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法庭四周坐满了旁听者，空气中混杂着低语与纸张翻动的声音，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即将出庭的首位被告——江青身上。

1980年12月3日上午10时，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内却弥漫着一股无形的压迫感。

法庭四周坐满了旁听者，空气中混杂着低语与纸张翻动的声音，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即将出庭的首位被告——江青身上。

她曾是毛泽东的夫人，文化大革命期间权倾一时，如今却成为阶下囚，接受历史的审判。

法警将江青带入法庭，她身着朴素的灰色衣物，步伐虽慢却透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头。

审判长宣布开庭，公诉人开始宣读起诉书，声音铿锵有力，字字句句直指江青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罪行。

起诉书详细列举了她如何利用权力，指使他人对刘少奇夫妇进行抄家，甚至不惜强加罪名，制造冤案，导致无数人遭受迫害。

面对这些指控，江青并未表现出任何悔意。

她坐在被告席上，身体微微前倾，双手交叉放在桌上，目光中透着不屑。

公诉人话音刚落，她便开口反击，声音尖锐而刺耳：“有何惊慌于抄家？难道现在就没有抄过我江青的家？”

她的语气中满是冷嘲热讽，仿佛自己才是受害者，而非那些被她迫害的人。

公诉人并未被她的言辞所动，继续出示一沓沓文件和证词，揭露江青如何通过权力操控他人，制造了一场场人间悲剧。

她的罪行被一条条摆在台面上，铁证如山，无法辩驳。

然而，江青依旧保持着那副高高在上的姿态，偶尔低头翻看桌上的文件，偶尔抬头扫视法庭，似乎在寻找反击的机会。

就在这时，旁听席上突然传来一声愤怒的喊叫，打破了法庭的肃穆：“蓝萍！”

这个名字如同一道雷霆，骤然击中了江青。

她猛地一怔，身体僵硬地停在原地。

已经很久没有人用这个名字喊她了，她甚至自欺欺人地以为，这段人生可以完全封藏。

她缓缓转过头，视线落在旁听席上的一位女士身上。

她转过头，看见旁听席坐着的女同志，眼中不再是不屑一顾，而是惊讶、惶恐、无措……

她几乎不受控制地脱口而出：“阿黄……”

声音微弱，几乎被法庭内的杂音掩盖。

这个名字，这个人，她曾以为早已在自己主导的那场风暴中悄无声息地被逼死。

然而，眼前的人却真实地站在那里，目光如刀，直刺她的内心。

法庭内的空气仿佛凝固，江青的目光停留在旁听席上的那位女士身上，往日的记忆如潮水般涌上心头。

那是黄晨，曾经与她情同姐妹的挚友，如今却以控诉者的身份站在这里。

黄晨身形瘦削，穿着朴素的深色外套，双手紧握成拳，眼中燃烧着怒火。

她猛地拍了一下桌子，声音在法庭内回荡，带着无尽的悲愤。

“你逼死我丈夫郑君里，我要控诉！我要揭发……”

黄晨的声音颤抖却坚定，每一个字都像重锤敲击在江青的心上。

她站起身，面向审判长和公诉人，情绪再也无法抑制，她不想这样的情绪暴露在别人面前，于是深深低下了头。

旁听席上的人们屏住呼吸，法庭内的气氛变得更加紧张，所有人都等待着她接下来的言辞。

黄晨深吸一口气，继续说道：“江青，你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策划了‘十·八’抄家案，迫害了无数无辜的人，包括我的丈夫郑君里。”

她的声音逐渐高昂，字里行间透着对往事的痛楚和对不公的控诉。

她详细讲述了那场抄家案如何摧毁了他们的平静生活，如何让郑君里一步步走向死亡的深渊。

江青坐在被告席上，头微微低下，双手紧扣在一起，指节泛白。

她再也没有了先前的嚣张气焰，面对黄晨的指控，她无法再用冷嘲热讽来掩饰内心的动摇。

江青的双手微微颤抖，她低头看着桌上的文件，试图掩饰自己的情绪，但那份掩饰在黄晨的控诉面前显得苍白无力。

“十·八”抄家案，为何让江青如此敏感而惶恐。

因为这场抄家，迫害的是她曾经最为亲密的挚友，她费尽心思，甚至动用了林彪、叶群夫妻的关系，为的，竟然是一封信……

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席卷全国，北京的天安门城楼上，江青站在毛泽东身旁，俯瞰着台下集结的一百五十万红卫兵。

