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抗战时期，四川一直处于中国的大后方，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周恩来同志曾用四句话高度概括四川的重要作用，那就是：抗战最后根据地、连接西北和西南的枢纽、两个民主运动中心、坚强的战斗的西南党组织。

抗战时期四川地下党的坚强战斗

文/李崎

抗战时期，四川一直处于中国的大后方，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周恩来同志曾用四句话高度概括四川的重要作用，那就是：抗战最后根据地、连接西北和西南的枢纽、两个民主运动中心、坚强的战斗的西南党组织。

中共四川省党组织肩负着特殊的历史使命，在周恩来同志亲自负责的中共中央南方局直接领导下，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和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和带领全川人民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为夺取抗战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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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组织重建与领导核心作用

土地革命后期，中共四川地下党组织曾被破坏殆尽，党组织统一领导的活动基本停止。到1937年“七七事变”（即卢沟桥事变）前，全省共产党员只有100余人，且零星分布在成都、重庆、宜宾等地。1937年6月，四川省委委员、泸县中心县委书记邹凤平到延安，向中共中央报告了四川省党组织在白色恐怖中遭受严重破坏的情况。

党中央十分关注四川党组织的恢复和重建工作。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后不久，中共中央上海局就曾派张曙时到四川开展工作。发展党的组织，指导开展四川抗日救亡活动。1937 年 3 月，他离开成都，取道汉口回延安，直接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汇报在四川的工作并请示工作，后以中共中央特派员身份返回四川继续从事秘密活动。

全面抗战爆发后，第二次国共合作局面形成，为中共四川党组织的恢复重建创造了条件。1938 年 1 月 10 日，中共四川省工作委员会（简称“省工委”）在成都成立，邹凤平、廖志高、张曙时是省工委委员，直属中共中央领导，最初为长江局领导，后改为南方局领导，为四川地区党组织的发展和抗日工作的开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抗战爆发后，借助新的形势，四川开始重建地方党组织，并取得较大成就。1937 年底至1938 年，四川地下党组织抓住抗战开始、蒋介石允许共产党公开活动的时机，通过成都青年抗敌后援会、成都学生抗敌后援会等救亡团体吸收失散同志，恢复秘密组织，同时加强与各地流散失群的党员联系，逐渐重建党的组织。

1938年5月，省工委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和长江局关于“大量发展党员，不搞关门主义”的指示，要求各级党组织把发展党员作为一项重要工作。四川地下党借助新的形势，利用新的民众救亡组织形式、旧有失散党员的线索与关系网络等，重建和发展党的组织。如在川北、川南、川西等地，党组织纷纷恢复和建立，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组织网络。

各地党组织在工人、农民、学生、知识分子等各阶层中，寻找积极要求进步、认同党的主张的人员，作为发展对象，秘密地对他们进行培养和教育。按照党的组织原则和程序，在严格保密的前提下，吸收符合条件的优秀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不断壮大党的地下力量。

到1938年10月，四川建立了成都、重庆、自贡3个市委，宜宾、泸州、南充等7个中心县委，从而使党的基层组织遍及全省各地。全省近20个市、县建立了市委、工委、中心县委、特支、支部，60多个县有了党组织。

1938年11月，四川党员人数已从1938年3月底的340余人发展到3258人，完成了“10倍发展党员”的任务。其中，成都的党员人数从100多人增加到600任左右，市属5个区共有51个支部、党员466人；军队120多人，上层人士20多人。党直接领导的进步团体有19个，团结和组织的群众达2400多人，党的组织能力和战斗能力明显提高。

地下党组织在省城以外的县、区、乡迅速恢复重建，基层统战活动逐渐渗透到川渝的乡土社会乃至更广阔的农村地区。川北三台县作为区域地下党中心县委驻地，建立了隐蔽机关，在地下党员的参与和领导下，发展了党组织、扩大了抗日团体，抗日救亡民众运动开展得极其热烈。川南荣县也成为四川党的工作开展最好的地区之一，“荣县抗敌后援会” 建立了多种形式的抗日宣传队伍，取得了显著成效。通、南、巴区域一直潜伏的中共党组织，坚持深入广泛的抗日宣传，将其建设成为川东北的一个重要据点。

