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这本讲述职业与不平等的非虚构著作中，作者埃亚勒·普雷斯援引了“脏活”的概念，即社会中不可或缺但被视为肮脏、下作的工作，如屠宰场的移民劳工。这些人无权无势、朝不保夕，还会遭受羞辱与良心谴责。而公众宁愿被蒙在鼓里。本书描述了“看不见的工作”背后，资本如何与权力、
在这本讲述职业与不平等的非虚构著作中，作者埃亚勒·普雷斯援引了“脏活”的概念，即社会中不可或缺但被视为肮脏、下作的工作，如屠宰场的移民劳工。这些人无权无势、朝不保夕，还会遭受羞辱与良心谴责。而公众宁愿被蒙在鼓里。本书描述了“看不见的工作”背后，资本如何与权力、技术共谋，塑造了不平等的权力结构，揭示了工作中隐藏道德成本的真相。
我们节选了本书第二章分享给读者。
看守
狱警需要面对来自社会的众说纷纭，这对比尔·柯蒂斯来说不是什么新鲜事。2004 年，柯蒂斯在沃尔玛买了一条黑色皮带，在一双从越南带回来的 1969 年配发的军靴上涂了一层亮漆，越战期间，他曾在第 20 工兵旅（日后当选为美国副总统的阿尔伯特·戈尔所在的部队）服役过两年。从 2004 年开始，他开始在位于佛罗里达州蓬塔戈尔达的夏洛特惩教所担任看守。不到一周，柯蒂斯就将这双厚重的军靴换成了更为轻便的尼龙靴。他发现，对于这份新工作而言，快速行走是必不可少的，但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片刻也不曾遗忘在军队服役时的记忆。他开始意识到，在监狱工作和在战场作战没什么两样。
柯蒂斯来自伊利诺伊州南部，1989 年随妻子搬到佛罗里达州。在接下来的十五年里，他一直在家具店从事零售工作，收入还算可观，后因与老板发生纠纷愤而辞职。赋闲一段时间后，他无意中瞥见了报纸上刊登的一则招聘惩戒人员的广告，遂决定应聘。和柯蒂斯一同接受看守训练的人大多数是二三十岁的小伙子。相比之下，柯蒂斯的年纪更大，一头蓬乱的棕色头发已经开始变白，但他体格精瘦，十分健壮。作为业余拳击手，他举止敏捷，有时会在健身房与年轻人比试一下，以保持状态。
没过多久，柯蒂斯就在这份新工作中用上了他的拳击技能，他将所从事职业中普遍存在的“我们对抗他们”的心态内化了：一边是狱警，另一边是囚犯。一天吃午饭时，柯蒂斯告诉我，狱警有“权力和钥匙”，囚犯有“号码和时间”。彼此都不抱有太多同情。当谈到被监禁的人时，柯蒂斯感到几乎没有必要同情他们。成为看守后他首先认识到，如果在错误的时刻给错误的人下手的机会，他可能会被送上救护车或者直接进棺材。“我救过一个被割喉的家伙，”他说，“好几次我也是拼了老命才活了下来。”曾有穷凶极恶的囚犯向夏洛特惩教所走私违禁品，并告诉试图阻止的柯蒂斯，乱管事的“好处”就是需要“休个长假”。这名囚犯最后劫持了另一名狱警为人质，并用一把 23 厘米长的刀抵住了被劫持者的脖子。（后来袭击者被说服交出凶器并释放人质，狱警才侥幸活了下来，让柯蒂斯长出一口气的是，这名囚犯被转移到了另一个监狱。）柯蒂斯告诉我，作为惩戒部门的看守，要生活在“持续恐惧”的状态中，尤其是在像夏洛特惩教所这样“封闭式管理”的防范禁闭机构，这里收押着该州最为凶恶的罪犯。
