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香港影视巨擘邵逸夫107岁高寿逝世，留下无尽传奇和唏嘘，他一手创立的邵氏兄弟公司，从1948年成立到1986年停产，30年风云勾画了香港电影盛衰的历史轮廓，记录了老香港的浩荡风月。光影一梦100年，清末出世，历经清朝、北洋、抗战和殖民地的邵逸夫，下南洋、闯香江

香港影视巨擘邵逸夫107岁高寿逝世，留下无尽传奇和唏嘘，他一手创立的邵氏兄弟公司，从1948年成立到1986年停产，30年风云勾画了香港电影盛衰的历史轮廓，记录了老香港的浩荡风月。光影一梦100年，清末出世，历经清朝、北洋、抗战和殖民地的邵逸夫，下南洋、闯香江，一生就是一个时代。

邵氏兄弟公司的前身是上海天一影片公司，1925年由邵氏四兄弟老大邵醉翁、老二邵邨人、老三邵仁枚和老六邵逸夫建立。而邵氏家族中日后引领江湖的，是邵逸夫1958年在香港成立的邵氏兄弟（香港）公司，他利用香港特有的地理环境，吸纳老上海的经验与人才，兴建了华语电影有史以来最庞大的制片机构。

“邵式”中国想象

邵氏兄弟创立初期，内部几乎都是战后上海来香港的中国影人，大名鼎鼎的李翰祥和张彻，都是所谓的南来文人。从泱泱故国来到这个弹丸小岛，一腔傲气渐化作悲凉，在胶片中构筑念兹在兹的故土，成了他们一祭乡愁的余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邵氏出品的《梁山伯与祝上世纪英台》（李翰祥）、《独臂刀》（张彻）、《大醉侠》（胡金铨）等几乎都离不开中国民间传说、爱情和武侠，以中国传统文化为题材，怀乡离愁凝结其中，从主题意念到美学配乐都有浓郁的北方味道。邵氏成功构建了海外华人的大中华群体意识。老一代的台湾人大概会记得，《梁山伯与祝英台》曾在台湾上映超过半年，许多人看过不下10遍，大荧幕上的每一句台词和每一调配曲，都是巨流河中千万移民的离愁。

邵逸夫当然是个商人，他曾在一次访问中袒露：“我生产电影是为了满足观众的需要和愿望，核心观众就是中国人。这些观众都喜欢看耳熟能详的民间故事、爱情故事……他们怀念逃离的祖国大陆，也怀念他们自己的文化传统”；他也是一个有民族主义情结的人。事实上，1960年代初，华语电影在全球化电影业中是边缘的，华语电影在亚洲打败了好莱坞，在西方却仅能靠一些“东方情调”吸引微弱的目光。60年代的采访中他多次宣称，邵氏的目标是文化民族主义，这也是中国百年来民族主义的逻辑：追赶西方文明，在文化权力中分一杯羹—诚然，邵氏出品奉行娱乐至上，迎合市场，却在无形中重塑了市场，观众在电影中习得国族认同、爱恨取向，他才是手握权力的那一位。

以国语作为邵氏“官方”语言是其构建大中华文化策略的一个关键。作为中华民族的通用语言，国语的通行保证了离散族群的联结和文化的共鸣。邵氏在60年代已经在香港处于垄断地位，粤语族群逐渐不是邵氏看中的受众。这个粤语为主的香江小岛，到60年代后期，粤语片几乎被邵氏彻底铲除。很难想象，如今已经充分建立粤语文化自信的香港，满大街的影院当年竟被国语片占领。从国族念想到当下的本土关怀，这一变迁大可为本土主义者所注视。

与欧美大电影公司合作制片、开创新的制作模式及扩大发行网络，是邵氏打入西方市场的另一策略。到60年代，邵氏已经和日本、中国台湾、韩国及菲律宾等国家和地区合作拍片，尤其是日本，邵氏曾延揽导演井上梅次、摄影师西本正等做外援，《杨贵妃》、《飞刀手》等直接就在日本拍摄，在减低成本、扩充市场之外，更为了吸收技术。当下充斥香港近半江山的合拍片，早在邵氏时代就有了遥远的序曲。

邵氏武侠片大概是这座东方梦工厂不朽的招牌，60年代的香港早已受西方流行文化和观念浸染，年轻一代的生活方式先内地一步全面西化。西片里刚健强韧的男性形象也深入人心，邵氏早期黄梅片中白面书生的文弱形象不再合乎观众口味。当时还是影评人的张彻最早提出，要在新派武侠片中建立阳刚风格，推翻从前的阴柔路线。邵氏武侠片塑造男性之间的快意恩仇和肝胆相照，在影坛打出一片江山，为日后香港电影的暴力美学埋下比照。《独臂刀》的“盘肠大战”，胡金铨的禅意醉侠……挥戈弄影梦无尽。吴昊在《邵氏光影》的前言里写：“今日能看到好莱坞动作片尽是功夫式打斗，好莱坞女星打得像武侠片中的侠女，而香港的打星和武指更可扬威彼邦……这‘打’出来的天下可打来不易呢。”

在国语片称霸数载后，香港本土意识的兴起催发了粤语片的回归。内地移民潮逐渐式微，到了70年代，香港居民大部分都已是土生土长，香港电影面临本土化集体想象的需要。邵氏旧部邹文怀创立的嘉禾公司生产了一系列卖座的粤语片，李小龙的《猛龙过江》、许冠文的《半斤八两》，成为邵氏强劲的竞争对手。邵氏的船头开始调转，将目光投向这座城市的街头巷陌、市井哀乐。粤语的回归、影坛割据使70年代成为一个分水岭，也为今天为人熟知的香港电影奠下基石。