随后，撤销省工委，分别建立了川东、川西两个直属南方局领导的特委。川东特委由廖志高任书记，领导重庆、宜宾、泸县等地党组织和1500多名党员；川西特委由邹凤平任书记，领导成都、自贡、内江、乐山、绵阳、雅安等地的党组织和1800多名党员。1939 年1月西康省成立，同年 2 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川康特委，中共长江局（南方局）组织部长博古（即秦邦宪，1907-1946.2）兼任川康特委书记，罗世文到四川后继任川康特委书记，统一了四川及西康部分地区党组织的领导。

博古参与制定并积极贯彻执行隐蔽方针，为整顿、巩固组织做了大量工作，使党的组织在险恶的环境下得以保存和发展。到1939年11月，川东特委、川康特委党员人数接近8000人。

中共四川党组织的重建和党员队伍的发展壮大，成为推动全省抗日救亡运动不断深入的减轻正值领导力量，也成为大后方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引起了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集团的警觉和注意。

1938年10月底，武汉会战结束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随后，蒋介石制定了“溶共”、“限共”、“防共”政策，大肆破坏中共党组织，到处抓捕共产党人和革命人士，接连掀起反共逆流，四川地下党工作环境变得异常危险。1940年3月，国民党特务机关在成都制造“抢米事件”，嫁祸于共产党，逮捕了中共代表罗世文和著名进步人士车耀先等一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致使全省党组织活动空间被进一步打压。

二、加强上层统战工作，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

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建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尤其重视和加强对四川的上层统战工作，对手握兵权、主政四川的刘湘及邓锡侯、刘文辉、潘文华、杨森、田颂尧等地方实力派人物、军阀的积极争取，并开展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

抗战时期，张曙时对川军将领的策反争取工作主要有以下方面：

1935 年，张曙时受中共中央上海局指派入川开展统战工作。1936 年，他得知刘湘和蒋介石的矛盾后，授意与刘湘有交情的傅春吾给刘湘写信，强调四川在抗战中的战略地位，劝刘湘 “以抗日为中心的号召，造成四川为中国抗日政治的中心”，并建议刘湘把省府迁到成都，脱离蒋介石的控制，与四川各军联络起来共同保卫四川。刘湘对此信极为重视，派亲信甘绩镛找到傅春吾表示感谢，并希望傅能常常赐教，这促进了刘湘下决心脱离蒋介石的挟持。

张曙时通过刘湘的老师、开明人士张澜做工作。当时张澜来到重庆，张曙时与其相见，二人对当前局势、刘湘的处境和前途看法基本相同。经过张澜做工作，刘湘下定决心将省府迁到成都，脱离蒋介石的压迫。

1937 年底至 1938 年，张曙时以成都民本体育学校教师身份为掩护，辗转进入成都。他以中共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在成都等地开展统战工作，以 “抗日救亡” 为切入点，向刘湘剖析时局，指出川军若与红军内耗，正中蒋介石下怀，若联手抗日，则可成民族英雄。张曙时通过 “武德励进会” 的郭秉彝等和刘湘及其上层幕僚保持联系，积极而有计划地开展对四川实力派的统战工作，推动四川地方实力派从 “拥蒋反共” 向 “联共拒蒋抗日” 转变。1937 年，他还陪同李一氓会见刘湘，转交毛泽东给刘湘的亲笔信。在共产党的争取下，刘湘等川军将领逐渐转变态度，表示愿意率领川军出川抗战，1937 年 9 月初，川军首领刘湘率领首批川军开赴抗日战场。

四川地下党采取上层统战和下层统战并举的方针，积极推动四川地方实力派由 “拥蒋反共” 向 “联共拒蒋抗日” 转变。例如，罗世文以八路军驻成都代表的身份，与刘湘、邓锡侯等地方实力派联系谈判，阐述中共的抗日主张及统战政策。

