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乘济南号飞机从南京飞北平，飞机在济南遇上大雾撞到山体，坠落于党家庄附近，徐志摩与机师王贯一、梁璧堂全部遇难。因徐志摩的名人身份，这一坠机事件在当时曾引起很大轰动，报纸纷纷做了报道。笔者在北平《世界日报》上发现了与徐志摩坠机事件密切
诗人徐志摩
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乘济南号飞机从南京飞北平，飞机在济南遇上大雾撞到山体，坠落于党家庄附近，徐志摩与机师王贯一、梁璧堂全部遇难。因徐志摩的名人身份，这一坠机事件在当时曾引起很大轰动，报纸纷纷做了报道。笔者在北平《世界日报》上发现了与徐志摩坠机事件密切相关的几则新闻报道，这些报道由于涉及当时整个平津院校的经费问题，因而对了解徐志摩空难之时北平教育界的状态及北平学人心态，对进一步了解徐志摩坠机事件作为历史事件所包含的复杂内涵，都有着重要价值。
徐志摩的空难发生于1931年11月19日，在北平《世界日报》“教育界”1931年11月24日出现了如下一则报道：
平津院校经费十二万元汇票
随济南号飞机焚毁
平中央银行不允付款
蒋梦麟电请教部设法
平津院校经费，积欠两月半，蒋梦麟赴京索款，宋子文允拨一月经费，合计三十五万元，先发二十五万元，余十万元，本月底拨发，二十五万元中，先付十三万元，已由蒋亲自携平，其余十二万元，由航空汇平，但十九日济南号飞机出险，致汇票发生问题，蒋梦麟昨急电教育部，说明汇票未到，中央平行不允付款，请速设法，兹将教育部来电，及蒋梦麟去电，分志如下：
教育部来电
①北京大学蒋校长，密，平津院校经费十二万元，因汇兑迟慢，今由中央京行运现赴平，应付汇票，另由航空信寄，教育部巧（十八日），②北京大学蒋校长，报载皓日京至平飞机遇险，所有十二万汇票，适系是班寄递，未悉已否遗失，望就近向平邮局查询，并先与中央平行接洽，教育部号（二十日）。
蒋梦麟去电
南京教育部钧鉴，号电敬悉，汇票未到，与中央平行接洽，不允付款，祈速商京行，即电平行照付，并祈电覆，蒋梦麟叩。
（《世界日报·教育界》1931年11月24日第7版）
先简单解释报道中出现的“中央银行”“中央平行”“中央京行”。“中央银行”为中华民国政府的国家银行，1928年在上海成立。“中央平行”指中央银行北平办事处，1931年9月设立，地址在西交民巷30号。①“中央京行”指中央银行南京分行。
报道中提及的“济南号飞机”就是徐志摩空难事件中坠落的那架飞机，也就是说，那次空难事件不但导致徐志摩与两名机师死亡，同时还导致大量物品损毁。在徐志摩空难事件中，由于徐志摩的名人身份，所以时人和新闻报道皆把关注点投向徐志摩本人，而对空难中物品损毁问题很少注意，只有极少数报道如上海《时报》报道飞机载邮件四十余包，“亦付一炬。闻其中有大批汇票”。②“大批汇票”的说法过于笼统。汇票的面额到底是多少？大到什么程度？是什么性质的汇票？报道皆没有提及。由《世界日报》的报道可知，这“大批汇票”中至少有“十二万元汇票”，且其性质非同小可，远非普通的个人汇票可比。简要说，这十二万元汇票是平津院校的经费。据报道可知，当时南京中央财政积欠平津院校两个半月的经费，经过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赴京苦苦索款，财政部长宋子文答应暂拨发一个月经费三十五万元，而这三十五万元，还只能先发二十五万元，其余十万元缓到1931年11月底再发。二十五万元中，先付十三万元，由蒋梦麟亲自携带到北平，其他十二万元，因汇兑迟慢，由中央银行南京分行把现钞运至北平，而兑付这笔钱的汇票，则通过航空邮递方式由航空飞机运抵北平，承运这批汇票的飞机恰恰就是19日出险的济南号。济南号飞机失事，汇票损毁，为此，南京教育部在11月20日还为此特发专电给北大校长蒋梦麟，询问此汇票情况，“望就近向平邮局查询，并先与中央平行接洽”。而蒋梦麟在给教育部的回电中称“汇票未到，与中央平行接洽，不允付款”，也就是说，汇票确因济南号飞机失事而消失，没有了汇票，中央银行北平办事处不答应付款给平津院校。汇票损毁导致十二万元平津院校经费无法汇兑，这在当时的平津教育界绝对是一件大事，不但南京教育部关注，北大校长蒋梦麟关注，整个平津院校的教师同样关注，因为这直接涉及他们被拖欠的工资能否兑现的大问题。
