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李世民刚刚被册立为太子、尚未正式登基的那段时期，他已经展现出一代明君的胸襟与远见。为了稳固政权、凝聚人心，他果断做出一个重要的决定——赦免原太子集团的成员。

在李世民刚刚被册立为太子、尚未正式登基的那段时期，他已经展现出一代明君的胸襟与远见。为了稳固政权、凝聚人心，他果断做出一个重要的决定——赦免原太子集团的成员。

尽管在“玄武门之变”之前，这些人曾是他的政敌，但在新的局势下，李世民清楚地认识到，要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和大唐的繁荣强盛，必须以包容的姿态实现朝堂的团结与和解。因此，他发布诏令：对于原东宫集团的人员，既往不咎。愿意效忠新主的，官职保留；无意仕途的，发放路费，安心归隐。

这道诏令一经颁布，立刻赢得了广泛支持。许多原本四散避祸的前东宫属官纷纷回归朝廷，表示愿意为新政权效力。他们认为，李世民此举不仅是对他们过往忠诚的一种尊重，更是一种宽宏大量的姿态。既然新君已释出善意，又何必固执己见、自寻烦恼呢？

人一旦放下心中的执念，反而能活得更加坦荡从容。

从这一点来看，李世民无疑展现出了非凡的气度。而接下来的举措更是令人钦佩——他不仅赦免了这些昔日的对手，还大胆启用其中的杰出人才，委以重任。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两位人物便是魏征与薛万彻。

在玄武门之变的关键时刻，薛万彻展现了其军事谋略。当时作为太子李建成部将的他，曾建议直取秦王府，这个大胆的战略构想几乎改变历史走向。事败后遁入终南山的选择，既是对新政权的避让，也彰显了其审时度势的智慧。

颇具政治远见的李世民，在政变成功后很快就向这位智勇双全的将领伸出了橄榄枝。这背后折射出明君与能臣的相互成就：太宗看重的是薛万彻的统军才能，而薛万彻则看到了效忠大唐而非某个皇子的深远意义。

事实证明这个双向选择极具历史价值：

• 北击突厥时，薛万彻率军深入大漠

• 西征吐谷浑之战，他指挥骑兵迂回包抄

• 东征高句丽期间，更展现其攻坚能力

这些赫赫战功印证了贞观年间的人才政策智慧——不计前嫌重用良将，最终成就了一段从"叛将"到"战神"的千古佳话。太宗当年的一个包容决定，竟为帝国培养出一代名将，这或许正是明君识人用人的绝佳注脚。

魏征之所以能够得到重用，除了他本身的才华之外，更关键的是李世民看中了他那可贵的"耿直"品格。而耿直之人往往多是忠义之士。

在"玄武门之变"发生后的第八天，李世民召见了魏征，二人展开了一段意味深长的对话。这次交谈，让李世民首次亲身领略到了魏征那令人惊叹的直率本色。

"你为何要挑拨我和太子的关系？"

"呵呵，倘若太子早听从我的建议，今日也不至于落得身首异处的下场，陛下更不会有机会坐上皇位。"

这番问答之中，实则暗藏玄机。

李世民的发问看似突兀 - 毕竟魏征虽然曾为李建成出谋划策，建议先下手除掉自己，但既然已经达成和解，似乎没有必要旧事重提。而魏征的回答更是带着几分倔强，颇有种豁出去的架势。

难道李世民特意召见魏征，就是为了当面争执一番？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李世民这种提问方式实则是有意试探魏征。如果当时魏征立刻跪地求饶、表白忠心，恐怕反而会让李世民失望。一个敢做不敢当的人，相信无论是谁都不会放心重用。

在历史的关键时刻，魏征的耿直性格意外地成为了他的护身符。唐太宗李世民之所以重用他，正是看中了这一点。魏征的坦诚直率、不掩饰、不狡辩，恰恰契合了李世民对朝堂风气的期待，也成为贞观时期直言进谏之风的开端。这种风气以魏征为代表，最终成为一代盛世的重要标志。

或许李世民起初并未料到重用魏征会带来如此深远的影响，但与薛万彻不同的是，他与魏征之间的君臣默契，最终成就了一段千古传颂的佳话。

如果说赦免前太子集团成员是为贞观盛世扫清障碍、奠定稳定基础，那么唐太宗继位后颁布的四项重要命令，则充分展现了他作为一代明君的独特政治智慧和治国理念。

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而李世民的这四个命令，恰如其分地传达了他对治理天下的思考与决心。