清水湾的“东方好莱坞”

1986年邵氏突然宣布停产，带着一丝戛然而止的意味。邵氏女星郑佩佩自1970年息影嫁人，就一直没有回过邵氏，后来她在回忆文章里写自己1988年再回邵氏片场，目睹物是人非，心里有说不出的惆怅。她直接把邵氏影城比作天堂：“我们都曾在这天堂里，寻找着我们的梦。”

这个邵氏梦工厂 ，正是邵逸夫建立的现代化商业电影流水运作的“东方好莱坞”。1965年邵氏影城在清水湾建成，拥有15个摄影棚，两个外景街道，一套完整的彩色胶片洗印设备，和从美国、欧洲进口的各种最新电影设备。这座当时中国电影史上规模最大、科技最尖端的制片厂，带动了香港电影的全面转型，从一个“传统之作的旧时代”进入具有现代感和先进技术的新电影业时代。

更重要的是邵氏移植自美国的大制片厂模式，大制片厂是早期电影产业市场化的自然结果，也是电影产业垄断化的一种最佳盈利和控制模式—制作高度分工，大量利用棚景及户外搭景，流水作业，生产各式商业电影，源源供应旗下院线，将电影制作真正视为工业生产，在纵向上形成“制-放-映”一体化的集中式垄断经营。邵氏影城成为一架庞大运转、理性生产的机器，电影成为艺术与商业的结合体，香港电影开始进入商业流水制作的时代，这种模式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流水作业的生产策略渗入邵氏影厂的每个角落，几乎所有运作都可以呼应韦伯关于理性化的理论—追求理性管理、效率、专业及标准。几乎所有演员都被要求住在职工宿舍内，遵守严格的合约和低工资。那时候住宿舍的有李菁、何莉莉、胡燕妮、李丽华……大导演张彻更是在那里住到去世。郑佩佩在回忆中对邵氏宿舍倒是流露出留恋之情：“的确我们几乎和外面的世界完全隔绝了，但我们却是绝对受保护的动物，不像现在年轻的一辈，像是透明的，一点私生活都没有了。”邵氏梦工厂在“圈养”演员的同时，也不遗余力地栽培，郑佩佩就曾被送去东京进修，而邵氏之后的无线艺员培训班，至今仍然是香江影视源源不绝的输送带。入得邵氏片库，参演者的如雷大名信手拈来：胡蝶、狄龙、岳华、林青霞、张艾嘉、尔冬升、周润发、刘青云、张国荣、梅艳芳、王祖贤、张曼玉……掐指一数，尽是香江好辰光。

拼命六叔

流水作业及合约制，对导演来说有时也是很大的压力，邵氏老牌导演何梦华当年以执导《人约黄昏后》如愿加入邵氏，在钟宝贤的访问中他说：“我那时才20多岁，初初出来做事……在邵氏公司，合同都是拍4部戏，一签都是签3年。”任职邵氏20多年，他说“创作自由是有。可是……每一个导演，最主要的是要看你的票房”，在票房重压下，20多年来都一直被合约牵着鼻子走，一直欠着邵氏的片债，“我今生今世都离不开邵氏”。

从何氏口中也可看出主政者邵逸夫的掌权路数，六七十年代，“每个礼拜几个导演（包括岳枫、陶秦、罗臻、严俊、罗维、李翰祥等）都要到老板家去吃顿饭，这顿饭每个导演都要报告自己的工作，有什么困难，有什么新的计划，在那顿饭吃以前，都要谈完。”颇有点鸿门宴的味道。

勤勉是那一代南下商人的守业护符，邵逸夫曾有一年看900部电影的纪录，他承诺“邵氏出品，必属佳片”。张彻也在回忆录中写，邵逸夫每天上班处理完日常事务之后，都会召一个高层谈话一小时左右，对公司事务、电影节情况无所不谈。他称邵逸夫对电影制作是“真正的内行，也深明导演工作”。每天必看导演拍的“毛片”（即样片），也经常让导演看，不合要求的宁可把底片烧掉；他本人也参与影片的剪辑，掌握最后决定权。“他当然是精明的生意人，时常感觉一流，但另一方面，他也具有所谓‘导演性格’，凡事必要尽力做到最好！”

张键在回忆录里写“六叔孤寒天下皆知”（孤寒，即吝啬），很多艺人后来都会笑谈六叔种种古怪的吝啬事。辅佐邵氏多年的邹文怀，就是因为对公司薪金制度不满，离职出走，与何冠昌及梁风共同成立嘉禾公司，成为邵氏劲敌。也因为分账未谈拢，邵逸夫错过了李小龙和许冠文。吝啬之余，六叔用人自有一套。邹文怀在邵氏时作为“头等人才”，却只予宣传部主任的“三等职务”，必须依附邵逸夫亲授他的“特等权力”，最直接的效果自然是减少了邹的离去对邵氏的冲击。张彻在回忆录中写，60年代台湾“银弹”出重金挖邵氏首席大导李翰祥，李不敌诱惑打算带着凌波投奔银弹，消息泄露，六叔立即重酬挽留凌波。后李翰祥孤身在台艰苦经营，终陷困局返港。他也能屈能伸，就在六叔常喝下午茶的半岛酒店等候，表明悔意，六叔对用人完全理性，加上害怕李翰祥投附邹文怀，也大方让李重返邵氏。