要知道这十二万元汇票的重要性，还需要了解1930年代北平教育界学人的经济状况和生活状况。当前不少学者在谈论民国学界时，往往会无限夸大民国学人生活的幸福指数，认为民国大学教授待遇高、工资高、自由度高，幸福感满溢。如有学者称：“国民党蒋介石掌握政权后，为了安定人心，教育经费照发了，大学教授的薪不欠了，工资也提高了，特别是名教授月薪600圆，还可以兼课兼薪。”③石原皋《闲话胡适》同样有这句话，④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历史的真实情形是，不但国民党执政之前的北洋军阀政府欠薪，1927年之后的蒋介石国民政府照样欠薪。从1926年到1930年代，北平《世界日报》“教育界”一直有“政府欠薪、大学校长和教员索薪”的各类新闻，北平学人的生活根本不像后来者所想象的那么美好。鲁迅1926年南下广州，原因固然很多，其中北洋政府治下的北平院校经常欠薪而导致学人生活每况愈下，是一重要原因，在这一情形下，大批文化人纷纷南下上海、广州等地，鲁迅只不过是当年南下潮中的一员而已。到了1930年代，随着国民党政权执政，北平、天津的政治环境和安全状况一度确实有所好转，一批学人又一次由南而北，回流到平津的研究机构和院校，胡适、徐志摩等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回归北京大学的。虽然北平、天津为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的学人们提供了相对比较稳定的治学环境，但教育经费难以落实所导致的欠薪依然像以前一样困扰着他们的生活。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经常辛苦奔波于北平、南京之间，其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到教育部、财政部索取院校经费。随济南号飞机焚毁的十二万元汇票，就是蒋梦麟辛苦索薪的结果。当时平津的各所院校正翘首期盼这笔救急款项，所以这十二万元汇票损毁带给平津教育界的心理震动可想而知。《世界日报》对此事件的报道和后续跟踪，也正说明这一点。
平津院校经费的严重拖欠所产生的直接后果就是高校教师工资的严重拖欠，这一点徐志摩在1931年11月1日致郭子雄信中有提及：“我在此号称教书，而教育已三月不得经费，人心涣然，前途已殊黯淡。”⑤这里所谓的“三月不得经费”，可与北平《世界日报》的报道相互印证。由于没有经费而“人心涣然，前途黯淡”，北大作为中国最著名、最重要的大学尚且如此，其他平津院校的情况当更为严重。没有教育经费，教师工资常拖欠，经济问题成为他们生活的最主要问题。在北大教师中，徐志摩的情况还属比较好的，因为他在1931年秋季学期被北大聘为研究教授。⑥“研究教授”又名“基金教授”，其薪金由庚款支付，在教授中薪金最高且能保证及时领取。⑦一般教师薪金被拖欠则更是常有的事情。关于这一点，1931年10月1日徐志摩致陆小曼的信说得很明白：“大雨的事弄得极糟。他到后，师大无薪可发，他就发脾气，不上课，退还聘书。他可不知道这并非亏待他一人，除了北大基金教授每月领薪，此外人人都得耐心等。”⑧“大雨”指新月派诗人孙大雨。据《孙大雨年谱》，孙大雨1932年在北平师范大学和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教授英国文学。