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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根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最新民调,超过80%的美国民众对中国持负面看法,创下历史新高。
这一数据引发了国际舆论的关注和热议:中美两国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为何美国民间对中国的敌意攀升至如此程度?
是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为真的触怒了美国人,还是另有深层次的政治动因?
更值得深思的是,倘若在中国进行一项类似调查,又会有多少中国民众对美国抱有友好态度?
冷战结束后,美国迎来了全球霸权的“单极时刻”。
在这个阶段,美国成为世界秩序的主要设计者和维持者,其政治制度、价值观和经济模式被广泛推崇。
然而,这种霸权地位也伴随着极大的不安和焦虑,因为美国始终担心其主导地位可能会被挑战。
20世纪末,中国在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下迅速崛起,逐步成为全球第七大经济体,随之而来的影响力引发了美国的深刻担忧。
进入21世纪后,中国不仅在全球产业链中扮演关键角色,还在科技、军事和外交等领域展现出强劲的竞争力。
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亚投行的成立,让世界看到中国正在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
这种变化被一些美国政客视为对其全球主导地位的“威胁信号”。
特别是在亚太地区,中国崛起引发的地缘政治变化,直接挑战了美国自二战以来在该地区的战略布局。
追根究底,美国的对华焦虑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一种“零和思维”。
因此,美国咬定中国的崛起必然意味着美国的衰退。
这种不安全感驱使美国政客频频抹黑中国,希望通过压制中国的发展,维持自己的霸权地位。
例如,在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时,美国许多政客曾希望中国通过经济融入全球化体系而“被西化”。
然而,中国并没有按照美国预设的轨道发展,而是通过改革创新,保持了独立自主的发展路径,这让美国深感失落和焦虑。
另一方面,“转移矛盾”是许多国家政客面对国内问题时惯用的手段,而美国对此尤为擅长。
美国社会长期存在的种族矛盾、贫富分化、政治极化等问题,在过去十年里愈发严重。
例如,2017年,美国有超过40%的人口感到生活质量下降,社会对未来的信心持续走低。
与此同时,华尔街与普通民众之间的贫富差距越拉越大,医疗体系不健全、教育负担过重等问题成为家庭的沉重负担。
这些问题短时间内难以解决,政客们自然需要一个外部“靶子”来转移公众注意力,中国便成为了最合适的目标。
这一策略在新冠疫情期间表现得尤为明显。
疫情初期,美国政府的防控不力导致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居高不下。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以迅速而有效的手段控制住了疫情蔓延,成为全球抗疫的亮点。
为了掩盖自身的失败,一些美国政客转而炒作“病毒起源论”,将新冠病毒的传播归咎于中国。
他们甚至捏造“实验室泄漏”的谣言,声称中国隐瞒疫情真相,试图引导公众的愤怒情绪转向中国。
这种策略不仅成功转移了公众对美国政府失职的指责,还激发了部分民众对中国的敌意。
例如,在2020年,美国国内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显著增加。
许多人将疫情带来的不满情绪投射到华裔社区,甚至有人在公开场合攻击亚裔居民,令人痛心。
抹黑的手段与表现
在塑造公众舆论和操控民意方面,美国拥有一个复杂而高效的系统。
这套系统不仅包括政府主导的政策宣传,还依赖媒体的广泛传播、智库的理论支持,以及文化产业的潜移默化影响。
针对中国,这一系统长期运作,通过多种手段编织了一个令人误解甚至敌视的“对华叙事”。
媒体是塑造公众认知的最重要渠道之一。
在对华报道中,这些媒体频繁采用选择性报道和情绪化表达,刻意营造“负面中国”的形象。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对中国新疆问题的报道。
近年来,美国主流媒体频繁炒作所谓的“种族灭绝”“集中营”等指控,然而这些报道的依据通常是来自没有可信数据支持的反华组织。
例如,美国一些媒体引用的“证据”来自自称为“学者”的个人,而这些个人的背景与美方政府资助的机构密切相关。
与此同时,这些媒体忽略了新疆近年来在反恐、教育和经济发展等方面取得的成就,以及当地居民的实际生活情况。
在疫情期间,这种选择性报道更为明显。
