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鲜有人知道，在几百年前，历史也曾无情地将白人推入奴隶的深渊。从地中海沿岸到北非腹地，一段不为人熟知的“白人被奴役史”悄然上演。

提到“奴隶贸易”，许多人会直觉地联想到黑奴，联想到非洲人与欧美殖民者之间的血与泪。

鲜有人知道，在几百年前，历史也曾无情地将白人推入奴隶的深渊。从地中海沿岸到北非腹地，一段不为人熟知的“白人被奴役史”悄然上演。

十四世纪末，曾经寂寂无名的地中海南岸，被一种特殊的力量撕开了平静的帷幕——那就是“巴巴里海盗”。它如同鬼魅一般，让无数渔夫、航海者、平民百姓夜不能寐。

最初的巴巴里海盗，是地中海沿岸的摩尔人和突厥人，靠海谋生和走私。随着奥斯曼帝国的扩张，一种新的“海上力量”悄然成型。

土耳其苏丹出于打击基督教国家海权的目的，开始暗中支持这些地中海盗匪，提供火炮、战船与武器装备，任由他们在地中海上横冲直撞，既不归朝廷管理，也不受宗教限制，逐渐形成了一个不受控制的黑色王国。

“黑色王国”的主要收入，不是金银珠宝，而是“人”。不论是来自英格兰的羊毛商船，还是自意大利驶出的香料货轮，一旦被他们盯上，便难逃被劫命运。

船上的货物固然重要，但更值钱的，是人——尤其是白人水手与乘客。

掳获的白人，会被迅速转移至北非港口城市，交由专门的“奴隶交易所”评估价格，并拍卖处理。

英国、法国、葡萄牙、西班牙——这些日后主宰全球航线的帝国，也曾在这场奴役中，充当被征服者的角色。

白人水手的脸庞、渔民的臂膀、甚至贵族小姐柔嫩的皮肤，都成了拍卖台上评估价值的依据。

在这种疯狂的供需关系之下，巴巴里海盗的行径愈发肆无忌惮。

他们不再满足于在公海劫掠，而是直接将目标锁定在沿海定居点。康沃尔郡、布列塔尼、撒丁岛，这些原本安宁的小渔村屡屡遭到夜袭。

海盗们趁着黎明前的浓雾突袭登陆，洗劫教堂、烧毁农舍、绑架男女老幼。

他们将白人女性用铁链牵着，在村道上押走；将男孩装入船舱，运往北非的矿山与农场。

欧洲各国一开始并未重视这一现象，甚至试图与这些海盗交易以换取“和平”，但随着被掳走的白人数量直线上升，一场震撼整个欧洲大陆的恐慌与愤怒逐渐发酵。

据学者估计，从十六世纪到十九世纪初，约有八十万到一百二十万的欧洲白人沦为北非奴隶。

法国的布列塔尼海岸、意大利西西里岛周边、西班牙的比斯开湾，所有贴近地中海或大西洋边缘的村落都未能幸免。

在三百年间，超过一千艘渔船在海上被劫，数十万平民在梦中惊醒，被塞进阴暗潮湿的船舱，开始了毫无尽头的奴隶旅程。

那些被掳走的白人被像牲畜一样分类堆放，舱内闷热潮湿，瘴气弥漫。船底堆积着腐烂食物、排泄物和血迹，每一次摇晃都令恶臭翻腾。

女人在被拖入舱室前便已遭蹂躏，瘦弱的身躯在肮脏的甲板上抽搐、呻吟；孩子哭喊着找妈妈，却被粗暴地踢入角落；男人的眼中只剩下呆滞和恨意，无法预料是会被卖入矿山，还是直接沉入大海。