⑨由徐志摩这封信可知，孙大雨在1931年9月左右已经受聘于国立北平师范大学，由于薪水拖欠，他愤而辞职，后经徐志摩劝说后复职。徐志摩这封信说明当时平津院校“无薪可发”是常见现象。徐志摩1931年2月刚到北大时，由于只是一般教授，工资拖欠也是常事。这一段时间，他给陆小曼的信中经常提及钱的问题，1931年6月25日致陆小曼：“这一时借钱度日。”⑩“借钱度日”与教师工资拖欠有关。1931年7月8日致陆小曼：“我钱还不曾领到，我能如愿的话，可以带回近八百元，垫银行空尚勉强，本月用费仍悬空，怎好？”⑪“钱还不曾领到”指的应该也是工资拖欠问题。徐志摩和孙大雨的情形在当时平津院校并非个案。这也充分说明民国教授的生活并非如当下的某些“民国叙事”所想象的那么美好和光鲜。
《世界日报》1931年11月27日的一则报道，说明平津院校的“学款问题”已到非解决不可的地步：
平津学款问题四全会主席团已批交国府
徐诵明电院校联合会报告
平津院校联合会，前以各校困难，已达极点，虽经蒋梦麟，徐炳昶赴京向教财两部呼吁，但已均山穷水尽，无法维持，前曾致电出席四全大会之北平代表徐诵明（北平大学医学院院长），请向四全会提出平津院校经费问题，促当局注意平市教育前途，该会顷接徐之复电，谓已由大会主席团批交国府矣。兹录电文于下：中海平津院校联合会鉴，号电悉，刻用书面陈述困难情形，已由大会主席团批交国府矣，诵明敬（二十四日）。
（《世界日报·教育界》1931年11月27日第7版）
“四全大会”指“中国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平津院校经费困难而需通过平津院校联合会特致电四全大会北平代表徐诵明，让他把平津院校经费问题由大会主席团提交国民党中央政府，以图解决。这充分说明院校经费问题已成为难以解决的顽疾，同时也说明当时平津院校经费短缺达到了何等严重程度。在这个背景下，十二万元汇票之损毁，无疑是雪上加霜。
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
蒋梦麟在给教育部的回电中称“汇票未到，与中央平行接洽，不允付款”，那么，这个问题是如何解决的呢？《世界日报》“教育界”1931年11月27日对此有后续报道：
邮局证明教费汇票随济南号焚毁
【又讯】教育部汇寄平津院校经费十二万元汇票，随济南号飞机被焚后，教部昨电蒋梦麟，谓邮局已证明被焚，拨款手续，现正与中央银行接洽，兹将原电志之如次：北京大学蒋校长，箇电悉，此项航空寄递汇票，已由邮局证明被焚，此款拨付手续，俟与中央银行商妥后，另行电知，教育部敬（二十四日）。
（《世界日报·教育界》1931年11月27日第7版）
汇票为中央银行北平办事处支付给平津院校十二万元经费的唯一凭证，现在邮局出面证明这十二万的汇票焚毁于济南号飞机失事，而非人为原因，这就为下一步问题的顺利解决铺平了道路。教育部1931年11月24日发电报告知蒋梦麟这一关键信息，预示平津院校十二万元汇票的问题离完全解决已为时不远。果然，1931年12月1日《世界日报》“教育界”登载了一条令人振奋的好消息：
院校经费昨又领到十二万元
其余十万元一二日内即可拨到说
平津院校经费十二万元汇票，前随济南号飞机焚毁，经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急电教育部，由教育部与中央银行京行交涉结果，该行允通知北平中央银行照拨，但须取具殷实保证，院校联合会，昨特商请北平农工银行作保，将该款如数领到，即分拨各院校，其余十万元，蒋梦麟在沪时，宋子文允于月底汇平，闻有一二日即可拨款说，蒋梦麟昨又电财政部催请，原电录左：
南京财政部国库司何科长，并转余司长鉴，平津院校经费十万元，前由宋部长手谕，限本月底汇平，现各校院需款孔急，请尅日汇平，蒋梦麟叩陷（三十日）。
（《世界日报·教育界》1931年12月1日第7版）