2020年初,中国成功控制了新冠疫情的传播。
但美国媒体却将重点放在所谓“初期信息封锁”上,并忽略了中国为全球抗疫作出的贡献,如向多个国家提供疫苗和防疫物资。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国内疫情失控时,这些媒体却对政府的失职轻描淡写,甚至通过攻击中国试图转移焦点。
美方媒体在报道中国时还常使用具有情绪化和攻击性的标题。
例如,《华盛顿邮报》曾发表文章称“中国监控无处不在,极权主义时代降临”,却未能具体说明中国的科技政策与公共安全措施如何运作。
这种“标题党”策略吸引眼球的同时,也在公众心中植入了对中国的恐惧与偏见。
许多美国主流媒体的背后是大型财团或政治利益集团。
这些利益相关方通过媒体运作实现对华敌视政策的推动。
例如,美国媒体在涉及中美贸易问题时,常将中国描述为“偷窃技术”的国家,而对其背后报道来源的客观性和真实性鲜有提及。
事实上,这些媒体与美国军工复合体、跨国公司等往往有深厚的利益关联,其报道内容更多地服务于背后利益集团的战略需要。
如果说媒体负责引导舆论,智库则扮演着提供“理论依据”的角色。
这些智库不仅影响美国政府的决策,也通过学术文章和政策报告影响全球对中国的认知。
美国智库如传统基金会、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以及布鲁金斯学会等机构,通过发布对中国的研究报告和政策建议,塑造了“中国威胁论”的学术框架。
例如,CSIS多次发布关于中国科技发展的报告,强调中国在5G、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崛起“威胁”了美国的科技领先地位。
然而,这些报告往往以单一数据为基础,缺乏全面性和客观性,却被广泛引用为“权威依据”。
尽管舆论氛围紧张,但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实际互动却并非一片敌意。
从历史上看,中美关系有过多次友好合作的亮点时刻。
抗战时期,美国飞虎队与中国军民并肩作战。
改革开放后,美国企业大规模进入中国市场,为中国的经济腾飞贡献了力量,而美国也从中获益匪浅。
此外,在教育和文化领域,近年来每年有数十万中国留学生赴美深造,而美国民众对中国文化的兴趣也通过孔子学院等机构得以激发。
如今,尽管两国高层关系不睦,但中美地方和民间交流依然活跃。
2023年,中国和美国多个“姐妹城市”举办中美友好活动,中国的庙会活动和美国的圣诞集市也在彼此国土上大受欢迎。
这些互动说明,中美两国人民并非天然对立。
只是,当美国“政治病毒”蔓延时,人民之间的友谊常常被掩盖在对抗的阴影之下。
从中国的视角看,倘若进行一项关于对美看法的调查,结果可能与美国形成鲜明对比。
尽管中美关系存在诸多矛盾,中国民众对美国的态度往往更为理性。
与其说这是因为中美政治博弈的差异,不如说是中国传统文化提倡和为贵、讲求大局观的体现。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和而不同”,倡导在多样性中寻求和谐。
这种文化底色使得中国人在面对外部世界时更加包容。
例如,尽管中美两国制度、文化和历史背景差异巨大,但中国社会对美国的科技创新、文化产品和普通民众始终保持好奇和欣赏态度。
在中国的教育系统中,美国被广泛描述为科技、文化和经济领域的领导者。
中学历史课本中不仅介绍了美国的民主制度,还讲述了美国在二战中对抗法西斯的贡献。
这种教育内容为中国学生提供了相对全面的视角,有助于培养对美国的客观看法。
美国的音乐、电影和科技产品在中国拥有广泛受众。
例如,好莱坞电影在中国的票房表现通常十分亮眼,而流行歌手如泰勒·斯威夫特等也拥有大量中国粉丝。
这种文化吸引力拉近了中美民众间的心理距离。
尽管两国政府关系紧张,但许多中国年轻人依然对美国文化怀有积极态度,甚至希望通过留学等方式亲身体验美国社会。
不过,中国民众的这种全面平等观是和中国政府一样,从“心”出发,为世界和平着想,而不是盲目的崇美观。
我们欣赏美国先进之处,也将其作为追赶目标。
但不代表这种对美的友好,是放任其政府对我国的肆意抹黑,中国虽友好,但民族底线不可侵略。
而美国民众敌视中国也并非源于中国的实际威胁,而是某些政客和媒体精心塑造的结果。
如今,当美国的这种中国威胁论的阴谋逐渐暴露时,美国民众也就崛起了。
根据2024年10月《环球时报》的最新中美互视民意调查。
约有九成的美国人希望加强中美关系。
而其对政府的态度却迎来彻底反弹,五成以上的民众希望美国学习中国,三成民众认为美国的民主制度和社会管理是失败的。
或许正如中国的一句古话所言,“以和为贵”。
唯有抛弃偏见和敌意,两国人民才能在交流中找到真正的共同利益。
美国才能真正走得长远。
参考文献:
美民调显示:超八成美国人对中国持负面看法,赵立坚回应,海峡快报,2022-05-02
民调称超八成美国人对中国持负面看法,外交部回应,北京日报客户端,2022-04-29
环球时报研究院发布“中美互视”民调结果:近九成美国受访者关心中美关系,环球网,2024-11-08
来源:悠楠聊脱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