第一项命令：暂停宗教改革

武德九年（626年）四月，唐高祖李渊曾下令削减全国僧道人数。这一决定源于现实压力——自南北朝以来，佛教与道教迅速发展，至唐初时，全国僧人已达二十余万，加上道士，总数约达五十万人。这对于刚刚建立、百废待兴的唐朝来说，无疑是一项沉重的负担。因此，李渊下令淘汰部分出家人，要求他们还俗，否则将依法惩处。

然而，李世民登基后，立即下令暂停这项政策。这一举动不仅是对前朝政策的调整，也体现了他对社会稳定的重视与对人心的安抚策略。

这样的改革原本可以大大减轻社会负担，同时让还俗的僧侣成为劳动力，服务于国家建设。从表面上看，这种调整对国家发展是有益的。然而，令人不解的是，李世民登基后却下令废除了这项改革。这背后的根本原因其实只有一个：维护社会稳定。

在古代，除了朝廷之外，最具影响力的便是宗教组织。李世民废除这一改革，无疑赢得了宗教界的广泛支持。而获得这种支持，也就意味着掌握了宗教舆论的力量。对于刚刚即位的他来说，争取人心、巩固权威至关重要。毕竟，无论在什么时候，民意基础都不能轻易丢失。

第二项重要决策是：广开言路。

俗话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政府要做出正确决策，仅靠皇帝个人判断远远不够，更需要群策群力。然而，在皇权至上的氛围中，很多大臣出于畏惧心理，不敢轻易提出反对意见。久而久之，皇帝的错误决定难以被纠正，轻则影响朝政效率，重则给国家带来损失。

李世民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因此他下令打破各种限制，鼓励百官积极上书进言，畅所欲言。只要提出的建议有利于国家治理，一经采纳便可获得奖赏和晋升机会。

李世民深知，要实现政通人和，首要任务是营造一个宽松、清明的政治氛围。

第三项诏令便是：要求百官务必崇尚勤俭，杜绝奢靡之风。

在李渊统治的武德年间，宫廷生活可以说较为奢侈，这一点从“玄武门之变”后尉迟敬德入宫觐见时，李渊正于人工湖上泛舟游乐便可窥见一斑。这种奢华的背后，往往意味着百姓负担的加重。而李世民登基之后，立刻推行节俭政策，与前朝形成鲜明对比，不仅划清了政治界限，也赢得了民心。

更难能可贵的是，李世民以身作则，下令释放宫中豢养的鹰犬，并禁止各地进贡奇珍异宝，为国家树立了一个勤俭治国的良好开端，深得百姓拥护。

民心得失，历来关乎国家安危。

第四项诏令则是：释放宫女。

这项命令乍看之下似乎不如前三条那般有力，不过是放几个宫女出宫而已，为何还要大张旗鼓地宣示？其实，这正是最具人文关怀的一项举措。中国古代的宫女命运大多极为悲惨，一旦入宫便几乎与世隔绝，终生困于深宫之中。她们不像妃嫔那样有机会获得帝王宠爱，却承受着同样的孤独与压抑。宫女也是有血有肉、有情感有渴望的人，一生在寂寞中度过，精神上的折磨远比肉体的劳累更为残酷。李世民此举，无疑是给予这些女子重获自由的机会，也体现了他对人性的尊重与对民生疾苦的关注。

李世民深谙人性，因此他果断下令释放宫女，让她们回归平凡生活。在那个封建时代，作为一国之君能有如此胸襟与远见，无疑是难能可贵的。

登基伊始，李世民便以一项决策和四道诏令，为朝堂注入了一股清新之风。这位年仅29岁的新帝，初露锋芒便展现出非凡的魄力，人们开始对他寄予厚望，认为他极有可能开创一番伟业。

然而，盛世并非一朝一夕便可成就，它需要稳定的内政与和平的外部环境。尽管李世民迅速稳定了国内局势，但一场突如其来的边疆危机却接踵而至——一场关乎生死存亡的外患正悄然逼近。