由这则报道可知，几经交涉后，中央银行南京分行最终答应通知中央银行北平办事处照拨这笔款项，但拨付的条件是要取具殷实保证。为此，1931年11月30日，平津院校联合会特商请中国农工银行北平分行作保，最终领到这十二万元款项，随后即分拨给平津各个院校。十二万元汇票损毁所引发的风波就此结束。
十二万元汇票兑付后，蒋梦麟所争取到的三十五万元中还有十万元没有兑现。蒋梦麟为此又于1931年11月30日发电报给南京财政部催请，这进一步说明当时平津院校经费问题拖欠之严重、解决之困难。
以上是与徐志摩坠机紧密相关的十二万元汇票事件的大概情况。这里还有一比较有意思的问题，即徐志摩乘坐济南号飞机时，知道自己身边有十二万元汇票吗？应该不知道。因为《世界日报》1931年11月24日关于汇票事件的报道，披露了11月18日即坠机前一日教育部给蒋梦麟的电报，其中，在“北京大学蒋校长”后特加一“密”字，说明这是一份密电。为什么采用密电形式？因为十二万元汇票数额巨大，且涉及平津院校经费问题，为经济安全和政治安全考虑，有关汇票的一切信息皆属高级机密，严防外泄。由此可推断徐志摩不可能知道飞机运输的邮件中还包含有数额巨大的汇票。不过，这张汇票与徐志摩本人却是密切相关的。这张汇票关系到平津高等院校的每一位教师的薪资，当然也就关系到作为北大教授的徐志摩。
十二万元汇票与徐志摩的命运之间其实还有更为隐秘的内在关联。十二万元汇票是被反复催索而得，这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平津院校的困境。徐志摩为逃避婚姻的困境，思想情感的困惑，生活的压迫，从上海北上北平。在这里他虽有胡适等朋友的大力照拂和精神安慰，但平津院校经费短缺、拖欠所造成的“人心涣然，前途黯淡”的时代氛围，无疑会给敏感的诗人内心投下另一重阴影和困惑。他的南北奔波，左支右绌，既与其个人的婚姻家庭生活问题有关，又与平津院校经费短缺、拖欠背后所折射出的中国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密切相关。
①北京市档案馆编：《民国时期北京（平）金融档案史料选编（壹）》，新华出版社2020年版，第1页。
②章景曙、李佳贤：《徐志摩年谱》，浙江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516页。
③陈明远：《鲁迅时代何以为生》，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60页。
④石原皋：《闲话胡适》，见郜元宝编：《胡适印象》，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45页。
⑤⑧⑩⑪韩石山编：《徐志摩书信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93页，第178页，第172页，第175页。
⑥1931年8月5日胡适日记记载，这天北大召开“北大中基会合作研究特款顾问委员会”第一次正式会议，胡适参加。这次会议通过聘请15人为研究教授，其中文学类有周作人、刘复、徐志摩三人。胡适在当天日记中写下这样一段话：“志摩之与选，也颇勉强。但平心论之，文学一门中，志摩当然可与此选。”（胡适：《胡适全集》第3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30页。）
⑦韩石山：《徐志摩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280页。
⑨孙近仁、孙佳始：《耿介清正：孙大雨纪传》，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3页。
选自《新文学史料》2025年第二期
来源：古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