1937 年 8 月，受毛泽东委派，罗世文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回川，与刘湘、邓锡侯等地方实力派人物联系、谈判，向他们详细阐述中共的抗日主张和统一战线政策，分析当时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和各种矛盾，促使他们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四川的抗日救亡运动。刘湘等对罗世文的谈话很感兴趣，邀请他作参谋，经常给他分析情况，出谋划策。罗世文还以中共代表身份先后展开了对刘文辉、潘文华、田颂尧等人的争取工作，使这些地方实力派人物在抗战初期倾向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而对蒋介石的反共政策作了一些抵制，并且还在一定程度上开放了民主，有利于四川各地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

对文艺教育界的知名人士，四川地下党采取个别接触、宴会、座谈会等方式，讨论抗日救亡工作，以抗战为中心，把各界各派的人聚集起来。车耀先经营的成都“努力餐” 成为中共地下党开展统战活动的重要场所，是党在四川地下工作的秘密联络点。他先后创办了《大声周刊》等多种进步刊物，发展了众多社员，在传播延安消息、帮助青年去延安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民族资本家，通过商会等形式联系，做好思想教育和团结工作，调动其投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抗战前线提供大量物资。同时，争取四川当地的开明士绅、社会贤达的支持，通过他们在地方上的影响力，宣传抗日主张，动员民众参与抗日救亡活动。

1937年7月21日，“四川省各界抗敌后援会”（简称“省抗”）正式成立，民以上仍属国民党四川省党部统一领导，实际领导权则掌握在共产党员和各界进步人士手里。“省抗”成立后，省内各地各界抗敌后援会、四川青年救国会、学生救国联合会等抗日就往团体也纷纷成立。

1937年9月，首批川军出川抗战。此后，在八年抗战中，前后共有300多万川军将士奔赴抗战前线，成为抗击日本侵略者的重要力量。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中共四川地下党组织和广大共产党员在促成川军停止内战、出川抗日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推动和影响作用。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刘湘于7月10日、13日两次向南京中央请缨抗战，7月14日通电呼吁“全国上下，同德一心，共赴国难”，并命令自己直辖的各军于三日内回到各自的驻地整军备战。8月7日，刘湘代表四川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公开承诺四川“所有人力、物力，无一不可贡献国家”，并可出兵三十万，供给壮丁五百万和粮食若干万石。会后，刘湘被任命为第二路预备军司令长官，8月20日正式就职，辖九个军。8月26日，刘湘发表《告川康军民书》，号召四川军民为抗战作巨大牺牲。9月1日，刘湘率部出川抗战，作战地境为江苏的太湖以西和浙北、皖南部分地区。11月9日，刘湘自成都飞抵汉口，22日乘船到南京，下令所部各军、师堵击在浙江金山卫登陆、正向浙江境内侵犯的日军，重点保持于广德、泗安方面。

刘湘积极整编川军，裁汰老弱，充实弹药，为出川抗战做好准备。8月29日，川康各军整编完竣，川军各将领纷纷请缨抗战。刘湘率川军先后参加了淞沪会战、太原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等重要战役，为抗击日军立下了赫赫战功。1937年10月26日，刘湘被任命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所部参加了淞沪会战，与日军进行了殊死搏斗；1938年春，刘湘率领的川军参加了徐州会战，与日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以“省抗”的成立和刘湘亲自率部出川抗日为标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巴蜀大地正式形成。1938年初川军领袖刘湘在武汉病逝后，中共四川党组织在中共中央领导下，继续与其他四川地方实力派人物密切联系，争取他们对四川抗战的支持，包括对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杨森、田颂尧等的统战工作。

张志和是刘文辉的军师和助手，也是有名的川军将领，曾在延安受到过毛泽东的接见。张志和（1894年 —1975 年），原名清平，字志和，四川邛崃人，是川军著名将领。1925 年应刘文辉邀请担任川军总司令部参谋，执掌刘的机要。1927 年在邛崃县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刘文辉就任国民革命军第24军军长，张志和被任命为第 24 军政治部主任兼第6混成旅旅长。1938年4月，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十集团军参谋长，8 月兼三十集团军战地军官训练团副团长，出川抗日，后辞职回川。

1939 年冬，张志和与中共川西特委取得了秘密联系，接受党组织的领导，按党的指示开展工作。1941年，张志和奉党的指示，参加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改为中国民主同盟）。抗战胜利后，蒋介石积极准备发动全面内战，张志和根据中共四川临时省委的决定，积极开展策反工作。1949 年底，他受党组织派遣，与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取得联系，积极策动其起义，为川西的和平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创办进步刊物，开展秘密宣传