她的心中涌动着对权势的痴迷，那种掌控一切的感觉让她沉醉。

然而，在这表面风光之下，她却藏着一个无法启齿的担忧——一封信，一封可能暴露她过去、威胁她地位的信件，落在上海电影导演郑君里手中。

那年国庆节的庆典结束后，叶群迎面走来，笑容满面地邀请江青去毛家湾的林家坐一坐。

江青正心烦意乱，叶群的搭讪让她突然有了思路。

她意识到，与林彪和叶群的联盟可以为她解决这个隐患。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江青和林彪都试图通过各种手段扩大自己的权力和影响力，相互勾结对双方都有利。

林彪曾在多个场合吹捧江青，给予她诸多桂冠，而江青也多次公开表示对林彪的支持。

三天后，江青来到毛家湾做客，在这里她直截了当地“请”叶群出面，帮她解决一个“眼中钉”。

叶群欣然同意，乐得做这个顺水人情。

江青提到郑君里，称他手中有一封对她极为不利的信件，她不便亲自出面解决。

至于谁去解决郑君里，叶群想到了江腾蛟。

江腾蛟是林彪的心腹，代号“歼七”。

1966年，江腾蛟担任南京部队空军政委兼七三四一部队第一政委，林彪甚至将儿女林立果和林立衡秘密送到上海交由他保护，可见对其信任之深。

10月初，吴法宪亲自给江腾蛟打电话，让他速速来北京，称有“重要任务”。

江腾蛟马不停蹄赶到，与吴法宪汇合后直接前往钓鱼台十六号楼。

叶群见到他，开门见山地说：“江政委，请你来京，为的是要在上海执行一项绝密任务。”

她靠近江腾蛟，低声耳语：“这项任务是江青同志前几天交办的。考虑到部队执行任务的保密性好，所以尽管这项任务跟空军业务无关，我还是考虑让你执行。任务并不太复杂。江青同志说，她有一封信，落到了上海的电影导演郑君里手中。你设法把这封信追回来，但不要惊动别人……”

江腾蛟原本以为是重大任务，听闻只是找一封信，反而松了一口气。

但他认为，既然江青希望神不知鬼不觉，直接抄郑君里的家太过明显，不如同时再抄几家，以掩人耳目。

叶群觉得有理，对他的建议颇为赞赏。两人商议后决定，除了郑君里，还要查抄赵丹、陈鲤庭、童芷苓、顾而已的家。

因为江青曾在叶群面前提到，这些人知道三十年代“蓝萍”的一些底细。

任务交代好后，叶群再次叮嘱：“把信件、日记本、笔记本、画报，凡是文字材料，统统抄回来。然后，你亲自押送到北京，交给我。直来直去，不要让任何人插手。”、

江腾蛟点头应允，选了六名心腹完成任务，只说是“北京的绝密任务”，是“首长的指示”，但具体内容并未透露。

他决定以“上海市红卫兵总指挥部”的名义行动，从警卫排中挑选了二十多名战士，假装红卫兵，又从军内“可靠”的干部子女中选了二十多人，混杂其中以避免过于整齐划一。

江腾蛟制定了五条规定：

一、这次去抄家是革命行动，要注意政策，只要书信、日记本、笔记本、照片等物品，其他钱财、金银、存款等一概不准动；

二、拿走的东西都以红卫兵名义打收条；

三、带队的负责人可以暗藏手枪，但绝对不准动用、开枪；

四、临时行动，将军用卡车上牌照用纸糊上；

五、对警卫排战士和干部子女说是空军有一份设计蓝图或绝密文件，丢失在这些人家里，不抄回来就泄露了国家重大机密。

10月8日深夜，上海淮海中路的武康大楼三楼三室，郑君里的家中突然响起急促的敲门声。

保姆刚将门开了一条缝，一群便衣男女便蜂拥而入，约有十几人，以男青年为主。

进屋后，他们立即反锁房门，将郑家人控制住，不说明来历便开始翻箱倒柜。

江腾蛟亲自指挥，要求每一个抽屉、柜子都要搜遍，每一本书都要检查是否有夹带的信件。

凡是有文字的纸张，全部被装进包里，甚至连郑君里儿子的成绩报告单也没放过。

搜查结束后，他们迅速离开，留下一片狼藉。

郑君里满心疑惑，很快得知顾而已和陈鲤庭两家也遭遇了同样的抄家。

（赵丹与叶露茜、唐纳与蓝苹、顾而已与杜小鹃在六和塔举行集体婚礼）

在上海坐镇的张春桥妻子李文静接到电影界的密报，得知郑君里、赵丹、顾而已、陈鲤庭、童芷苓五家被抄，但抄家者来路不明。

她赶紧报告给当时在南京的张春桥和姚文元，两人却毫无反应，仅让警卫员带口信，叫李文静什么都别管。

李文静只得答复电影界和京剧团的造反派：“不要管了！”