后邵氏时代

邹文怀自立门户成立的嘉禾，其兴盛无疑响应了本土意识的崛起，这是邵氏开始走下坡路的一个开端，也是邵氏叱咤多年的大片场制走向没落的必然。70年代邵氏新一代导演的创新意念与保守僵化的片场体制毕竟不是很适应，单就取景而言，邵氏惯于在影棚片场作业，并未完全与这座城市烟火相接；流水线的文化产品不免套上重复的路数；家族式的封闭经营及保守主义精神和七八十年代香港活跃开放的文化氛围格格不入，邵氏模式成了被同代影人批判的陈旧对象。而同期的嘉禾及其他独立小制片公司却充分发挥船小好调头的优势，从许冠文的市民戏剧到成龙、洪金宝的戏剧功夫片，以举重若轻的姿态获得了香港观众的垂青。到80年代，邵氏虽然保持着每年20部左右的电影产量，还是在商业竞争中失败。

1986年邵氏全面停止制片，邵氏帝国的抽身，给香港电影留下大片空白，却也焕发了港产片市场长达10年的活力，邵氏后期的导演如王晶、张婉婷、许鞍华、查傅谊等人日后一直活跃于香江影坛，大片场的衰落，也让很多人开出一条独立电影的新路；邵氏引人诟病的娱乐至死精神，成了香港电影无法摆脱的一道纹身，是沉疴却也是灵光。

邵氏电影研究学者刘辉曾将邵逸夫与好莱坞早期大亨路易·梅耶、塞缪·古德温、阿多法·祖克做比较：“他们多是来自异乡的商人，对于电影生意有着直觉性的判断；他们爱使用裙带关系或保持家族生意，为人吝啬保守，充满了各种争议的说法。他们都有极强的扩张魄力和竞争手段，永远只是把电影作为一种商品。”

邵氏帝国落幕，斯人已逝，梦犹在。一代影人的浩义豪情、风月艳史在电声光影中封存成永不逝去的传奇。

本文来自《南风窗》2014年第2期（2014年1月16日出版），作者：茱 茱 资深媒体人发自香港

云周

一、邵氏电影公司历史

1957年，邵仁枚与邵逸夫由新加坡回港。邵逸夫当家之后的第一个大动作，便是斥巨资买下清水湾一大块地皮，开山填海、大兴土木。

1958年，清水湾片场已经建成四座摄影棚，邵逸夫与邵仁枚成立“邵氏电影公司”，在香港制作电影，邵逸夫任总裁。

1961年 12 月 6 日，位于九龙清水湾的邵氏影城于12月6日正式启用，邵氏片场一期面积达到 65 万英尺。

1964 年，邵氏片场全面落成时，建有 6 个独立的摄影棚， 2 条布景街道。

1967 年的扩建中摄影棚数量达到 12 个。文隽回忆：“清水湾邵氏片场占据了整个山头，搭建了十几座房，同时前山后山还建了无数街道、城墙、吊桥、堡垒。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古装武侠片盛行之时，每一日，在邵氏片场里开工的台前幕后人员，数以千计。”

1970年代，邵氏兄弟踏足当时发展迅速的电视行业，与无线电视合作，培训艺员。

从70 年代开始，电视等娱乐媒体开始产生影响，观众的眼光越来越挑剔，再加上嘉禾的迅速崛起，邵氏逐渐式微。

1987年 5 月，邵氏宣布停止生产电影。

1988 年邵逸夫在邵氏片场旁建起旧 TVB 电视城，邵氏片场的摄影棚大多租给 TVB 作电视节目制作，而邵逸夫也于 1980 年担任 TVB 董事会主席，将精力转向电视。至 2002 年清水湾电视城迁至现在的将军澳新址，清水湾邵氏片场也逐渐荒废。

90年代末期，本身已拥有嘉禾、金公主和德宝电影公司三间电影公司影片永久版权的卫星电视（STAR TV，即如今的“星空传媒集团”）曾多次出价洽购760部邵氏电影的永久版权，以壮大其中文片库的实力，但邵氏拒绝，最后，邵氏于2000年宣布将该批电影的永久版权以4亿港元的价钱售予由马来西亚收费电视台ASTRO旗下的“天映娱乐”，该公司并花费2亿港元作数位复修。

1998 年 8月 12 日，邵氏以 7,800 万元港投得将军澳市中心地段，拟兴建新邵氏影城。邵氏与中国星电影合作投资11亿港元，位于将军澳工业村的“香港电影城”，预期于2006年初开幕。影城设施包括后期制作中心、行政大楼、摄影厂、电影院及展览厅等。邵氏表示影城落成后，将再与演员签约，投资大约2亿港元开拍约15部新戏。

这是当年邵氏联合中国星、寰亚综艺、年代国际、美亚国际、晶艺电影五家公司对抗嘉禾的战略。然而时隔十年，其余五家公司已陆续退出投资计划，但在邵氏的坚持下，将军澳电影基地还是开始运营了。影城建于2006 年 7 月， 2008 年 9 月全面投入运作。

2011年 1 月， TVB 新主人陈国强从邵逸夫及邵氏手上收购包括清水湾旧邵氏片场的地皮（不包括清水湾旧电视城部分），计划用作住宅发展，但一直不见动静。

2011年邵逸夫正式退休。

2014年1月7日，邵逸夫逝世，享寿107岁。

2015年的时候，邵氏行政大楼被“香港古物咨询委员会”评为一级历史建筑，其余则评为二级或以下。虽然如此，荒废多年的旧邵氏片场，也难以抵御时间的流逝，面临被清拆的结果。

2017年11月22日，邵逸夫的遗孀方逸华逝世，享年83岁。

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共计生产超过一千部电影，被誉为 “东方好莱坞”。至此，属于邵氏的时代彻底宣告结束。如今的“邵氏”虽然依然存在，依然拥有雄厚的资本和资源，但已远非昨日，难续辉煌。

