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史沫特莱被誉为“熟知中国事实真相的、为数不多的外国作家之一”。整个20世纪30年代即她在中国的岁月，她不断为德国、英国和美国的报刊撰写文章，并著书出版，报道中国革命和中国的抗日战争。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在晚年回忆录中对史沫特莱与斯诺的著述作了这样的对比评价：“

杨菁

史沫特莱被誉为“熟知中国事实真相的、为数不多的外国作家之一”。整个20世纪30年代即她在中国的岁月，她不断为德国、英国和美国的报刊撰写文章，并著书出版，报道中国革命和中国的抗日战争。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在晚年回忆录中对史沫特莱与斯诺的著述作了这样的对比评价：“她的第二本书《中国红军在前进》试图给西方公众描绘中国共产党在农村中国的革命事业，正如斯诺的《西行漫记》后来对广大读者所起的作用一样。但是显而易见，史沫特莱与其说是一位新闻记者，倒不如说是一位宣传家，而斯诺在我看来，恰好跟她相反。”作为汉学研究专家，费正清十分肯定史沫特莱有关中国的著述，“她的几本论述中国革命的书仍然颇有价值”。史沫特莱笔下的中国革命、中国的抗日战争及革命时期的中国人，究竟是怎样的呢？

“这些日子都是我一生中最幸福、最有意义的日子”

史沫特莱实实在在地参与了中国革命，投身于中国的抗日斗争，她说“总忘记了我自己并不是一个中国人”。这样的史沫特莱在书写中国革命、中国的抗战时，即便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其态度亦不可能超然，因为她不仅在观察，也在帮忙，甚至参与。诚如她在华北随八路军转战期间给友人的一封信中所说：“日本人有卡车、飞机和别的高效能的运输工具，而我们只有毛驴、马匹，几头骡子和人员……我向你们谈到的所有这一切，毫无抱怨诉苦之意。相反，这些日子都是我一生中最幸福、最有意义的日子。我宁愿过这种每天淡饭一碗的艰苦生活，而不稀罕那个‘文明’所能给予我的一切。”这不仅表达了她自己乐在其中的心情，也以亲身经历告知世人，中国军队的困难及中日军力的差距。

以日记体、书信体出版的《中国在反击》一书记录了史沫特莱一路的观感与认识：成功的民众动员是抗战胜利之本，“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亦是中国共产党的成功之道。

“中国是在为世界民主、国家独立、民族生存、社会进步和人民解放而战”

感动于中国军民艰难抗战的同时，史沫特莱深深同情中国伤兵的痛苦，公开批评英美等国的自利行为：“中国军人可以由于美国和英国向日本供应的作战物资而受伤，却没有资格得到这两个国家的药物供应，除非是中国政府在纯商业性的基础上加以购买。”她和在远东的一些真正的美英民主主义者一样，批评美英奉行的绥靖政策，认为“听任日本人在中国身上消耗到精疲力尽而让我们置身于战火之外”实乃帝国主义的罪恶政策。

她的呼吁招致了一些谩骂，她“有时被看成是下贱女人，有时是空想家，有时又是赤党”。史沫特莱认为美国公众已被荒唐错误、掩盖真相的报道所蒙蔽，“抗战三年多来，国民党军队被许多友邦人士看不起，说得一文不值。他们常说：中国不能打，国民党军队一触即溃；将军腐败不堪，士兵不是文盲苦力，就是黄口小儿；伤兵可恨无人过问。有些指责属实，有的指责不对。不管正确与否，几乎一切指责均由于对中国欠缺明确的认识。”她大声地用力地为中国呐喊：“中国是在为世界民主、国家独立、民族生存、社会进步和人民解放而战。”

同许多持反法西斯立场、真正了解中国的西方记者、官员一样，史沫特莱十分肯定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决反对国民党破坏团结、破坏抗战的行为，并予以毫不留情地揭露与谴责。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企图倒打一耙、栽赃新四军，史沫特莱一针见血地指出其报道的荒谬，并反讽国民党：“官方报纸发布的第一批消息荒诞而又愚蠢……指控叶挺将军和全体新四军‘阴谋’占领京沪杭之间的大块三角地带，然后再占领句容和丹阳，以此进攻中国正规军的根据地。写这种消息的记者也许是因为知道，没有人会费心去分析或查阅地图……京沪杭三角地带正被日本人所占领，而且成了他们向华中发动进攻的主要根据地。而句容和丹阳两城都在南京以南，都是日本人屯驻重兵的据点。如果新四军确实‘阴谋’夺取这些地方，那么也就是‘阴谋’歼灭那些已经打败过中国所有正规军的日本军队。”

“把中国人民的生活方式和中国人民争自由民主而战的情况告诉美国的同胞”

在走访华中游击区的过程中，史沫特莱也看到国民党内的矛盾与分化，揭露了国民党黑暗的一面，讴歌了一些坚持抗战不畏牺牲的国民党将领，报道了国民政府中对待共产党人的不同行为，如安徽省主席“按月给新四军在安徽中部的几个支队拨付两万元津贴，湖南帮和CC分子都竭力劝阻而无效，省主席的理由是，新四军的游击战士不管有什么样的政治信仰也都是他抵抗日本的同胞兄弟”。

1941年5月，鉴于中国反动势力的猖獗，亦因身体原因，史沫特莱决定返回美国，“把中国人民的生活方式和中国人民争自由民主而战的情况告诉美国的同胞”，她自认自己“已成为中国广大斗争的一部分”。与同样访问过国共两方军队的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相比，史沫特莱自认因“深陷”中国而不如他“客观冷静”，“他不抱成见，不代表谁，隔岸观火，走马观花，而我总忘记了我自己并不是一个中国人。在我看来，中国的强弱盛衰问题似是全世界的问题所在”。

史沫特莱的耿直一如既往。在《中国的战歌》最后一节，她把在中国度过的岁月称作“我一生最重要的一章”。她希望重返中国，遗憾未能如愿，在取道欧洲来华的过程中，不幸病逝于伦敦。在给友人的最后一封信中，她恳请将其骨灰送往中国安葬，并嘱咐友人“我的著作所得，无论来自哪国，都请送交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将军，按照他的意愿使用，以有助于建设一个自由、强大的中国”。她的遗愿再次体现了她对中国的深厚情感。

来源：北京日报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