抄家事件就此成为一桩谜团。

江腾蛟将抄家得来的物品装进四只麻袋，送往空军招待所暂存。

1966年10月12日夜九时许，空军招待所接到命令关闭所有路灯。

在一片黑暗中，几辆轿车悄然驶入，车牌全被纸糊上，停在九楼六号门前。

从车内走下几人，正是叶群、吴法宪、林立果和林立衡。

他们亲自前来接收这些抄来的信件、书本和文件。

1967年1月初，江青才亲自来到钓鱼台，叶群和谢富治陪同，在院子里支起火炉，开始销毁这些材料。

谢富治亲自拆封，与叶群一份份投入火中，江青则在十步之外来回踱步。

然而，那封她最在意的信，依旧没有找到。

江青的担忧并未因此消除。

1967年9月，她将郑君里投入监狱，在狱中他遭到严刑逼供，最终于1969年4月23日被迫害致死。年仅58岁。

赵丹、顾而已等人也未能幸免，顾而已在1970年同样被迫害饮恨而逝。

他们至死都不知道，究竟是谁抄了他们的家，谁引发了他们数年的苦难。

江青的手段之狠辣，让昔日的熟人一个个倒下，只为掩盖那段她不愿面对的过去。

在叶群派遣江腾蛟前去抄家之前，江青其实指派过张春桥去找郑君里。

彼时，张春桥与郑君里展开了一场别有深意的谈话。张春桥对郑君里说道：“我清楚，你和江青同志相识已久，过去也多有往来。如今江青同志的地位今非昔比，她过往有一些信件之类的物件，还在你家中。这可不大妥当啊。你回去好好清理一番，找出来后密封好，交给我。”

郑君里瞬间就领会了张春桥此番谈话的真实意图。

从张春桥的言辞之中，他敏锐地察觉到，这显然是江青在背后指使——毕竟，除了江青自己，旁人根本不可能知晓那封信的存在。​

当时，张春桥找郑君里谈话之际，上海市副市长梁国斌也在现场。

据梁国斌回忆：“1966年6月，张春桥找郑君里谈话前，曾跟我说，江青如今已是主席的夫人，她有些照片、信件在郑君里家，我要找郑君里谈一谈，为了稳妥起见，你也一同参加。我便应允了。张春桥与郑君里谈话时，我就在旁边……张春桥跟郑君里讲，现在江青的地位变了，她以前还有些信件等东西在你家里，放在你这儿不太合适，还是交给她处理吧！郑君里当场便完全答应了。”​

之后，郑君里和黄晨一同在家中仔细翻找，最终找出一包相关材料，密封妥当后，托厂里转交给了张春桥。

梁国斌回忆，大约一周后，张春桥告知他，郑君里交出的信件、照片等材料已转交给江青，且被当场焚毁。

看似风波就此平息，郑君里也暂时恢复了平静。​

然而好景不长，没过多久，张春桥再度找上郑君里。

这一次，张春桥面色阴沉，神情中透着令人不安的肃杀之气。

他一改往日委婉，语气冰冷且直接地质问：“江青同志有一封信在你手中，为何不交出来？”

从这番质问不难推断，江青已经仔细查看过郑君里上次上交的全部材料。​

郑君里面对诘难，语气坚定地回应：“那封信，早就不在了。”