二、邵氏电影特点

“邵氏兄弟”遵循的则是一条更为纯粹的商业制片路线。

邵逸夫一整套具有特色的经营理念中，原天一公司的“观众至上”论是其中心内容。邵逸夫很了解一般市民观众的心理，以及观赏习惯和兴趣，他审阅编导提供的故事剧本，以是否具有票房为取舍，因此“邵氏兄弟”在选材时都切准了市民观众的喜爱和情趣，选择通俗性和娱乐性较强的题材。“邵氏兄弟”的导演与明星是否受重用，也是以票房纪录为依据。

1957年，中国大陆黄梅戏电影《天仙配》在香港公映引起轰动，香港观众对黄梅调音乐如痴如醉。这一现象更是引起了对市场高度敏感的香港影人的重视，邵逸夫于是重用导演李翰祥拍摄了多部古装题材的黄梅调电影，如江山美人 (1959)和梁山伯与祝英台 (1963)。

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的影片以古装武侠片、功夫片、宫闱片居多，有些影片影响较大。它的《江山美人》、《后门》、《万古流芳》、《蓝与黑》和《珊珊》曾先后获得第6届、第7届、第12届、第13届和第14届亚洲影展最佳影片奖；《梁山伯与祝英台》(黄梅调)获得第7届旧金山国际电影节优秀奖和第2届台湾电影金马奖的最佳影片奖；功夫片《少林三十六房》和《中华丈夫》分别在第24届、第25届亚洲影展上获奖；古装武侠片《大醉侠》、《独臂刀》、《英雄无泪》和宫闱片《倾国倾城》、《武则天》、《杨贵妃》等都受到观众的欢迎。80年代中期起，影片产量减少，但创作上重视现代题材，代表作有《男与女》、《倾城之恋》、《表错七日情》和《女人心》等。

80年代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年产量在20—30部之间。之后，电视节目越来越精彩，抢走了大批电影观众。生活节奏越来越匆忙，人们都没有馀暇和闲情逸致上电影院。以前的邵氏导演，一个一个的离开影城，然后，减产，甚至下来是停顿生产。而邵氏大规模拍片的年代，代表了一个电影王国的美丽的记忆。

三、邵氏家族企业

邵氏兄弟是宁波人，一门四杰，大哥仁杰、二哥仁枥、三哥仁枚，第四、第五是姊妹早已出嫁，邵逸夫最小，叫仁楞。由于做电影生意要出名，父亲不同意。于是另起外号，大哥醉翁、二哥邨人，三哥山客，最小的就起名叫逸夫。

邵氏兄弟天生具有经商的精明头脑，比较知名的事情是邵醉翁力捧陈玉梅的逸事，由于当时“天一”台柱胡蝶被“明星”挖走，邵醉翁发现陈玉梅朴素随和，便以巨资捧她成为中国电影皇后，陈玉梅成了他的夫人，其他电影公司也永远不能将她挖走了。所谓长兄如父，邵醉翁集邵老大、总经理、导演于一身，其长袖善舞的精明为兄弟们树立了榜样，也为将来可持续发展奠定深厚基础。

四兄弟中老二任会计，内部掌握财务开支，从源头上把关，老三和邵逸夫任发行，几兄弟不仅在公司行政上相互协调，在影片拍摄上也全员出动。公司成立之初，生产的十一部影片，基本上是老大执导；老二、老三独立或联合编剧；邵逸夫不仅会编剧还能做摄影。这叫“肥水不流外人田”，得来的抽成统统进入家族账下，公司家长式的管理，最大程度缩短了制作周期，因此使影片具有很强竞争力。当然这必然造成一些影片质量欠佳，也为同行间诟病。

大家所熟知的“邵氏”包括邵氏兄弟公司（SB）和邵氏父子公司（SS）等。

1950年南洋影片公司由邵邨人收回并将之更名为“邵氏父子公司”，但是进入50年代后期，由于电懋的成立，香港电影业竞争越发激烈，“邵氏父子”的小成本制作策略已无力招架新挑战。邵邨人萌生退意，收缩电影制作的业务，转而大量收购戏院及从事地产业。

1957年邵逸夫从南洋来到香港，那年他已年届五十，因不满二哥作为，想接掌制片业务，以稳定片源，兄弟俩最终决定在业务上分道扬镳。1958年，邵逸夫成立“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标识与兄长的“邵氏父子”的不同。自此，“邵氏父子”只经营戏院及影片发行，“邵氏兄弟”则主管制片业务。

四、邵氏电影公司四大导演

邵氏的历史，其实是脉络清晰的：上世纪50年代末期到60年代中期，是邵氏的创业期，代表人物是李翰祥，他的黄梅调影片成为邵氏的主打类型；60年代中期往后，在张彻和胡金铨的极力倡导下，邵氏把武侠片带入了辉煌期，楚原在70年代和古龙合作拍摄的奇诡刀剑武侠片延续着邵氏的辉煌。

李翰祥：开创黄梅调电影

李翰祥在邵氏的创业阶段进入公司，当时他力主拍摄黄梅调电影，选用林黛担任主演拍摄出影片《貂蝉》，影片于1958年上映，随即打破了国语片在香港的票房纪录。李翰祥随后拍出了《江山美人》，李翰祥的黄梅派电影渐渐成为邵氏出品影片中的一大支。

胡金铨、张彻：确立新派武侠片风格

与李翰祥不同，胡金铨和张彻则以拍摄武侠片闻名，他们的风格被人定义为新派武侠电影，确定这一派的开山之作是胡金铨1966年起用岳华、郑佩佩主演的《大醉侠》，次年，张彻的《独臂刀》上映，成为第一部票房超过百万元的影片。

