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如何走向富裕的问题上，中央领导人提供一个全新的思路，即“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同步富裕又不可能，必须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在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的基础上先富起来，以带动越来越多的地区和人们逐步达到共同富裕。”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如何走向富裕的问题上，中央领导人提供一个全新的思路，即“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同步富裕又不可能，必须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在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的基础上先富起来，以带动越来越多的地区和人们逐步达到共同富裕。”

领导人的讲话很大程度上代表着一个政府在一段时期的经济政策，具有引导风向的作用。

不过近些年来，人们似乎忘记了“先富带动后富”，反而以“共同富裕”代替了原来的话术。

有学者就分析，之所以不提“先富带动后富”，那是因为最先抛弃祖国的就是“先富”的那批人。

长达十年的政治运动，各级政府的工作重心全然不在经济层面，国家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彼时，国内商品物资极端短缺，甚至连日常生活用品都要凭票供应，人们张口闭口，都希望能拥有一套完整的“四大件”。

所谓的“四大件”，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十分容易，指的是新人安家时拥有的家居用品，包括缝纫机、自行车、手表和收音机，也叫“三转一响。”

每个人都喜欢价廉物美的产品，在“四大件”上，人们自然注重品牌，比如说自行车，最好是“永久牌”或者“飞鸽牌”。

以1976年为例，生活在乡村的农民，每个社员从集体获得的收入只有63.3元，农村人均口粮比1957年非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4斤。

同时，全国有1.4亿人平均口粮在300斤以下。

按照联合国的标准，这意味着1.4亿人处于半饥饿状态。

家家户户炒菜连油都不舍得放，人们只能在春节，才能一饱口福。

可以说，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生产力极端落后，整个国家和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多数指标都排在世界的第170位，甚至连一些非洲国家都不如。

可以说，如果不扭转固有的经济政策，后果只能是神州陆沉。

如何抓经济，促生产，让中国人摆脱贫困？这是中央政府最在意的事情，也是改革开放的头等大事。

当时，许多经济学家都认为老路走不通，不如就施行以“放”代“抓”的经济政策，即走市场化道路，减少政府的干预。

起初，在思想僵化的70年代末，这种经济政策打破了人们固有的认知，一些人甚至认为是大逆不道。

然而，1978年12月的一个寒冷刺骨的冬夜，安徽小岗村十几户穷苦的村民冒着杀头的风险毅然决然搞起了“大包干”，彻底扭转了原有的社会偏见。

安徽小岗村破天荒搞了“大包干”，是贫困倒逼生产关系变革的结果，实现了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

事后证明，“大包干”释放了人们劳动生产的积极性，最起码让人们不再为吃穿而发愁。

农村的改革便由此开始，邓公还赞扬道：“搞了大包干，一年翻身。”只用一招就解决了农民吃饱饭的难题。

八十年代，中国的官僚大都本着“无过便是功”的为官原则，在改革初期总是谨小慎微，不敢越雷池一步。

可是，随着农村改革如火如荼展开，而且事实上也增加了粮食产量，官员们的胆子便大了一些。

针对城市内国有企业效率低下、不思进取的弊端，官僚们制定了“按劳分配”为基本原则，裁撤了一些好逸恶劳的工人。

可以说，中国的改革路线是从农村到城市，从农民到工人，由浅入深逐步推进的。

在此背景下，社会条件俨然成熟，只欠中央一道东风。于是，中央政府为了促进市场经济的繁荣，领导人适时提出了“先富带动后富”这一概念，即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承接西方产业，融入世界加工体系之中，进而全面发展国内经济。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的腾飞主要是吸引外资在大陆兴建厂房，利用优惠的税收政策以及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制造大量的工业品来创造大量财富。

由于经济全球化，为了节约运输成本，厂房大多在一些沿海省份或是经济特区，这就意味着在承接西方产业链，沿海省份和经济特区往往是“先富地区”。

从经济学的角度而言，这是符合“涓滴理论”。

假如说，让所有人同时走向富裕，这是一口吃个胖子。各地基础设施不同，中央给予的政策各异，官僚能力差别较大，种种因素都不会促使西方资本家在内地、尤其是西部地区兴建厂房。

等沿海省份富裕了，中央再利用各种政治上的优势，令先富裕的省份，反哺中部、以及西部贫困地区，从而逐步、梯次达到共同富裕。

当然，也有不少学者反对“先富带动后富”。著名的三农学家温铁军就直言：“先富是不能带动后富的。”

