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35年11月，红2、6军团由湖南桑植刘家坪开始长征，魏贵银时任红2军团第4师10团党总支书记，10团为全军前卫。

魏国运少将：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1年晋升少将，时任空军政治学校校长兼政委。

四、长征路上的团党总支书记

1935年11月，红2、6军团由湖南桑植刘家坪开始长征，魏贵银时任红2军团第4师10团党总支书记，10团为全军前卫。

1936年4月底，红2、6军团占领金沙江渡口石鼓镇，10团奉命掩护主力过江。

当时，后面追兵逼近，但江边的船都被敌人毁掉了，部队只好搜集材料做竹筏。虽然当地的老百姓主动将门板拆下来借给红军，但他们没有随便拿老百姓的东西，在附近找到一片竹林，砍了竹子扎成竹排，然后顺利地渡过了金沙江。

5月1日黄昏，部队到达中甸（今香格里拉）。

中甸地处青藏高原东南部，位于藏彝走廊的边缘，当地有不少少数民族部落。受国民党宣传，他们开始不信任红军。红军就请了一个“通司”当翻译，并派人宣传，给少数民族同胞做工作。

当地老百姓们看到红军纪律严明，逐渐放下了戒心，并愿意把粮食卖给红军。

部队在中甸经过短暂休整，让掉队的人跟了上来，同时补充了干粮。

5月2日，部队要翻越红2、6军团长征中的第一座大雪山中甸雪山。

中甸雪山海拔5300多米，上山50余公里、下山20余公里。山高陡峭，积雪一二尺。山顶空气稀薄，呼吸困难，行进十分艰难。

翻过中甸雪山，一直到甘孜的路上，有着一座座大雪山，山上都终年积雪。晴天日晒雪化了后，又冻成一层冰壳，而下面往往是很深的大雪坑，人一掉下去就很难再爬出来。

当地人烟稀少，在茫茫的大雪中很难找到村庄，部队经常看到哪里冒烟就奔着哪里去。

高山缺氧，缺衣少食，部队没吃过一顿饱饭，没睡过一夜好觉，战士们的体质每天都在下降，每夜都有人因冻、饿、病、累而站不起来。每天早晨，部队继续行军时，第一件事便是向那些已经长眠在征途上的战友们挥泪告别。

从德荣到甘孜，雪山一个比一个高，很多人到了山垭上刚坐下休息一会儿，就再也起不来了，永远留在了山上。

剩下的战友就一个人背着几个人的枪，慢慢互相搀扶着前进。有人走不动了，战友们就架着他走；有人雪盲了，其他人就拉着他走。

1936年7月初，红2、6军团到达四川甘孜，为接下来的草地行军补充粮食。

当时，部队缺钱，魏贵银前往冬谷的大喇嘛寺跟土司借粮。

经过交涉，喇嘛寺最终给红军提供了7天的粮食，平均每人每天一小缸青果、小麦。

部队还用剩下的一点钱买了青稞，每人能分到一小袋。

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后，红2、6军团奉命改为红二方面军。

当时，红四方面军的一位战友送给了魏贵银一本《草地须知》，上面记载了很多种野菜，教大家分辨能吃和不能吃的。草地里的主要敌人是骑兵，小册子里还有一首打骑兵歌。

魏贵银作为党支部书记，带领全团学习《草地须知》。

这本《草地须知》，在过草地时起了很大的作用。

经过艰难跋涉，红二方面军终于走出了渺无人烟的水草地。从阿巴西出来后，魏贵银奉命和一个卫生员、一名宣传干事，就地设立一个收容所，负责收容掉队人员，然后把他们带到哈达铺与大部队会合。

出发前，10团把仅剩的七张羊皮、一张牛皮和一些牛羊骨头都交给了他们。

收容队首先在驻地周围寻找吃的，但除了一点树皮、草根外，再没有找到别的可以吃的食物。

掉队的人陆续举步维艰地走出来了，由于极度饥饿和劳累，他们随时都有着生命危险。卫生员忙烧好热水，为伤病员清洗和包扎伤口，其他人则煮好了野菜粥。

一个上午，收容队安顿好了七八位战友。有的战友虽然坚持到了收容点，就一倒下再也没能起来。收容队就和刚刚恢复一点体力的掉队战友一起，含着热泪，掩埋了他们。

下午，收容队共收容了将近40人，就找来一些枯树枝、干柴，把牛、羊皮和骨头煮了，分给大伙吃。

饥饿的红军战士们接过这份“佳肴”，都眼含热泪吃了下去。

第二天一大早，魏贵银组织全体掉队人员，踏上追赶大部队的征途。不久，他们得以全数归队。

到达岷县哈达铺后，10团由3个营缩编为4个连，于10月22日在会宁同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

五、刘师长帮他改名叫“国运”，朱总司令的党小组长

抗战爆发后，魏贵银任八路军前方总指挥部作战参谋。

有一天中午，八路军129师师长刘伯承到总部。当时，左权副参谋长正在里屋午休，魏贵银就请刘师长稍等一下。

刘伯承让魏贵银先不用急着叫醒左副参谋长，自己先在值班室坐一会。

刘师长拿起魏贵银的值班日记一看，脸色就变了。说：魏贵银，这个名字的寓意是贪图富贵，不好。我给你改名叫国运，怎么样？

说着，就把值班日记上的魏贵银一钩，改成了魏国运。

这时，左权从里屋出来了。刘师长对左权说，你这个参谋的名字不好，我给他改名魏国运，怎么样？

左权副参谋长连连说：改得好，改得好！

从此以后，魏贵银的名字就改成魏国运了。

1938年，八路军总部司令部成立了党支部，魏国运被选为支部委员兼党小组长，朱总司令被编在了这个小组。

第一次开党小组会时，魏国运没请朱总司令参加。一是觉得总司令太忙，二是没有胆量去请。

后来，这事被总司令知道了。他找到魏国运，批评了他：我是总司令，为了战争的胜利，你们要服从我的命令。可我还是一名共产党员，在党内我们是平等的，所以我应该参加小组会。

到了第二次召开小组会时，魏国运他们商量后，就请政治处主任去邀请朱总司令参加党小组会。

总司令按时参加了党小组的活动，最后他说：你们都还很年青，一定要过好三关：不酗酒、不好色、不贪财；还要有志气，年轻人就应该有那么一股劲，一种精神，就能把工作做好。

小组会结束后，魏国运将总司令参加党小组会的情况向前总政治处主任康克清作了报告，并提出希望总司令以后能够经常给大家讲一讲。

然后，康主任向宣传部长陆定一作了汇报。陆定一部长觉得这件事情很新鲜，这一做法不但增加了官兵之间的沟通理解，有些问题也能够随时了解和掌握。据此，他发表了一篇题为《领导同志编在机关支部里过党的小组生活好》的文章，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41年10月，八路军前方总指挥部情报处在晋东南辽县（今左权县）武军寺成立。情报处接受延安中央情报部领导，处长由八路军前方总部左权参谋长兼任（左权牺牲后，由滕代远兼任），原129师政治部敌工部长项本立任副处长，魏国运任2科（侦察科）科长。

情报处的任务是：搜集敌、伪、顽的军政情报，调查研究其动向，了解各有关方面的具体情况；组织部队人员,查明敌伪部队番号、兵种、武器、行动企图、作战地域、地形地貌等。

1942年5月，魏国运重回作战科，任八路军前方总指挥部司令部参谋处1科（作战科）副科长。

1943年9月，魏国运作为八路军总部直属队“七大” 候补代表，赴延安参加“七大”。因大会推迟，到中央党校1部4支学习中共“六大”以来的文件，并参加了整风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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