楚原：港台第一导演、最古龙的武侠片导演

楚原拍摄的影片多以古龙的小说为蓝本，他的《英雄无泪》《流星蝴蝶剑》等都是这类超现实武侠片的代表作。楚原是第一武侠导演，在影坛掀起一股奇情武侠热潮，有句俚语，没演过楚原武侠电影的，不算电影演员。

原创 哦

即便放眼世界电影史，邵氏电影都会占据光辉的一页，它承载了香港电影的许多荣光，催生出一个繁华的“东方好莱坞”。

（邵氏女星）

（邵氏男星）

一、邵氏的缘起

邵氏电影哥几个的父亲邵玉轩是个生意人，1901年即在上海创立“锦泰昌”颜料号开埠经商，并曾经资助过孙中山的革命事业。

父亲提供了优越的家庭和教育条件，哥几个儿从小也耳濡目染经商之道。

老大邵醉翁从小是个学霸，还取得了律师执照。此后，开始辗转南北尝试过很多行当的生意，但时运不济，经商赚少赔多。在经商过程中，邵醉翁深感人心险恶，为了利益尔虞我诈，世风不古。于是，他决定通过舞台剧教化人心，改变世风。

1922年，邵醉翁与张石川一起合股经营“笑舞台”演出文明戏，并创立“和平社”剧团，演出自编的讽喻世事的剧本。同期，“笑舞台”还吸纳了郑正秋加盟。

（第一代导演郑正秋、张石川）

但是不久，张石川和郑正秋离开，并联手创立了“明星影片公司”。“笑舞台”一下失去了两大台柱，邵醉翁也萌生去意。

1923年，张石川和郑正秋联手拍摄《孤儿救祖记》上映大火，票房收入可观。这使得邵醉翁也开始筹划进军影坛。

邵家兄弟眼看拍电影一本万利，有意重振家族声威。但其父邵玉轩并不赞同他们投资这些虚拟产业，也许老一辈心里还是秉持“实业救国”。为了不给祖宗添堵，哥几个改了名号：老大邵醉翁、老二邵邨人、老三邵山客、老六邵逸夫（邵家还有两个女儿）。

1924年，邵醉翁在上海创办“天一影片公司”，开始借着银幕闯荡江湖。

创业之初，为了节约成本，兄弟四个包办了剧组所有工作：老大导演，老二、老三编剧，老六摄影。一家人一起干活，赚了钱不给外人。

后来，“天一影片公司”逐渐捧了当家花旦、名满上海滩的胡蝶，但不久，胡蝶就被大导演张石川的“明星影片公司”挖了墙角。一怒之下，邵醉翁转捧陈玉梅，并把陈玉梅变成了自己的太太。这样一来，其他公司就再也无法挖墙脚了。邵家兄弟的家族班底更加瓷实了。

（邵醉翁与陈玉梅）

与其他制片公司着力打造高端艺术的理念不同，“天一”走的是大众路线，所拍摄的影片都是极力迎合大众的审美情趣，表现的都是下里巴人。

生意红火之际，邵醉翁派邵逸夫去南洋建立发行网，“天一”的大众趣味在那里大获成功。期间，邵逸夫常常扛着放映机穿梭于乡村之间放映。

1930年，邵氏兄弟在新加坡成立“邵氏兄弟公司”，邵逸夫与三个邵仁枚负责在南洋开疆扩土。与此同时，他们还积极探索有声电影技术。

1931年，邵逸夫专程去美国购买有声设备，期间遇险沉船，邵逸夫抱着木头漂了一夜获救生还，大难不死。

（年轻的邵逸夫）

1932年，邵氏影业推出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白金龙》，引起轰动。同期，在上海的邵醉翁推出了一批思想进步的影片，例如抨击封建婚姻、讽刺小市民爱慕虚荣的电影，还试图创作了一些反帝反封建和抗日电影。但是，那时的上海处于一个紧张的环境中，面临内外压力大国民党禁止了这些影片放映。

1934年，邵醉翁只好结束了在上海的电影事业，把“天一”移到了香港。此后，他们接连并购戏院，广开发行门路，成为香港产量最大的电影公司之一。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邵氏的电影事业不得不搁浅，直到抗战后重新起航。

1950年，邵邨人与儿子邵维玫在香港成立“邵氏父子公司”。此时的香港影坛是“邵氏”和“电懋”双雄并峙，而由于“电懋”的财力、人脉更胜一筹，“邵氏”始终处于被压制的地位。于是，在南洋已经打下一片江山的邵逸夫决定挥师赴港，重振“邵氏电影”的声威。

（邵逸夫与旗下明星）

1957年，邵逸夫回港以32万元买下“父子公司”的清水湾地皮，兴建邵氏影城， 同年，与三哥邵仁枚成立“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在香港制作电影，邵逸夫任总裁。

1961年，位于九龙清水湾的邵氏影城于12月6日正式启用。从此开始了“邵氏出品，必属佳片”的光辉征程。

三、邵氏的垄断

邵氏进入香港之初，电影业百废待兴。

1953年，新加坡著名的企业家陆运涛来到香港成立影片发行公司，并于1956年兼并永华影片公司，更名为国际电影懋业有限公司，简称“电懋”。这段更迭在李翰祥的回忆录《三十年细说从头》里有前前后后详尽的描述，彼时的李翰祥追随永华老板李祖永试图出人头地，但尽管永华员工向心力强，但无奈公司已经气数已尽。