武德九年（626年）八月，李世民刚刚正式登基不久，突厥颉利与突利两位可汗便率领十余万大军直逼长安。其实，突厥人最初对这次军事行动并不十分坚决，但在割据一方的梁师都的煽动下，最终下定决心南侵。

梁师都自知随着唐朝国力日益强盛，自己迟早会被清算，于是打起了借刀杀人的主意，企图借助突厥的力量震慑唐朝。而突厥方面也绝非无私之举，他们一向讲究实际利益。过去李渊对他们恭敬有加，如今李世民上位，态度尚不明朗，正好借此机会试探虚实，若有机会，自然也不会放过趁机掠夺一番的机会。

八月二十日，突厥军队进发至渭水便桥，并在此地暂停了前进的步伐。作为突厥的统帅，颉利可汗选择在此停下，绝非偶然。

渭水便桥位于长安城西北约二十公里处，虽然还未逼近长安城下，但已深入大唐腹地。颉利此举一方面意在展示突厥军威，表明他们已经踏入唐境，象征着对大唐的威胁；另一方面，他也清楚，这里是敌国的主场，长安城墙高垒、守备森严，若贸然进攻，即便再添十万大军也未必能攻下。因此，在未摸清对方底细之前，他并不打算轻举妄动。

“越界而不破局”，这正是颉利此次行动的核心策略。

接下来的任务，就是派人前往长安刺探情况。颉利将这项任务交给了自己的心腹将领——执失思力。这个决定让人有些费解：如果只是要打探消息，为什么不派一位擅长言辞的使者，而要派出一个冲锋陷阵的武将？万一在谈判中言语冲突，惹恼李世民被杀掉，岂不是损失一员大将？

也许这是突厥人独特的思维方式，也可能是因为实在无人可用。无论如何，这次派遣让执失思力陷入了极大的风险之中——一个只会舞刀弄枪的将军，临时充当外交使节，简直是赶鸭子上架。此行，他的性命可谓悬于一线！

渭水之畔风云骤起，突厥铁骑压境而来。李世民伫立城楼远眺，心中已然明悟：此番来者不善。不同于往日劫掠便走的流寇行径，此次突厥大军按兵不动，分明是另有所图。

执失思力将至的消息传来，太宗眼中闪过一丝锋芒。他深知草原民族如虎似狼，若示弱半分，必将招致噬咬。然大国天子亦需持守礼义，先遣使通传，方显气度。

执失思力入殿时趾高气扬，"百万铁骑陈于渭水"之语掷地有声。这番虚张声势，恰似草原狼群围猎前的嚎叫。李世民眉峰微动，转瞬已窥破虚实——纵无百万之众，数万精骑亦足以撼动关中根基。

但见龙颜未改，太宗从容应对。经年征战养成的锐利目光穿透迷雾，直指真相：所谓百万雄师，不过十余万骑卒。这份临危不乱的镇定，正是历经沙场淬炼后的王者风范。

面对敌人的挑衅，李世民迅速在脑海中权衡应对之策。退让还是迎战？退让绝非他的风格；而要开战，此时的唐王朝尚未具备与突厥全面对抗的实力！

唯一的出路只能是在强硬中寻求缓和！

接下来的事态发展，将充分展现李世民卓越的危机处理能力。

“放肆！竟敢如此无礼！朝堂之上怎容你这般猖狂！”李世民厉声斥责突厥使者执失思力。这一番怒喝顿时让对方颜面尽失——他虽是突厥重臣，但在大唐朝堂上被如此训斥，确实难堪至极。

“我……”

“住口！我大唐曾与突厥立下‘和亲’之约，为何你们背信弃义？”

“这……”执失思力一时语塞，无言以对。

“如今大军压境，你们可汗难道不觉得羞愧吗？来人！把执失思力先扣押起来，待我击退突厥大军之后，再将其斩首示众，以彰大唐威严！”

在朝堂之上，李唐必须保持威严，因此对执失思力的态度必须强硬。然而，当面对渭水河边十几万突厥铁骑时，策略就必须更加审慎。经过深思熟虑，李世民最终做出一个大胆决定——亲自前往渭水河畔，直面老对手颉利可汗！