船程漫长，风浪无情，不少人在抵达非洲之前便已死去。

有时，一艘船出发时有两百人，到达港口时只剩一百出头。那些“幸运”活着到达北非的奴隶，被迫经历另一场“公开羞辱”——游行示众。

他们双手被反绑，从港口被押送至市场，沿街人群对他们唾骂、投石、嬉笑，将他们当成异族的低贱货物。

他们最终的归宿，是一座座阴冷的地牢。这些地牢建在地底深处，仅靠一口嵌有铁栏的天井提供空气与光线。潮湿、拥挤、布满蚊蝇，十五到二十人被塞进一间不足十平米的空间。

数周时间里，不断有人死于饥饿、疾病或狂躁，而活着的人，则被挑选着送往奴隶市场，等待下一轮命运的碾压。

比这更残酷的，是人性的彻底剥夺。他们的姓名被抹去，只留下价格；他们的身份被取消，只剩下标签：年轻、健康、有力气；或是：“适合育婴”、“懂制陶”、“习得拉丁文”。

白人自认为高贵的文明在这里被撕成碎片，他们和过去的黑奴一样，被拍卖，被转手，被奴役。

北非的太阳毒辣，穿过阿尔及尔港的石板街，照在那座形状怪异的拱形建筑上。它看似是清真寺，实际却是整个地中海地区最繁忙的“白奴交易中心”。

沿街的商贩已然习惯了这片区域每日传来的哭喊声与叹息声，这种声音，混杂着多种欧洲语言，法语、英语、意大利语、德语——无一例外地透着惊恐、屈辱与崩溃。

奴隶们被强行拖入这里，站在光滑的大理石地板上，脱光衣物，任由买家挑选、检查、评价。

他们不再是曾经的水手、商人、教师或贵族子弟，而是一块块待售的肉身，被剥夺了姓名、国籍、信仰与尊严。

负责叫价的“奴隶司仪”站在高台上，手中拿着长鞭与记录板。他们熟练地报出奴隶的“属性”：年龄、体力、是否识字、有无技艺，以及更为私密的身体状况。

男性奴隶中，年轻结实者最为抢手，往往会被买去做苦力，服役于矿山、船厂、建筑队中；而那些文弱的学者、教士，则被富商或地方长官买下，作为家塾教师、文书仆从，终生不得离开。

最残忍的，是对白人女性的定价与分类。拍卖员会当众描述她们的容貌、发色、体态，乳房的形状、腿部线条。面容姣好的少女常被加价抢购，她们将进入富商的后宫，成为玩物，失去自由，失去未来。

一位美貌女奴则可能在权贵间换来一处庄园、一座葡萄园。这样的市场，不仅扭曲了人性，也将整个奴隶制度推进至彻底的“商业化”深渊。

交易完成后，奴隶会被烙上主人的印记，有的用火烙，有的用针刺，有的则直接在肩胛或大腿处刻字。这些标记不仅是所有权的证明，更是羞辱与支配的象征。

这些印记时刻提醒着他们：即便身上穿上再干净的衣裳，心中再多自由的梦想，也只是主人的附属物。

一些富裕的欧洲家庭，在得知亲人被掳后，会委托教会或慈善组织向海盗支付赎金。这类交易往往价格高昂，赎回过程漫长且不确定。

宗教团体如“圣三会”“慈悲兄弟会”等曾为赎回白奴付出巨大努力，他们用香料、丝绸、金银与地中海走私品与奴隶主交易，但这些努力犹如杯水车薪。

随着西方国家逐步掌控全球贸易命脉，巴巴里海盗的掠夺行为，触动欧洲列强的根本利益，昔日容忍与妥协，转为炮舰与铁血。

1801年，刚刚建国不久的美国，便因“巴巴里国家”勒索高额保护费而大怒，于是派遣军舰远征地中海，发动了第一次巴巴里战争。虽然成果有限，但这场战争标志着美国在国际舞台上首次宣示主权。

随后，英国、荷兰、西班牙等国也相继采取军事手段，逐步摧毁北非奴隶市场的根基。

英国舰队对阿尔及尔进行轰炸，迫使当地统治者释放上万名白人奴隶，这场战役被视作“白奴贸易的最后丧钟”。

制度终结，伤痕却未随之消失。

许多白奴即便获得自由，也已无力归乡。他们被迫在异国定居，有人转而皈依伊斯兰，改名换姓，在北非重建生活；也有人流落街头，形如乞丐，无处归依。

他们的家族在欧洲早已将其视为死者，墓碑早已立好，名字早已从族谱抹去。

那些被迫为奴的白人女子，有些成为权贵的玩物，有些与主人成婚，甚至育有子嗣。这些孩子在北非长大，皮肤雪白，讲着阿拉伯语，信仰伊斯兰教。

他们夹在种族与信仰的边缘，既非完整的欧洲人，也难被本地人完全接纳。他们是这段历史的“遗腹”，也是最沉默的伤口。

欧洲社会对这段历史也始终保持一种矛盾态度：

一方面，宗教团体与慈善组织曾为白奴奔走呼号，用尽所有资源去换回他们的自由；

一方面，国家权力却长期对这一贸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在某些时期与海盗私下交易，以保航道畅通、商路无碍。

历史书籍中关于“奴隶贸易”的章节，总是浓墨重彩讲述黑奴的悲歌，却对白奴避而不谈。这并非因为其规模不够宏大，而是因为它刺痛了文明中心的自尊。

白人曾自诩“开化世界的使者”，却在这段历史中沦为被奴役者，成为市场上的商品、笼中的囚徒、地牢中的呻吟。

这种反转，打破了种族与权力的既定结构，让欧洲无法坦然面对过去。

在白奴贸易渐渐远去之后，欧洲却以“反奴隶”为由，大举进军非洲，开启了新一轮殖民浪潮。他们曾因奴役而恼羞成怒，却在权力转换后，将类似的压迫强加于非洲人民身上。

这种“正义”被包装成文明传播的口号，实则是另一种形式的支配，只不过主角由白人奴隶转为黑色殖民地。

来源：游史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