（后排左二陆运涛）

而“电懋”则凭着独特的艺术片理念，开始陆续推出一批批佳作，逐渐占据了香港电影市场的主流。与其相比，邵氏也只能俯首称臣。

时间到了1963年。彼时在邵氏凭借《梁山伯与祝英台》一炮而红的大导演李翰祥联合台湾联邦影业和新加坡国泰影业（“电懋”的母公司）去台湾创立了国联影业，其幕后金主正是新加坡财阀陆运涛。陆运涛是个有品位的电影制片人，还是个鸟类学家和摄影家，业余喜欢拿着相机研究鸟类，还颇有成就。

麾下大将叛逃敌营，敌营如虎添翼，邵氏一时措手不及，前景还是很困难！然而事件的转折出现在注定不平凡的那一年——1964年。

1964年，电懋老板陆运涛携家眷来到台湾参加极具影响力的亚洲影展，并顺路鼓励一下旗下在台湾的创业团队。由于陆氏的影响力，他们的台湾之行获得了极大的关注，并得到了蒋介石的接见。

参加完影展活动之后，爱好文物的陆运涛要去参观故宫文物，同行的台湾电影制片厂厂长龙芳、台湾联邦影业老板夏维堂等皆是台湾电影中坚力量。

原定一行参观完文物飞回台北之后，陆老板邀请了台湾高层，预订了几百桌宴席，准备大宴群雄。但是人算不如天算，陆老板的飞机在回台途中诡异失事，同机人员全部遇难，史称“神岗空难”。邵氏老板邵逸夫原计划也在此行之列，但临时有事回了香港，侥幸躲过一劫。

（陆运涛也是个鸟类学家、摄影家）

这件历史悬案不但造成了陆运涛家族的悲剧，造成了台湾电影业的重创，还造成了邵氏日后的一家独霸。

陆运涛遇难之后，原本如日中天的香港“电懋”元气大伤，苟延残喘了几年之后就转手给了日后的嘉禾。

而缺少了竞争对手的邵氏影业自此在香港大展拳脚，进入了一个趋于垄断的高速发展时期。而脱离邵氏、悬于孤岛的李翰祥和他一手创办的“国联”仅仅艰难维系了五六年。七十年代初，李翰祥不得不厚着脸皮重新回到香港，精心制造了一出和邵逸夫的偶遇，拉下脸重投老东家怀抱。

四、邵氏的全盛

其实“邵氏”和“电懋”的你争我夺由来已久。早在李翰祥60年代初成名之前，邵氏就曾把当时的两大艺术片名导陶秦和岳楓招降过来，纳为己用。“电懋”一蹶不振之后，邵氏更是独孤求败。据传邵逸夫曾在“神岗空难”之后感慨，陆运涛一死，邵氏也很难进步了。

（邵逸夫与邵氏群星）

邵氏在李翰祥出走之后，与60年代中期发掘了张彻等名导，开始深耕邵氏招牌的类型片——武侠动作片。

其实张彻出道很早，早在1948年就在台湾独立执导了《阿里山风云》等影片，还是国民党主管电影的分管领导。1957年，脱离政坛来到香港之后，遇到了当时的大明星李湄，并与其发展为绯闻红颜。张彻在李湄的支持下拍摄了《野火》。影片没有取得反响，张彻之后暂时去当了写手，并用好几个笔名发表文章，其中以“沈思”为名写影评，针对当时的武侠电影风格提出了“回归男性主导”的“阳刚武侠”概念，引起了业界瞩目。在李翰祥的推荐下，邵氏有意招纳过来写剧本。但张彻已经提前答应了“电懋”的邀请，并在履职一年恢复自由身之后加盟了邵氏。所以，张彻也算是“电懋”的遗珠。

（张彻）

在1962年加盟邵氏之后，张彻负责了几年剧本，并在1965年得到了导演机会，并在1967年推出了令其大红大紫、开一代先河的《独臂刀》。《独臂刀》不但使张彻成为香港电影史上第一个“百万导演”，也让邵氏找到了一条生财之道。从此，张彻大展拳脚，陆续与其麾下五代弟子拍摄了一部又一部热血激昂的武侠动作经典。而武侠电影真正成为邵氏的门面和标志，在几代影迷心中生根发芽，种下深厚的情结。

自张彻发迹之后，“邵氏”就一直站在辉煌的顶端，他们在香港、台湾、东南亚左右逢源，春风得意，逐渐造就了一个令人心驰神往的电影王国，把香港推向“东方好莱坞”的至尊宝座。

（李翰祥《倾国倾城》）

在邵氏规模宏大的影城里，邵氏成为了一个独立的流水化作业的电影生产基地，他们有电影生产的全流程技术和人才，足不出户就能够完成影片制作。这种辉煌的景象一直持续到70年代末。

邵氏全盛时期的近20年间，最主要的类型片是武侠片和风月片。而这两大类型片的操刀手又恰好是两位不可世出的大导演：张彻和李翰祥，再加上七十年代中期逐渐接棒的楚原和刘家良。邵氏凭借其得力的主创团队加上其独立的院线体系，树立起一个牢不可破的影坛标杆，而这种一家独大、一枝独秀的局面要等到80年代初才得以终结。