抗战时期，四川地下党员经常性地向学生宣传全国各地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情况，唤起学生们的爱国意识，培养了一批思想进步、抗日热情高涨的骨干分子。

·创办刊物 ：中共四川地方组织创办、发行了多种进步刊物，如《图存周刊》《妇女呼声》《抗日先锋》等，还全力做好《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等的发行工作，在成都设立分馆，多地设立代表处或推销处。地下党组织还创办宣传抗日救亡刊物，如半月刊《力文社》、《建设晚报》、《妇女周刊》（后改为《妇女呼声》）等，推动了成都、重庆等地抗日救亡局面的空前活跃，为扩大党的影响，重建四川秘密党组织，在思想上、组织上做了重要准备。成都出版的《蜀话报》《新民报》《时事新刊》《学生新闻》《新新新闻》《华西日报》等，重庆出版的《新蜀报》《生力军》《青年生活》《商务日报》等，自流井的《正确日报》，宜宾的《边疆新闻》《金岷日报》等进步报刊，也大力宣传报道抗日救亡运动的消息，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罪行，激发了广大民众的爱国热情和抗日意识。

· 抗战时期，四川地下党创办的部分刊物介绍——

·《国难三日刊》：1937 年 “七七” 事变后，由中共地下党员通过统战工作，以四川省抗敌后援会名义创办。开设有 “战局综述”“抗敌工作” 等多个专栏，介绍北方战场情况、八路军消息，刊载共产党领导人和进步人士讲话等内容，朱德的《论游击战术》曾在该报发表。语言风格有川味特色，最初发行 4000 - 5000 份，不到一个月突破万份。1937 年 12 月 6 日被省政府勒令停刊，1938 年 2 月 6 日复刊，后因总编辑转向保守、发行量减少和绥署停发津贴，于 1939 年 6 月终刊。

·《四川日报》：1936 年在重庆创刊，1937 年 3 月迁至成都。中共党组织派党员到该报成立秘密支部，共产党员杜桴生任编辑。发表大量赞扬中共抗日主张、揭发日寇侵华罪行等文章，报道中共领导人抗日救亡言论和边区军民活动。报纸社论大多由杜桴生或中共川康特委郑伯克执笔撰写。还设有《科学丛谈》《工人园地》等多个栏目，1937 年 12 月工人抗敌宣传团在该报复刊开辟 “生活线” 专栏，成为成都工人阶级的主要舆论阵地。1938 年 10 月 30 日增发 “星期增刊”。1939 年 4 月 30 日停刊，共出 710 期，起到了地下党喉舌的作用。

·《大声》周刊：1937 年由车耀先创办。车耀先以 “努力餐” 老板身份作掩护从事革命工作。该周刊是四川抗日救亡刊物中读者最多、影响力最大的进步刊物之一，为抗日救亡大声疾呼，使广大民众深受鼓舞，推动了成都及四川的抗日救亡运动。

·《华西晚报》：1941 年创刊，是中共四川地下党利用《华西日报》同仁创办的进步报纸。与民盟关系密切，1945 年改组董事会后，董事长为张澜，总经理为田一平。聘请了黎澍、陈白尘等编采人员，郭沫若、茅盾等众多文化界人士为支持者与写稿者。以团结、抗战、反专制、争民主为基本作风，1947 年 “六一” 逮捕中被捣毁。

集会游行宣传 ：“七七事变”后，成都民先队员组成的 “天明歌咏团” 打出旗帜，高唱抗日歌曲，走上街头游行宣传。1937年9 月 1 日，“四川省各界民众欢送出川抗敌将士大会” 在成都少城公园举行，激发了民众的抗日热情。地下党员们还通过张贴标语、散发传单、演出抗日戏剧、举办抗日讲座等多种形式，广泛宣传抗日救亡思想。在巴中，地下党员走乡串村高呼抗日口号，粉刷抗日标语，画抗日宣传漫画，做抗日宣传祭文等，使抗日的口号、标语、训令等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在中共地下党人的大力支持下，“荣县抗敌后援会” 建立 “抗日晨呼队”、抗日宣传团和乡（镇）的抗日宣传队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取得显著成效。