但张春桥并不罢休，仍强令他再仔细回忆，务必找出信件。

回到家中的郑君里满心焦虑，那封信早已销毁，如今江青紧逼，他实在无计可施。

为了应对这一局面，郑君里和黄晨在家中翻箱倒柜，试图找出可能与江青有关的一切。

郑君里向来珍视创作资料，家中留存着大量三十年代的电影书报、剪报，只要涉及蓝苹的内容，他们都一一整理出来准备上交。

期间，黄晨翻出一张拍摄于1936年的四人合影，照片中的人物是唐纳、蓝苹、郑君里与她本人，那是在霞飞路（今淮海中路）万籁鸣兄弟开设的“万氏照相馆”所拍。

郑君里见到照片，立刻决定将其放入上交材料中。

黄晨心思更为缜密，她深知这张照片若留存原样，恐会带来更大麻烦，于是果断拿起剪刀，将照片中的唐纳剪掉。

郑君里心领神会，向妻子投去赞许的目光。​

郑君里夫妇翻遍了家中的每一个角落，可除了已整理出的这些，实在找不到其他能被江青视为“防扩散材料”的东西了。

郑君里心里明白，这次上交的材料里依旧没有那封信，以江青的性子，肯定不会轻易放过他。

思来想去，郑君里决定给江青写一封信，在信中他如实说明：“那封信并未留存，只整理出几张三十年代的老照片，呈现于您，请您处理。”

郑君里太了解江青了，她做事向来狠辣决绝，一不做二不休。

为了让江青不再纠缠，郑君里在信中还提到：“待运动结束后，我们打算搬到农村落户，去从事文化馆相关工作……”​

尽管郑君里已然做出这般退避之举，可他在江青心中，不仅没有被淡忘，反而愈发成为她的心腹大患。

江青反复思量，越想越觉得不安，于是才有了利用叶群“借刀杀人”，郑君里、赵丹、顾而已含冤而死。

所有人都不禁疑惑，那封信里究竟写了什么，能让江青多年之后还对此事耿耿于怀，非要置郑君里于死地？

多年后，郑君里的夫人黄晨在晚年时，终于揭露了这个尘封已久的秘密。

原来，江青曾在1958年给郑君里写过一封信。

而这封信的由来，与毛泽东创作《蝶恋花（答李淑一）》有着莫大的关联。

1957年1月，《诗刊》发表了毛泽东的诗词，杨开慧的中学同学李淑一读过后，深受触动，随即写信给毛泽东，请求他抄寄自己曾见过的《虞美人・枕上》，同时还附上了自己在1933年因丈夫柳直荀牺牲而填的《菩萨蛮》。

柳直荀是李淑一的丈夫，也是毛泽东的战友，早在1932年湖北洪湖的革命战争中便已英勇牺牲。

而杨开慧作为毛泽东的夫人，于1930年11月14日惨遭敌人杀害。

在收到李淑一饱含深情的来信与她所填的《菩萨蛮》后，毛泽东的内心犹如翻涌的江海，久久不能平静。

往昔与杨开慧共同度过的岁月、那些并肩奋斗的日子，如同电影般在他的脑海中不断放映。

怀着对亡妻深切的怀念以及对李淑一诚挚的回应，毛泽东并未如李淑一所求，抄录《虞美人・枕上》，而是于1957年5月11日，饱含着对革命烈士的崇高敬意与深切怀念，挥笔写下了那首传颂至今的《蝶恋花・答李淑一》。

一句“我失骄杨君失柳”，将他对杨开慧的无尽深情毫无保留地倾注其中，那字里行间的眷恋与不舍，令无数人为之动容。

《蝶恋花・答李淑一》一经问世，便以其真挚的情感、浪漫的笔触和崇高的革命情怀，深深打动了每一位读者的心。

诗中，毛泽东以浪漫主义的手法，尽情歌颂了为革命事业英勇献身的先烈们，尤其是对杨开慧，更是表达了他那由衷的赞美和刻骨铭心的怀念。

每当人们手捧这首词细细品读，都会被毛泽东那炽热而深沉的革命情怀所深深感染，仿佛能够穿越时空，真切地感受到他对杨开慧的那份至真至纯的爱。

然而，这首充满深情与敬意的词，却如同尖锐的芒刺，深深刺痛了江青那狭隘且嫉妒的内心。

其中“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这一句，如导火索一般，点燃了江青心中的妒火。她对嫦娥这一形象嫉恨不已，甚至妄图将其“打倒”。

一日，江青在参观某出口工艺美术展览会时，为了彰显自己的“博识”，对着展品肆意评头论足。

当她的目光落在我国传统工艺品著名牙雕“嫦娥奔月”上时，瞬间恶眉倒竖，怒火中烧：“什么妇女解放，妇女解放就要跑到月亮上去啦！”

众人听闻，无不为之惊愕，却又敢怒不敢言。

实际上，江青对嫦娥的痛恨，其根源在于对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夫人杨开慧烈士的嫉恨。