五、邵氏的没落

在这个强弱和时势会转化的世界里，没有永远的英雄。再怎么英雄豪杰，都有迟暮的一天。

进入香港30年，威风八面15年。曾经的一方霸主邵氏影业在80年代初终于走下巅峰，把影坛风云让给了嘉禾、新艺城……

谈起邵氏的没落，首先是其内部的自身的原因。

第一，邵氏体系封闭。邵氏是个独立的王国，它旗下所有的编导演一经签约（个别的“部头约”除外）就成了私产。所有明星，不管是导演还是演员，都是拿绩效薪水，不能接私活，更没有各种广告代言之类的额外收入。甚至邵氏内部也是山头林立，例如张彻带出来的几代弟子未经张彻许可，不能拍摄其他导演的电影，也就是说，我的徒弟不能给你干活，你无权拿我的演员消耗我的票房指数。虽然咱们是一个公司的同事，你的电影用了我的徒弟拿了高票房，那我岂不是很没面子，搞不好还得动摇我在公司的地位，那我何苦成全别人委屈自己呢？所以，内部资源不流通就导致了影片制作水准达不到预期，体系太死板也导致职员们积极性下降。反正按数拿绩效，多拍一部是一部，拍得多比拍得好还要重要，拍得多不多影响我的收入，拍得好与坏则不关我的事儿，反正赔和赚都是公司和老板的事。

邵氏体系除了内部固步自封，对外也比较排外，这种排外也许是多年辉煌养成的骄傲心态使然。1973年，李小龙由美返港，意图重返香港电影界，把自己的功夫哲学以电影的形式传向世界。他首先选择的合作方是邵氏，然而，傲慢的邵氏并没有重视李小龙和他提出的条件。于是，李小龙扭头去了邵氏的死对头嘉禾。同样的损失还有另一个功夫巨星成龙和喜剧天王许冠文。这些遗憾的错过都说明邵氏是个封闭的独立王国，缺少才华流通的任何空间，它只能顺着自己原有的轨迹运转，继而陈旧，落伍。

第二，类型片陈旧，引起观众审美疲劳。邵氏指望赚钱的片种就那么几个类型，当然得发挥自己的优势玩命儿拍玩儿命演了。以张彻为例，他在邵氏近15年导演生涯拍摄了近百部电影，平均一年六七部，有的时候平均一个月一部。这样的拍摄密度再加上邵氏影棚常年不变的人工布景，肯定会早晚导致观众审美疲劳。有的片子根本谈不上故事情节和人物塑造，基本就是从头到尾打打杀杀，而且动作风格也脱不开京剧舞台的假把式，观众抛弃它们是迟早的事儿。虽然楚原的“奇情武侠”和刘家良的“少林功夫”在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小火了一阵子，但是经年累月的邵氏风格已经令观众无法愉悦，没落已经是无法阻止了。

（《刺马》三男主）

第三，掌舵者无心恋战。据李翰祥的回忆录《三十年细说从头》交代，早期的邵逸夫对制片相当上心，旗下导演的每一部片子都会看剧本给出意见，成片之后也乐此不疲地逐个看样片，一天看四五部也不嫌累。待人态度也很谦逊。虽然自己是家族电影的摄影师出身，但还是自谦是电影的门外汉。但是随着邵氏电影飞黄腾达，邵逸夫的社会活动和社会身份多了起来，常常要参加各种商业活动，根本无暇顾及制片，于是干脆把大权交给了红颜知己方逸华。而方逸华秉持“花小钱拍大片”的管理理念，由于压缩成本急剧压缩，影片质量也随之一落千丈。而邵氏电影所依仗的武侠动作片和风云片从始至终都没有变过，其封闭的体系让旗下导演们产生惰性，让外部有才能的人无法进入，直至变成一潭死水。

（方逸华、李小龙）

第四，外部势力冲击。80年代初的香港影坛早已经不是60、70年代的邵氏一家独霸，而是群雄并起了。早在70年初，方逸华接手邵氏之后。邵氏曾经的舵手之一邹文怀带着何冠昌等一棒子骨干自立门户成立了“嘉禾”。10年间，嘉禾经历了李小龙带来的短暂的辉煌之后，于艰难险阻间培养起了许冠文、洪金宝、成龙等等动作电影和戏剧电影明星，并凭借着更迎合时代的“独立制片人”制度成为了足以与邵氏抗衡的一方诸侯。嘉禾用更灵活、更有活力的体系迅速壮大，和导演、明星共同成长，引导了新的制片理念。与此同时，香港新一代导演们或学成归来如徐克、方育平，或洗尽铅华如吴宇森、许鞍华，开始引领“香港电影新浪潮”，他们新颖的选题和视听语言为影坛注入了活力，并昭示着未来属于他们。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邵氏大导演们普遍都已经年事已高，如张彻、李翰祥都已经耳顺之年了。旧势力退场，新势力登台，邵氏想不没落也身不由己了。

（左一为苗可秀）

80年代中期，邵氏经过多年铺垫之后，宣告结束电影业运作，据传接到这个消息的刘家良还在棚里打打杀杀拍片呢？当他接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想必也是短暂大脑空白的，毕竟是一个时代的终结，也是香港电影历程的缩影，终究还是难以抵挡历史的大幕更迭。

90年代初，香港电影迎来全盛时期，各种类型片叫好又叫座，电影明星一个接一个红，市场空前火爆。已经是无线电视台主人的邵氏又萌发了进军电影的想法，于是方逸华重新出山担任监制，联手周星驰、杜琪峰拍摄了《审死官》等一系列口碑爆棚的电影。然而，全盛的江湖意味着群雄逐鹿，全盛的顶峰也就意味着下坡的到来。彼时的香港电影已经是最后的辉煌，没几年就走下神坛，坠入迄今都没有反弹的低谷。而邵氏曾经赖以横冲直撞的武侠动作片已经鲜有人拍，当年那波儿能打的明星都已经老去，新星凤毛麟角，这个类型片已经从根上失去复兴的希望。