文艺宣传 ：川渝两地的戏剧界、新闻界等运用歌咏、戏剧、壁报及其他文艺形式进行宣传。重庆文化界救亡协会戏剧队深入到北碚、合川等地城乡，演出了《保卫卢沟桥》等戏；成都的抗敌话剧团公演《保卫卢沟桥》，成都戏剧界推出《抓壮丁》等，都很好地宣传了抗日救亡运动。

学校宣传 ：四川各高校学生积极投身抗日救亡宣传，如 1939 年 2 月，五大学战时服务团在成都春熙路等地组织化妆宣传；华西坝五大学学生注重壁报和剪报宣传，还在重大节日出专刊。巴中地下党在赵济刚支持下创建了化成中心小学和奇章中学，共产党掌握领导权，将学校作为培养人才和传播革命思想的据点，为积蓄力量、培养时局所需人才发挥了重要作用。化成中心小学和奇章中学的教师借为百姓做祭文之机，做抗日宣传祭文，郝谦做的一篇抗日宣传祭文流传很广。

四、收集军政情报，开展秘密斗争

四川地下党员广泛深入社会各阶层，与各界人士建立联系，及时收集日军、国民党政府及军统特务等各方面的动态和情报，为党的组织和抗日根据地提供重要的决策依据。

通常情况下，地下党通过建立秘密据点，开展地下联络工作：

一是利用商业场所作掩护 ：苟寿南在巴中县城开办 “活仁药房”，作为共产党的秘密联络站，红军撤离后，他继续利用 “活仁药房” 进行党的地下联络工作。

二是借助学校作掩护 ：地下党员杨正武等就职巴中县民众教育馆，从延安回来的吴显国、张明武、毛悠勤等党员在通江县、巴中县分散活动，黄开富受川东地下党组织委派在平昌县江口场创办 “巴阳初级中学”，就任校长，蒲正果就职平昌县江口场水文站，任站长，后又兼任农职校数学教师。川南地下党员万敬修回到南江县，先后担任国文教员、县政府书报室管理员、县中学校长、县民众教育馆馆长等职务。地下党员还创建了化成中心小学和 “巴中县私立奇章中学”，建立起巩固的革命据点。

三是依靠工厂作掩护 ：1940 年，地下党员肖中鼎来到通江任川陕鄂边区绥靖公署设计委员会通江县分会副主任，他提出 “发展实业，支援前线抗日救亡” 口号，组织开办纸厂、制墨厂和松烟厂，郝谦、伍级生等党员以办理厂务为掩护，在通江县瓦室铺、涪阳坝、马家坪等几个地方建立了党的秘密联络点。

四是以公开身份为掩护：比如，罗世文以公开身份为掩护，建立了一支党领导下的革命情报队伍，其成员分布在四川省军政机关及部队中，在国统区开展地下情报工作，并通过农业合作运动、上层人士交往等方式获取情报。

在此基础上，四川地下党建立了比较完整的情报系统。成都的情报站曾为延安提供了国民党中央训练总监部和四川省军管区所制定的 1939 年四川 “清党” 计划等重要情报，这些情报为党及时掌握敌情、制定正确的斗争策略提供了重要依据。

张露萍（1921—1945），女，原名余薇娜、余家英，化名余慧琳、黎琳等，张露萍是她在南方局领导下从事秘密工作时的化名。1921年农历5月28日，张露萍出生于四川省崇庆县一个贫寒的知识分子家庭。张露萍从小就阅读了大量书籍，并在革命爆发后，思考救国救民之路。

1937年，在成都读中学的张露萍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四川总队，积极投入抗日救亡宣传活动。1937年11月，在车耀先和党组织的帮助下，张露萍和同学一路奔赴延安。到达延安，进入陕北公学继续学业，随后被保送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并于1938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一年后，张露萍受中央社会部委派到重庆，进入中共中央南方局军事组，归叶剑英直接领导。进入南方局不久后，张露萍就接到了组织安排的任务：联络已经打入军统机关内部的张蔚林、冯传庆。期间，张露萍等人多次出色地完成了南方局交代的各种任务，为党获取了大量有价值的军统电讯情报，有力地配合了抗日战争。

