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同窗情，从上下级到战友，陈赓拒下火线，左权无奈让步

摘要：1935年9月，历经艰险到达甘肃南部的红一方面军，部队减员很大。为了适应新形势，提高机动性，中央在俄界召开会议，决定把主力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部队整编成三个纵队：原红一军团改为第一纵队，林彪任司令员，聂荣臻任政治委员，左权担任参谋长；原红三军团改为

1935年9月，历经艰险到达甘肃南部的红一方面军，部队减员很大。为了适应新形势，提高机动性，中央在俄界召开会议，决定把主力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部队整编成三个纵队：原红一军团改为第一纵队，林彪任司令员，聂荣臻任政治委员，左权担任参谋长；原红三军团改为第二纵队，彭雪枫任司令员，李富春任政治委员；中央纵队改为第三纵队。陈赓被派到第二纵队，担任第十三大队的大队长。这次整编明确了左权在军团（纵队）参谋长的位置，而陈赓担任的是团级（大队）指挥员，两人成了上下级。这样的安排，一方面考虑到陈赓之前在鄂豫皖苏区腿部受过重伤，行动不便，暂时不太适合担任需要频繁机动作战的指挥职务。

左权出生于湖南醴陵，陈赓是湖南湘乡人，两个人都心怀救国志向。1924年3月，他们一起考进了广州孙中山大元帅府军政部办的陆军讲武学校。那年11月，讲武学校并入了新成立的黄埔军校，两个人都成了黄埔一期生。左权分在第二队，陈赓分在第三队。

在黄埔的日子，这两位湖南老乡因为共同的革命理想，走得很近。1925年1月，在陈赓的介绍和见证下，左权正式入党。转过年来2月，他们又一起参加了讨伐军阀陈炯明的第一次东征，在实战中得到了锻炼。东征结束后，两个人的革命轨迹开始分开：1925年11月，表现突出的左权被选派去苏联深造，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军事理论和指挥。陈赓则留在国内，继续投身武装斗争和地下工作。

1930年6月，左权学成回国后，被派往闽西革命根据地。凭借在苏联打下的扎实军事基础，他在红军中很快担起重任。先是担任红军军官学校第一分校（闽西分校）的教育长，负责培养干部。年底，又出任新组建的红十二军军长。1931年初，他调到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当参谋处长，参与了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的指挥工作。12月，宁都运动的部队改编为红五军团，左权调去担任第十五军的政治委员，后来改任军长。

相比之下，陈赓的革命道路要坎坷得多。1927年8月参加南昌起义时，他在会昌战斗中腿部受了重伤。1928年4月，陈赓在上海治伤期间，在英租界被巡捕抓捕，后来经过党组织多方努力才营救出来。从1929年到1931年，他在上海负责中央特科的情报工作，战斗在隐秘战线。

1931年9月，陈赓被派到鄂豫皖苏区，担任红四方面军第十二师师长，指挥了黄安、商潢、苏家埠等几次重要战役。不幸的是，1932年9月，在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的胡山寨战斗中，他右腿膝盖再次中弹，伤势严重，无法随大部队行动，只好秘密转往上海医治。

1933年3月，陈赓在上海治疗时又被国民党当局逮捕，直到同年5月，在党组织和宋庆龄等民主人士的积极营救下才重获自由。这些复杂的经历，特别是两次被捕，使得陈赓后来进入中央苏区时，组织上需要对他进行一段时间的审查。因此，1934年初，他被安排到红军第一步兵学校（也叫彭杨步兵学校）当校长，主要任务是培养基层指挥员，暂时没有在主力部队带兵打仗。