公元626年，唐太宗李世民率军至渭水边，采取了极具智慧的外交策略。他亲自带领包括房玄龄、高士廉在内的少数随从前往河畔，与突厥颉利可汗展开谈判。

这一决策体现了李世民深谋远虑的战略眼光。面对突厥大军压境，他清醒地认识到：此时开战不仅会给百姓带来战乱之苦，而且唐军胜算难料。这并非怯懦的表现，而是以国家和百姓利益为重的明智选择。

颉利可汗对李世民仅带少量随从前来颇为疑惑，加之望见唐军主力旌旗招展，疑有埋伏，不敢轻举妄动。这种心理博弈恰恰达到了李世民预期的效果。

虽然史书未详细记载双方具体谈话内容，但结果是显而易见的——突厥退兵。这一事件充分展现了李世民作为政治家的胆识与智慧，也为后来"贞观之治"赢得了宝贵的和平发展时期。

在唐朝初期与突厥的较量中，突厥人的军事行动绝非简单的边境骚扰。作为游牧民族的精英，他们的战略眼光远超表面的劫掠行为。公元626年的渭水之盟，表面上是李世民以雄辩之才化解危机，实则暗藏玄机。

从军事部署来看，突厥十万大军压境时，长安守军不过数万，且多为新兵。在这种情况下，仅凭外交辞令就想让对手退兵显然不现实。历史学者普遍认为，双方必然达成了实质性的利益交换。这种交换可能包括三个层面：

首先是经济补偿。参考贞观三年突厥遭薛延陀重创后的求和案例，唐朝曾一次性赐绢二万匹。此次危机解除，唐廷很可能采取了类似的财务安抚策略，或是分期支付的"岁贡"制度。

其次是贸易特权。突厥商队获得进入关中的通商许可，这在其后三十年里确实形成了固定的互市体系。这种经济渗透远比单纯的劫掠更具可持续性。

第三是政治承诺。颉利可汗可能获得了唐朝对东突厥汗国宗主权的认可，这与其后扶持傀儡可汗的政治操作形成呼应。

渭水河畔的白马之盟看似兄弟相称，实则暗流涌动。李世民亲执酒器的谦逊姿态下，藏着卧薪尝胆的决心。他深知这场妥协犹如双刃剑——既为新生的唐王朝争取到喘息之机，也埋下了彻底解决北方边患的战略种子。

值得注意的是，三年后的定襄大捷并非偶然。在这段"和平时期"，李靖主持修建的阴山防御体系初具规模，李道宗打造的朔方军团完成整编，这些都成为日后决战的关键筹码。正如现代考古发现的贞观元年军事文书记载："募骁勇者三千，习骑射于骊山，月给米二百石。"

当突厥使者带着金银器皿返回草原时，他们或许不会想到，渭水岸边那个温文尔雅的皇帝，正在用他们送来的喘息之机，锻造着终结游牧霸权的利剑。这场看似屈辱的会盟，最终演变成了中华文明转型的重要转折点。历史总是充满戏剧性——暂时的妥协往往孕育着更辉煌的崛起。

暂时平定了突厥的威胁后，李世民将注意力转向了朝廷内部。尽管一道决策与四道命令为新政权注入了活力，但他仍面临一个棘手的问题——如何妥善处理李建成与李元吉的身后之事。

表面上看，这似乎与朝政无关，但在一个重视伦理纲常的国度里，一个人的品德往往体现在其对待逝者的态度上。无论生前恩怨几何，一旦生命终结，便不应再计较过往。若存在安葬义务，就必须慎重以待。

因此，对于兄长李建成与弟弟李元吉，李世民深知自己肩负着妥善安葬的责任。在魏徵的劝谏下，他决定重新厚葬二人，并亲自前往送别。同时，他还下诏追封李建成为息王，谥号“隐”；追封李元吉为海陵王，谥号“刺”。

武德九年（626年）十月，李世民率文武百官亲送灵柩至墓地，从下葬、覆土到立碑，全程亲历。那一刻，他终于难掩悲痛，泪水夺眶而出，失声痛哭。

有人认为，李世民此举不过是一场政治表演，毕竟葬礼虽为逝者而设，实则多是做给生者看的。然而我却不完全认同这种看法。或许最初决定安葬兄弟确实带有政治考量，但我相信，当时李世民所流下的眼泪并非虚情假意。至少在那一刻，他的哀恸是发自内心的。