和大多数同事一样，柯蒂斯逐渐坚信，体制设定的条条框框针对的都是惩戒人员而非囚犯。他抱怨道：“有这么多保护囚犯的规定，你必须给他们那么多权利。”然而，他并不否认，惩戒人员有时会为自己的利益曲解规则。在我们的午餐会面时，柯蒂斯递给我一本他在夏洛特惩教所工作时写下的日记。2005 年，在担任看守一年左右的时候，柯蒂斯的日记中出现了这样的记载：在阅读了关于使用化学剂的规定后，他感觉“有点震惊”，因为看守似乎可以随时对囚犯使用。柯蒂斯写道：“规定要求化学剂不能用作惩罚目的，而只能作为控制无序行为的最后手段。”柯蒂斯在另一篇日记中指出：“我观察到，使用化学剂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有预谋和有计划的惩罚措施。对一些惩戒人员来说，滥用权力和不良行为是常态，而非例外……下套、戏弄、威胁、欺骗，甚至身体虐待，都很常见。”随后他描述了自己曾目睹一名狱警“向已知对化学品过敏或有反应的囚犯脸上喷洒漂白水混合物”的案例。这并不是这名看守第一次以这种方式取乐。
柯蒂斯在午餐时透露：“我这辈子见过很多可怕的东西。但我从未见过像在监狱里那样真正残忍的事情——真正的残忍，完全是故意的残忍。就像丈夫殴打妻子一样，这就是其中一些看守殴打囚犯的方式。”柯蒂斯并没有掩饰自己对这些人的厌恶，他称之为“连环霸凌者”。他还明确表示，告发他们想都不敢想。他说，如果哪位惩戒人员告发同事，“你就将失业，他们会设法开除你，割破你的轮胎，对你实施孤立，没有人会和你说话，或者他们会故意让你落单，好让囚犯对你痛下毒手”。
柯蒂斯想活下去，他想在六十二岁退休之前保住眼下这份工作。但是，他之所以没有对自己目睹的“连环霸凌者”直言不讳或出手干预，还有其他原因。他渐渐开始相信，佛罗里达州的公民支付税金，就是要将监狱填满，用成本最低的方式加以管理，在目睹令人不快的后果时又表示震惊和反对。柯蒂斯在日记中评论道：“真正的问题是，普通公民不愿意支付照顾囚犯所需的费用。我们嘴上说得漂亮，说我们的社会有多人道、多体面，但要到落实的时候，却没有钱。”
午餐时，柯蒂斯做了详尽的说明，他指出，2016 年佛罗里达州狱警的起薪为 2.8 万美元。尽管代表数千名佛罗里达州狱警的工会组“2011 地方团队”付出了很大努力，但最后一次加薪是在 2005 年。与此同时，州立监狱的狱警已被裁到只剩下骨干，而这要部分归因于佛罗里达州州长里克·斯科特，他在 2010 年竞选时承诺将该州惩教署的预算削减 40％。当选后，斯科特开始着手将监狱私营化、削减工作岗位，并将狱警的轮班时长从八小时延长至十二小时，这些变化极大地提高了监狱工作人员的流动率，并导致暴力事件急剧增加。柯蒂斯承认，他自己也并不总是审慎地使用暴力。有一次，他对一名囚犯“动手动脚”，将囚犯用力摔向地面，而光秃秃的水泥板是很容易造成头骨骨折的。柯蒂斯一边告诉我这个故事，一边低下头。“这完全是违法的，”他说，“我不应该这么做。”但他转述这个故事是为了让人们明白，在一个缺乏培训、薪水、人员配备和康复计划的体制下，即使是体面的看守也会做坏事。柯蒂斯补充说，佛罗里达州立监狱中的很多人本来应该待在精神病院，把他们关起来于事无补。他曾在日记中提到，由于“公立精神健康机构数量急剧减少”，夏洛特惩教所羁押了大量“精神失常”的囚犯。柯蒂斯没有接受过如何与精神病患者互动的培训。
我们嘴上说得漂亮，说我们的社会有多人道、多体面，
但要到落实的时候，却没有钱。
身为拳击手和退伍军人，柯蒂斯符合大众对于监狱看守的固定印象，即面无表情，肌肉发达，习惯于执行让囚犯遍体鳞伤的责罚。然而，正如日记所显示的，即便实施惩罚的是他的同事，柯蒂斯依旧会对此感到震惊。柯蒂斯的爱好之一是观星。另一个是阅读（他特别喜欢佛罗里达州本地作家卡尔·海森撰写的犯罪小说）。他甚至尝试自己执笔，后来与我分享了小说的初稿。故事发生在一个因预算削减而濒临崩溃的监狱里：空调坏了，牢房里闷热难耐；分给囚犯的是用廉价蛋白质替代牛肉和鸡肉的食物；开关面板不断短路。书中的主角伯尼·彼得罗夫斯基中士是参加过伊拉克战争的老兵，喜欢嚼烟。彼得罗夫斯基已经六年没有加薪，由于长期员工短缺，无法偷得片刻放松。在小说的一幕情节中，他拿自己在伊拉克的经历与高墙之后的看守工作相对比。“在沙漠作战行动中，我们的悍马被炸得面目全非，当官的才决定花钱给我们配备装甲更坚固的车辆……在监狱里，管理层同样不断削减预算，这意味着用越来越少的人员和装备，实现越来越苛刻的管理目标。”