1935年10月，陕甘支队（就是原来的红一方面军主力）终于到达陕北的吴起镇。11月初，在陕西甘泉县附近，他们和先期到达陕北、由徐海东、程子华率领的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了。会师后，根据上级命令，部队恢复了红一方面军的番号。部队下辖两个军团：陕甘支队第一纵队恢复为红一军团，林彪任军团长，聂荣臻任政治委员，左权任参谋长；红十五军团番号不变，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原来陕甘支队第二纵队的第十三大队，这时改编为红一军团直属的第十三团，陈赓担任团长。这样，陈赓和他的团还在红一军团序列里，直接归军团司令部指挥，左权作为军团参谋长，依然是陈赓的上级。

然而，红军此时的处境极其困难。在经过长征的消耗后，部队人数锐减，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加起来也就一万多人。枪少弹缺，冬衣被服更是严重不足，很多战士在陕北刺骨的寒风中还穿着单衣。南京方面视这支疲惫之师为心腹大患，调集重兵发动新的“围剿”。东北军调来了五个师（第57军董英斌部三个师、第67军王以哲部两个师），西北军杨虎城部第十七路军出了两个师，再加上中央军毛炳文部第三十七军的两个师和一部分骑兵，总兵力超过十万人。这些敌人兵分东西两路，步步紧逼，计划把红军主力消灭在洛河以西、葫芦河以北的狭小区域。

面对国民党大军压境，红一方面军决心打一个漂亮的歼灭战，粉碎敌人的进攻计划。经过仔细侦察和分析，决定在陕西鄜县（现在的富县）直罗镇一带设下埋伏，目标是歼灭沿着葫芦河东进的东北军第109师。1935年11月18日，司令员彭德怀亲自带着参战部队的团以上干部，到直罗镇西南边的张家湾一带实地查看地形，明确各部队的任务分工。为了打好这一仗，减少不必要的损失，红一军团司令部在战前下令，要求各部队把伤病员都送下去休养。

军团参谋长左权按照命令，专程来到红十三团驻地，当面通知团长陈赓离队休养。陈赓腿上的旧伤在长征和近期的行军中又犯了，走路都困难。陈赓一听就急了，他说：“我这个团长刚接手，部队的情况还没有摸透，这次作战任务这么重要，我必须留下指挥！”左权则认为陈赓腿伤没有好利索，马上要急行军又要打硬仗，他身体恐怕吃不消，留在前线会有危险。陈赓反驳道：“新官上任三把火，你倒好，先泼我一瓢凉水！这不行！”两个人各执己见，争执不下。

左权考虑到陈赓丰富的作战经验、在部队中的威信，以及他坚持参战的决心，最终做了让步。但他还是不放心，特别安排军团政治保卫分局的特派员欧致富带着一副担架，跟着红十三团一起行动。左权明确要求欧致富：行军途中，特别是遇到急行军或者陈赓身体实在撑不住的时候，必须让他上担架，既要保证他的安全，也要确保指挥不间断。

1935年11月20日夜里，红十三团接到命令，要求他们迅速赶往直罗镇东北方向的山地布防。团长陈赓拄着一根木棍，和部队一起出发。山路难走，陈赓每走一步都很吃力。欧致富多次劝他坐担架，陈赓都拒绝了，他说：“指挥员这时候不能离开战士，得和大家一起走。”部队走到离目的地还有四十里左右的地方，军团司令部突然传来紧急命令，要求他们必须在拂晓前赶到指定位置。

陈赓因为腿疼，渐渐跟不上队伍。他的警卫员一看这情况，不由分说背起他就往前赶。后面的山路越来越陡，欧致富当机立断，指挥四名战士用担架抬着陈赓前进。即使在担架上，陈赓也没有停止指挥：他派出侦察排去前面探路，命令三营尽快抢占左边的制高点，还调整了重机枪连的部署位置。靠着大家的努力，全团在21日凌晨4点就到达了预定阵地，比要求的时间还提前了半小时，成功封锁了直罗镇的北面。抬担架的战士来回轮换了十二班，军装都被汗水湿透了。