唐太宗李世民有能力让史官修改历史记录，大肆贬低李建成和李元吉；他也可以命令朝中百官一致谴责这两位兄弟，甚至能让天下百姓都相信他们是十恶不赦的坏人。然而，有一样东西是他无法掌控的——那就是人的良知。

当李世民亲眼看到兄弟二人下葬、入土为安的那一瞬间，真正的内心不安才悄然在他心中萌芽。

事实上，“玄武门之变”的阴影始终萦绕在李世民心头。我一直觉得，那个运筹帷幄、权倾朝野、表面风光无限的一代明君，其实也有着鲜为人知的心理挣扎。

在某个夜深人静的时刻，那段血腥的记忆很可能会突然浮现，随之而来的便是“弑兄逼父”这样沉重的字眼。他的内心也许会泛起深深的自责与悔意，或许他会低声叹息，甚至偷偷落泪，只是这些我们无从得知罢了。

更重要的是，这种来自内心的谴责，并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减弱，反而会在他年岁渐长时愈发强烈。尤其是在晚年目睹太子李承乾与魏王李泰争斗不休的情景时，那种对过往的负罪感几乎变成了一种精神上的折磨。

从李世民后来的一些言行和话语中可以看出，“玄武门之变”的阴影始终萦绕在他的心头，直到他生命的终点。虽然逝者已矣，但生者的内心却始终难以安宁。这真的是一场彻底的告别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某种意义上来说，李世民注定要为“玄武门之变”付出沉重的代价——这种代价并非来自外界，而是深藏于内心的痛苦与愧疚。只要生命尚存，他就必须承受这份煎熬。这也提醒我们，无论身处何种境地，心灵的安宁才是最珍贵的东西。

处理完李建成和李元吉的后事，表面上似乎给这段往事画上了句号。然而，这场政变带来的心理负担并未因此消散。作为一国之君，李世民深知自己必须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国家治理之中。唯有让大唐真正繁荣昌盛，他才能向天下人证明：自己才是最有资格坐上皇位的人。否则，人们终究会怀念那个已经长眠地下的李建成。

正因如此，他只能不断向前，哪怕前方是刀山火海，也绝不容许片刻停歇。正如他常说的那样：权力意味着责任。

为了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李世民很快意识到，单靠个人努力远远不够。他需要一个高效、廉洁的执政团队来辅佐自己。而当时的大唐朝廷，显然还远未达到他的期望。

事情的导火索，源于一次对群臣的封赏……

武德九年（626年）九月，唐太宗李世民为嘉奖自晋阳起兵以来的旧臣以及在“玄武门之变”中立下大功的功臣们，决定进行封赏。在他心中，功劳的排序早已明确——“玄武门之变”的功臣优先于早期随从。

这一排序是否公正合理，李世民并未广泛征求意见。对他而言，“玄武门之变”中的关键人物无疑最为重要。于是，在权衡之后，他正式公布了封赏名单。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尉迟敬德和侯君集五人被列为首功之臣，封为国公，并享有实封一千三百户的待遇。

宣布完结果后，李世民照例说了一句：“朕若论功行赏有所不公，诸位可直言无讳。”这话听上去是谦逊有礼，但实际上更多是一种场面话，大家心知肚明，没人会真的当场提出异议。然而，就在众人沉默之际，一个人却按捺不住，公开表达了不满。此人正是李世民的叔父、淮安王李神通。

李神通站出来愤然说道：“陛下！当初太上皇起兵时，臣是第一个响应的人。而房玄龄、杜如晦不过是一介文吏，为何他们的功劳竟在我之上？我实在难以接受！”

说完，他拱手一礼，态度坦率而强硬。

李神通一番话说得痛快淋漓，却也让李世民一时陷入尴尬与郁闷之中。在他看来，李神通的不满其实代表了一种普遍的情绪，类似于当年刘文静的抱怨。成为皇帝后的李世民对功臣们炫耀功劳的行为极为敏感，甚至可以说是忌讳至极。他敏锐地意识到，这种情绪如果任其蔓延，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后果。

因此，在李神通公开表达不满之后，李世民毫不客气地回应道：

“当初太上皇起兵时，叔父确实是第一个响应的人，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我认为，您当时的选择恐怕更多是为了自保吧！您提到自己的功劳，这值得商榷。在与窦建德作战时，您全军覆没；镇压刘黑闼时，您又望风而逃。那么请问，您的功劳究竟有多大呢？”