在江青扭曲的心理中，杨开慧的名字犹如一座无法逾越的巍峨高山，给她带来了巨大的压迫感，令她心生恐惧。

杨开慧，这位英勇无畏的革命女烈士，她为了革命事业，为了理想信念，不惜牺牲自己年轻的生命。

她与毛泽东之间的深厚情谊，以及她为中国革命所做出的卓越贡献，早已深深烙印在历史的长河中，铭刻在人民的心中。

而江青，出于对权力的贪婪和对自身地位的过度担忧，千方百计地妄图将杨开慧的名字从历史的记载中、从人民的记忆里彻底抹去。

她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甚至勒令外文出版社在翻译《蝶恋花・答李淑一》时，将毛主席亲自审定的关于“骄杨”的重要注释强行砍掉，致使“骄杨”这一饱含深情与敬意的称呼，竟被荒谬地释为“骄傲的杨树”。

不仅如此，她的狂妄之举更是达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妄图将词牌名称“蝶恋花”也一并抹掉，仿佛这样就能掩盖历史的真相，消除杨开慧在人们心中的光辉形象。

当《湖南师院》正式刊出《蝶恋花・答李淑一》时，江青瞬间被刺痛。

在毛泽东面前，她情绪失控，歇斯底里地叫嚷：“你怀念杨开慧，我想念唐纳！”

提及的唐纳，曾与江青在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相识相恋。

那时，唐纳是上海电通影业公司《电影画报》的主编，也是《晨报》《申报》《时事新报》等知名报纸影评专栏的风云人物；而江青，当时还叫蓝苹，是电通影业的当红演员。

可惜好景不长，婚后蓝苹频繁制造情感风波，甚至与话剧导演章泯公开同居。

这一系列闹剧让唐纳痛苦不堪，几度自杀未遂，成为当时文艺界轰动一时的大新闻。

最终，两人分道扬镳。​

江青的歇斯底里，并没有减少这首词的影响。《蝶恋花・答李淑一》发表后，迅速掀起热潮。

这首饱含毛泽东对杨开慧深情的词作，不仅被谱成乐曲，还改编成评弹、舞蹈，全国上下都在传颂“骄杨”的崇高与伟大。

看着众人对杨开慧的赞誉，江青内心的嫉妒之火疯狂燃烧，心理彻底失衡。

在极端愤懑之下，她提笔给郑君里写了一封信，表面上是打听前夫唐纳在国外的地址，实则暗藏复杂心绪。

此后，她又开始不断纠缠毛泽东，渴望他能为自己写诗，妄图在毛泽东的诗词中留下名字，不愿杨开慧独得这份“殊荣”。​

经过长时间的“努力”，江青终于得偿所愿。

1961年，她拍摄的庐山仙人洞风景照意外激发了毛泽东的创作灵感。同年9月9日，毛泽东写下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

而“李进”，正是江青的化名。

至此，毛泽东首次在诗词中写入她的名字。

直到1963年，这首诗公开发表，江青积压已久的执念才得以消解，满心满意。​

种种迹象表明，江青后来不择手段向郑君里追索的，极有可能就是封1958年寄出的信件。

之所以说“可能”，因为关于那封信，一直是一个谜：江青无论是向张春桥下达指令，还是与叶群密谋时，都仅提及有一封重要信件落入郑君里手中，却对信件内容绝口不提。

加之关键人物叶群早已离世，张春桥又始终以沉默抗拒调查，使得这封信的真相愈发难以查明。

只有江腾蛟在受审之时非常明确地交代，这封信就是1958年江青写给郑君里。

郑君里的夫人黄晨也证实，出于对丈夫安危的担忧，她早已将此信付之一炬。

正因如此，任凭张春桥多次索要、江腾蛟大肆抄家，这封信都绝对不可能找到。

在公审江青的法庭上，黄晨声泪俱下。

在公审江青时，黄晨女士声泪俱下，她曾是“蓝萍”最好的朋友。

年轻的她们，看到一块合意的料子，一起买来，做成一色的两件衣服，黄晨和蓝苹同时穿了出来。

黄晨还记得，1951年，当她出差到北京，住在电影局招待所，江青闻讯，派来了汽车，接她去中南海。那时的江青，穿着一身土蓝布列宁装，还念旧情。

江青曾经说，如果她愿意，可以帮助她去苏联学剧场管理……

但往昔的温情与如今的残酷形成了鲜明对比，回忆至此，黄晨满是痛苦与悲愤。

在法庭上，她对着江青留下了字字泣血的控诉：“你害得我们家破人亡，心肠何其毒辣！我要告诉你，历史是由自己书写的，真相永远无法被彻底掩盖！”

来源：温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