温铁军的理由是：根据自由市场的规律，先富裕的群体必然会形成既得利益集团。既得利益集团为了本阶级的利益，绝对不会让利给穷苦人民。

再者，经济学上有一个著名的“马太效应”。

简单解释就是“强者越强，弱者越弱”，即优势资源会不断呈现累计性增长。

单纯应用在经济学领域，当一个企业或个人获得初始优势时，往往能够吸引更多的投资和资源，从而进一步扩大其经济优势。

两种观点都有依据，也都没错。在经济发展初期，做不到让所有人都过上小康生活，只能优先发展沿海省份。

另一方面，“马太效应”也是客观规律，符合人们的常识。

关键的是中央政府应该发挥其中间调节的角色，起到平衡的作用。

在这方面，中央政府有过许多政策，比如说财政转移制度、以及省份帮扶政策。

从1994年开始，中央艰难完成了分税制改革，将地方财权收归中央，再由中央统一进行分配。

根据2025年财政部披露的数据，可以发现中央对地方一般公共预算转移支付合计103415亿元，其中已经有87677亿元已经分配到各地方省份。

其中，四川、河南由于是人口大省，得到的转移支付预算分列一二位，为5983亿、5272亿。

除了直接给钱，东部沿海省份还承担了帮扶重任。

在1996年，中央作出了“关于组织经济较发达地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开战扶贫协作的决定”，正式部署了北京帮内蒙、天津帮甘肃、上海帮云南、广东帮广西……政策。

沿海东部省份除了派出富有行政经验的干部，还带领企业家来到中西部省份实地考察，因地制宜开设厂房。可以说，帮扶政策促进了东西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

不过，既得利益者当然也会发挥自己的力量，干扰法律的制定。遗产税、资本所得税，就迟迟无法落实。

另外，还有许多先富裕起来的企业家不惜一切，移民海外、转移财产。

2017年，新世界财富公司曾发布过一篇报告，称“澳大利亚是世界上最受百万富豪青睐的移民目的地，美国屈居第二，且澳大利亚的移民富豪中，来自中国的百万富豪最多，达到了9000人。”

澳大利亚之所以对中国百万富豪尤其具有吸引力，因为它相对较近，有众多的私立学校可供选择，环境清洁、政治也相对稳定。

像多数国家一样，澳大利亚还于2012年推出了“金奖券”投资者签证计划，开通获得永久签证的快速通道。

富豪们仅仅在澳大利亚投资500万澳元，就有资格参与该计划。根据澳大利亚政府的统计数字，自该计划出炉，90%都来自的客户都来自大中华地区。

到了2024年，移民海外的中国富豪如过江之鲫。

国际投资移民咨询公司Henley&partners最新的报告显示，2024年有1万5千名富豪移居到海外国家，较前一年增加了1400人。

这些“润”人，在中国赚取了大量的财富，却没有思考财富的来源是否符合正义，就费尽心机逃离了祖国。

从生物学的本能而言，“润”人的行为倒是符合动物趋利避害的天性。因为在中国，对富豪的制约太多，中国传统价值观也有着“重农轻商”的传统，这些无形的观念都迫使富豪移民海外，转移财产。

根据中国官方的规定，个人每年只能向国外转账5万美元。但实际上，富豪们有一系列官方和非官方的资金转移方式，比如通过不实行资本管制的香港进行货币兑换，或是将现金以投资的名义转移到海外企业。

地下钱庄则是另一种办法，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就曾有过报道，全球有一个巨大的地下钱庄网络，利用影子银行进行洗钱，即收买那些没有用完每年5万美元转账限额的人士来为自己服务。

抛弃祖国的“润”人，不乏企业家和一些影视明星。

比如说毕业于清华大学，融创地产的老板孙宏斌就移民美国；又比如瑞迈医疗创始人李西廷，在2015年移民了新加坡。

知名的海底捞创始人张勇，也在2016年移民了新加坡。还有像李连杰、张铁林等许多电影明星，发迹以后，就更改了国籍。

富豪们移民海外，拿走了大量的财富，却不缴纳相应的税收。

一旦税源人口不足，政府势必要加大对底层人民的税收，那么该国的经济一定会走向衰退，进而威胁到国家的整体实力。

先富群体一旦富裕，当务之急就是维持自己的社会地位。

更何况，他们连国家都能抛弃，还能指望他们带动贫困人民走向“后富”呢？这不是有些异想天开了嘛。

《再析“先富带动后富”》科学社会主义 2015年第6期

《企业家为何移民海外》财会月刊

来源：墨珑甲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