既然你已经撕破了脸皮，那我也就不再遮掩了！想凭借皇族长辈的身份在我面前摆架子，那是痴人说梦！

这番话可谓毫不留情，当着满朝文武的面，把李神通说得满脸通红，羞愧难当。按理来说，作为皇帝，李世民完全可以在朝堂上给李神通留些颜面，私下再处理此事。更何况李神通还是他的长辈。

那么问题来了，李世民为何非要当众羞辱李神通？这样做真的有必要吗？

在我看来，李世民此举绝非一时冲动或逞口舌之快，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之所以选择这种方式，实际上是在借题发挥，意在震慑那些心怀不满的功臣群体。

李世民一直希望打造一支高效且清廉的执政团队。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是因为他对当时朝廷整体的行政效率并不满意。而造成这种低效局面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朝廷内部派系林立、各成一派。

当时的朝堂大致可分为三大阵营：

第一派：武德旧臣派

这一派以辅佐唐高祖李渊起家的老臣为主，代表人物包括宇文士及、萧瑀、封德彝、陈叔达等人。其中，裴寂是这一派的核心人物，深得李渊信任，地位显赫。

第二派：秦王府属派（贞观功臣派）

这一派多为李世民在秦王府时期的亲信与心腹，也是“玄武门之变”的主要参与者。代表人物有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秦琼、程知节、侯君集等。随着李世民登基称帝，这一派迅速崛起，成为新政权中最受倚重的力量。

第三派：太子集团旧部

这一派原本是太子李建成的主要支持者，代表人物有魏征、王珪、冯立、薛万彻等人。在“玄武门之变”之前，他们拥有较高的政治地位，毕竟他们是辅佐储君的人选。但事变之后，形势急转直下，他们的地位大幅下滑，最终不得不归附李世民的新政权，寻求新的立足之地。

这三股势力之间的明争暗斗，使得朝廷内部关系错综复杂，也直接影响了初期贞观政局的稳定与发展。

除了上述三大派系之外，当时的朝廷中还有两位人物显得颇为特别——李靖和李世勣。他们不隶属于任何政治集团，始终保持独立姿态，专注于政务与军务，堪称实干型官员。尽管在当时朝廷内部的权力斗争中鲜见他们的身影，但这二人的重要性不容忽视。因为在未来的岁月里，他们将为大唐的强盛立下赫赫战功。

如果说“贞观之治”的文治主要归功于房玄龄、魏征、杜如晦等谋臣；那么其辉煌的武功则多半要归功于李靖与李世勣。他们后来北伐突厥、西征吐谷浑，为唐朝边境的稳定作出了巨大贡献。

在这三个派别之中，太子集团因太子失势而迅速衰落，成员大多被迫归附李世民，成为新政权的一部分。贞观功臣派则是李世民的亲信班底，这两个派系之间的关系较为稳定。真正带来隐患的是武德旧臣派。

由于这些人在唐朝建国初期便已建功立业，资历深厚，因此在朝堂之上常常以元老自居。他们不仅时常提及昔日的功劳，还对贞观功臣派以及原太子党人表现出轻视态度，在日常政务中也常有排挤之举。例如封德彝就曾多次暗中刁难房玄龄，制造阻力。

这次李世民之所以在公开场合毫不留情地批评李神通，意在向武德旧臣释放一个强烈信号，提醒他们认清当前局势，摆正自身角色。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促使这些老臣转变态度，主动配合新政权的施政方向。倘若他们能识时务、知进退，李世民本意并不愿将这批前朝重臣彻底边缘化。

然而现实却令人失望，武德旧臣不仅在工作中表现出效率低下，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治国理念已明显跟不上时代需求。李世民可以接受他们在功劳簿上争取荣誉，但在关乎国家发展的重大决策上绝不容许敷衍应付。对于那些无法契合新政方向的思想与人马，他认为必须进行淘汰和更替。

如果说李神通事件只是权力调整的前奏，那么随后发生的政策大辩论，则坚定了李世民彻底更换班底的决心，最终推动了一场针对武德旧臣的大清洗。

来源：诗情画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