11月21日天刚亮，红军向东北军109师发起了总攻。敌人依靠优势火力，死守在马家塬的阵地上。红十三团连续组织了三次冲锋，都被猛烈的火力压了下来，没有成功。到了上午9点多，陈赓调整了战术。他一方面命令团里的特务连想办法从侧面陡峭的悬崖爬上去偷袭，另一方面集中全团的重机枪火力，压制敌人的阵地。

上午10点20分左右，二营率先冲进了敌人第262团的团部，还缴获了重要的作战地图。敌师长牛元峰带着剩下的一千多人，退守到镇子东头的一个土寨子里，战斗暂时僵持住了。下午1点，军团司令部发来紧急电报：西面敌人第106师的增援部队已经逼近到只有二十里远的地方了。

情况紧急，陈赓立刻带着团主力赶往黑水寺方向打援，只留下一个营继续盯着土寨子里的残敌。在安家川东边的一个山隘口，红十三团利用有利地形，顽强阻击增援的敌人，连续打退了敌人三次大规模的集团冲锋，整整坚持了六个小时。到天黑时，传来好消息：109师剩下的部队被全部消灭了，师长牛元峰也自尽了。这场直罗镇战役，红军一共消灭敌人六千三百多人，缴获了三千五百多支枪和一百七十六挺机枪。

战斗结束的第二天，陈赓就把那副担架还给了转运重伤员的队伍。11月30日，红军在富县东村召开大会庆祝胜利。会上，周恩来副主席特别提到：“红十三团这次任务完成得很好，穿插及时，阻击也非常顽强。”不久，中央组织部对陈赓的历史问题作出了正式结论，认定他在两次被捕期间“忠诚可靠，没有变节行为”。1935年12月7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了新的任命命令：陈赓为红一军团第一师师长（原师长李聚奎调任红三十一军参谋长）；杨得志为第一师副师长，谭政为第一师政治部主任。

红一师是红一军团的绝对主力，下辖第1、第3、第13三个主力团，兵力有大约两千八百人，占了整个红一军团兵力的三分之一。这次任命对陈赓来说意义重大，他从团长直接升任主力师的师长，和军团参谋长左权在职务层级上的差距，从原来的两级缩小到了一级。

1936年2月，红军开始东征山西。此时左权代理红一军团长职务。陈赓率领红一师强渡黄河后，在霍县一带遇上了中央军关麟征的部队。3月12日这天，陈赓想了个办法：他派出一小股部队假装进攻县城，吸引敌人注意，主力部队则悄悄埋伏在敌人可能撤退的路线上。关麟征的部队果然中计，追出来后被伏击，损失了四百多人。5月，东征红军回师陕北。之后，陈赓接到任务，负责准备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的工作。

1936年10月9日，这是一个重要的日子。在甘肃会宁的南门，陈赓作为红一方面军的代表，迎接了朱德总司令率领的红四方面军队伍，实现了红军三大主力的大会师。第二年（1937年）2月，中央决定调陈赓去红四方面军第31军担任参谋长。

离开红一军团前，陈赓在陕西三原县城和左权告别。左权把自己缴获的一架军用望远镜送给了陈赓。同年8月，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左权被任命为八路军副参谋长，主要在山西武乡的总部机关工作；陈赓则被任命为第129师386旅旅长，率领部队开赴山西东南部抗日前线。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左权在八路军总部协助朱德、彭德怀指挥作战，参与部署了平型关战役、百团大战等重大战役，并领导了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工作。陈赓率领的386旅转战太行、太岳地区，以其灵活机动的战术，在日军高层中得到“三子一郎”（陈赓、陈锡联、谢富治、王近山）中“瘸子”的威名（因其腿伤）。

1942年5月，日军对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太行抗日根据地发动“扫荡”。5月25日，在山西辽县（今左权县）麻田附近的十字岭，八路军总部机关在转移途中被日军包围。左权在指挥部队突围时，为掩护战友，不幸壮烈牺牲，时年只有37岁。此时陈赓正率领部队在太岳根据地与日军周旋作战。噩耗传来，陈赓悲痛万分，在日记中写下对这位老战友、老上级的深切悼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