1940年3月，地下党支部不慎暴露，张露萍等7人全部被捕，引发了震惊国民党上下的“军统电台案”。张露萍等先被关押在重庆白公馆监狱，受尽酷刑，坚强不屈，敌人从他们身上一无所获。随后，他们被转押到贵州息烽集中营，在以罗世文为书记、车耀先、韩子栋、张露萍等为支委的中共秘密支部领导下，同军统特务进行了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

“……我们在血海中新生，我们在血海中迈进，今天，胜利正展现在我们眼前，我们要准备着更大的牺牲，去争取前途的光明！” 1945年7月14日，敌人把张露萍与张蔚林、冯传庆、赵力耕、杨洸、陈国柱、王锡珍7人押上刑车。通向刑场的路上，张露萍领着战友们高唱《国际歌》，悲壮激越的歌声表达了共产党员视死如归的大无畏气概。刑场上，张露萍和战友们用尽全身的最后力气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党的好女儿张露萍壮烈牺牲，年仅24岁。

中共成都市委成立后，于渊先后任组织部部长、市委书记。他按照上级党组织的要求，领导成都的党组织开展各种抗日救亡活动，在学生、工人、文化、商业等各界发展党员，壮大党的队伍。杨伯恺曾任中共川西临时工委书记，指示彭县中心县委书记程英九等同志同驻灌县的川军邓锡侯的代表谈判，达成了以川军护送游击队通过其防区去陕北的协议，为川西党组织派人去延安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白色恐怖下，四川地下党开展了多种形式的秘密斗争，如营救被捕同志、惩处叛徒和特务、破坏敌人的设施等，保护了党的组织和力量，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在 1940 年四川的 “抢米风潮” 中，地下党积极组织群众进行斗争，同时与国民党特务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揭露其镇压群众的阴谋。

抗战时期，四川地下党在中共中央长江局（后南方局）和中共四川省工委的领导下，开展了一系列斗争，为抗战胜利作出了积极贡献。

一是学校斗争。地下党在一些学校中建立了组织，如巴县中学、合川私立佛兴中学等，积极发展党员，培养进步学生，以学校为阵地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组织学生参加爱国民主运动，如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抗议美军暴行等。一些学校还成立了抗日救亡团体，开展募捐、义演等活动，支援前线抗战。

二是军事斗争。在川东地区，地下党曾酝酿和发动了三次武装起义，虽因各种原因未能完全成功，但显示了地下党人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也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为配合全国的解放战争做了准备。1939 年，针对蒋介石抛出的“曲线救国”论，四川地下党在宣传工作中进行了有力的斗争，揭露其阴谋，引导民众认清本质，坚定抗战决心。

三是监狱斗争。在与世隔绝的牢狱中，四川地下党人进行了也不屈不挠的斗争。如罗世文、车耀先等同志在狱中坚持写材料，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还对党员和干部进行了狱中审查和甄别工作，同叛徒进行坚决的斗争，保持了共产党员的革命气节。

1939 年以后，随着时局变化，四川地下党组织和党员在国民党统治的白色恐怖下，积极与国民党地方当局斗争，同时积极宣传抗日救亡，积蓄革命力量，等待新的斗争时机。

1939 年至 1940 年，毛泽东提出“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十六字”方针。四川地下党认真执行，如巴中地下党采取与自身职业身份相契合的方式，从政府、学校、社会三个层面推动全面抗战。部分地下党员在政府机构任职，利用合法身份开展统战工作和情报收集；在学校中担任教职，培养人才、传播抗日思想；在社会上联合各界人士，组织抗日宣传活动等。

·当有同志被捕时，地下党组织会想方设法进行营救，如通过社会关系、舆论压力等方式，争取将被捕同志早日解救出狱。1940 年“抢米事件”中，郭秉毅被捕，后经多方努力恢复自由，但被军统派到西安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七分校任教官，实际上被软禁。全民族抗战胜利后，郭秉毅恢复自由，继续对四川军政人员进行统战工作，与张曙时共同为革命事业不懈奋斗。

来源：岁月都江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