当下，香港电影有名的导演和演员都在内地淘金，港片特有的气质已经被彻底同化。而资本时代的2020年代，徐克、陈可辛、杜琪峰、许鞍华等大导演们都已垂垂老矣，曾经辉煌的邵氏电影也正在成为一个久远的传说……

遥想近百年前的1922年，邵家老大邵醉翁经商受挫，试图用“文明戏”的形式教化人心，然而舞台戏剧毕竟是不能转瞬之间量产的，这种单一的教化形式哪有寓教于乐的电影来的那么自然？直到1924年，邵醉翁紧跟潮流进入电影业，才开始在光影的世界里找到商业和艺术之间的桥梁。邵氏电影历经北洋、抗战的颠沛，辗转南洋、东亚的流离，直到在中国电影史上写下标志性一笔，为全世界喜欢香港电影的影迷们怀念……

（1964年，第11届亚洲影展在台北举行。陆运涛（前排左二）与邵逸夫（第二排左三）同时赴会，并受到蒋介石、宋美龄接见。稍后发生“神岗空难”，陆运涛及台湾电影企业高管悉数遇难，邵逸夫因事回港，躲过一劫。）

原创 大军

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由邵逸夫于1958年创立，时年邵逸夫已满50岁。从成立之初的激流勇进到曾经的业内霸主，再到群雄逐鹿和日薄西山，邵氏引导了和鞭策了香港电影的转型和兴旺。1987年，邵氏正式宣布停止电影制作，制作影片累计达千逾部。

上世纪90年代初，海岸贡献的录像带将邵氏电影大批量引进大陆，加上盗版的推波助澜，录像厅生意火爆，大陆观众才真正广泛观看到邵氏电影。

研究邵氏兄弟电影历程，基本上就揭开了中国电影大半部分的发展史。本篇立足人物视角，通过以图说的形式，力求画面效果来记录邵氏三十年，记录中国电影。主要参考资料：《百年传奇邵逸夫》（作者：布衣 新世界出版社2014年3月第1版）、《香港电影史记》（主编：魏君子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8月第1版）、《邵氏佳人录》（作者：麦田书坊工作室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4年11月第1版）、百度百科。

※邵氏的前身※

1925年，邵醉翁兄弟四人在上海成立了天一影片公司。老大邵醉翁任公司总经理和导演，老二邵邨人任编剧和会计，老三邵仁枚和老六邵逸夫任发行，邵逸夫起初还任摄影。

天一公司捧红了一位超级女明星胡蝶，胡蝶在天一公司前后两年共主演了15部电影。1928年初，蝴蝶改签至张石川、郑正秋等人的明星影片股份有限公司。同年，由于明星公司联合其它4家公司组建的六合影片营业公司发起针对排挤天一的“六合围剿”，邵仁枚和邵逸夫远赴新加坡、马来西亚寻求市场，到1930年，两兄弟成立了邵氏兄弟公司。

1932年，上海发生“一二.八”事变，中日军队交火。邵醉翁为保存实力，将公司主力从上海移至香港，成立了天一港厂，后由邵邨人接手改名为南洋影片公司。1941年底，日军相继攻陷南洋各地，事业毁于一旦。日军战败撤出香港后，邵邨人及其儿子将从香港收回的南洋影片公司更名为邵氏父子公司，后期由于电懋、长城等同行竞争导致公司难以维继。1957年，邵逸夫从新加坡移师香港，全面接手邵氏父子公司，并于1958年和三哥邵仁枚正式挂牌成立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

※邵氏四大导演※

邵氏导演众多，但公认的最有成就的四大导演是以黄梅调和风月片见长的李翰祥，以硬派武侠片见长的胡金铨和张彻，以奇情武侠片见长的楚原。四人在邵氏公司的成就不仅是拍出了叫好又叫座的电影，更主要是代表和引导了电影发展的潮流。

李翰祥（1926—1996），外号“李黑”。黄梅调电影代表作品《貂蝉》、《江山美人》、《杨贵妃》等，风月片代表作品《大军阀》、《风月奇谭》、《金瓶双艳》，大陆观众最为熟悉的作品是李翰祥在北京拍摄的《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

张彻（1924—2002），1949年自编自导处女作《阿里山风云》，插曲《高山青》由其本人作词。1962年加入邵氏，1967年执导的《独臂刀》票房首过百万，号称“百万导演”。代表作品另有《大刺客》、《金燕子》、《五毒》等。名下弟子有王羽、狄龙、姜大卫等众多一线明星，上世纪60、70年代为邵氏公司头号大导演，对香港影坛影响深远。张彻武侠片的特点是歌颂为家国献身，为兄弟插刀的英雄，复仇是重要主题。

胡金铨（1932—1997），起步之初与李翰祥共同担当过严俊的助理导演。1966年执导《大醉侠》，成为新派武侠片开山之作。代表作品有《龙门客栈》、《侠女》等，侠客多为浪荡江湖的修行之人。由于有美工师的经历，作品呈现出精致构图的东方美学气质。弟子包括徐枫、白鹰、石隽、上官灵凤、许鞍华、洪金宝等人。

楚原（1934—），其父张活游是著名粤剧与电影演员，从小在片场耳濡目染，深受胡鹏、关德兴时期的黄飞鸿武侠片影响。1972年执导了奇情武侠片《爱奴》，风格大胆独特，成为其代表作品之一。1973年执导《七十二家房客》打破香港票房纪录，1976年开始改编拍摄古龙作品，代表作品有《流星蝴蝶剑》、《多情剑客无情剑》、《楚留香》等。武侠电影注重奇情风格，将情趣与文艺融入武侠一体。2018年，荣获第37届金像奖颁发的终身成就奖。

来源：殊书观察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