加强了物流信息的传递和处理。驿站不仅承担着信息传递的重任，还能够接待因公出差的官员，为他们提供必要的服务和支持。

清朝时期设立了 1785 处驿站，在京师设置了皇华驿，倘若军机处的公文上注明了“马上飞递”，规定日行三百里，如果遇到紧急的情况，可以日行四百里、五百里，甚至六百里不等，最快速度能够达到八百里，俗称“六百里加急”、“八百里加急”。往往到达站点的时候，人和马匹都已经疲惫不堪，近乎累倒。

高桥（十里）铺递何年所设？汉村之前可有驿火？秦汉古道夯土层的绳纹陶片缄口不言，唯“十里”之数如精准的时光铆钉——老农指田埂称“铺东”，唤岔路为“马道口”，方言里仍奔走着未卸鞍的驿马。夕阳将我影子拉长成铺兵夫模样，恍惚见：房岩坠落的修桥铜钱，撞上急递铺马蹄铁，在暮色中溅出蓝火，锻打出“十里铺”三字金鸣。——最坚固的驿站，原是地名淬炼的钢印。

来源：尼山布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