柯蒂斯承认，这部小说几乎是在毫不掩饰地讲述自己的经历。他总结道，廉价运营的监狱很像资金不足的战争，挫伤了士气，加剧了紧张关系，导致一线狱警越来越依赖他们唯一可以使用的工具：暴力。柯蒂斯告诉我：“如果预算不足，那么能控制监狱牢房秩序的唯一方法就是暴行、威胁和恐惧。为了做到这一点，每隔一段时间，你就得杀鸡儆猴。你必须变得残忍，就像我一样，其他狱警也要学会这样做。”
没有人告诉柯蒂斯和其他看守要变得残忍。但实际上不用告诉他们这样做。在关满囚犯、人手不足的监狱里，支付微薄的薪水，让他们在既缺乏必要设施，也不指望他们能做什么的监狱里维持秩序，他们就会明白。当柯蒂斯在越南时，大多数负责美国刑事司法系统的官员仍然支持改造的理想——除了维护公共安全外，刑事制裁还应改善罪犯的生活机会，罪犯在服刑结束后理应有机会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在 20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这是政策制定者和惩戒官员的主导观点，并形成了从量刑、缓刑制度到为囚犯提供治疗方案等一整套体系。但在柯蒂斯搬到佛罗里达州的 20 世纪 80 年代末，改造的理想已被更强调惩罚的理念取代，无论暴力罪犯还是非暴力罪犯都必须接受惩罚，以使其丧失继续犯罪的能力。
随着改造理想的破灭，美国监狱经历了一次惊人的繁荣，这要归功于严厉的刑罚政策（如强制最低刑、“三振出局”立法等），它们在过去的几十年来一直很受欢迎。制定这些政策的民选官员来自不同政党，从极大地扩大了禁毒战争规模和打击力度的罗纳德·里根，到签署 1994 年犯罪法案、鼓励各州将更多人投入监狱的比尔·克林顿。这些法律并未违背普通公民的意愿，也非将某项政策强加给公众，而是反映了大众情绪。在改造理想占主导地位的几十年里，罪犯经常被描述为处于不利地位的个体，被不公正地剥夺了教育和机会。现在，他们被贴上了“暴徒”和“超级掠夺者”的标签，这种非人化、带有种族色彩的词语意味着，此类人等已经无法救赎，理应遭受痛苦。如果说这个时代的美国政客害怕什么，那并不是严刑峻法，而是被视为“对犯罪软弱”。言论的风向转变给监狱看守释放出明确的信息，即社会期望他们严厉对待囚犯，即使“好人”宁愿不去理会那些不光彩的细节，不愿被提醒被监禁者中非裔所占比例极高，黑人在美国的被监禁率甚至高于种族隔离时期的南非。当一些立法者开始质疑这样做是否明智和公正时，已有超过 200 万美国人在狱中备受折磨。
长期以来，监狱看守这份职业所传达的另一个信息是，他们的工作卑微且名声不好。美国人所谓“狱卒”和“看守”的工资很低，工作时间很长，他们对残忍的嗜好臭名昭著，而这种负面评价与这项工作本身一样古老。1823 年，一篇关于纽约监狱的报道将在那里工作的狱警描述为“心胸狭小、沉迷权力、庸俗粗鄙”。一个世纪后的进步主义时期，刑罚改革派制定了雄心勃勃的计划，试图将监狱改造成更为人道的机构。19 世纪的监狱（比如纽约的奥本州立监狱）设施简陋、管制严格，囚犯们被迫在牢房里无声进餐，并经常遭到鞭笞。在改革派看来，这些地方应该让位给配备棒球场、工坊、剧院等设施的开明的收容机构。但正如历史学家大卫·罗思曼指出的，很少有监狱能提供实现这一愿景的资源，这也是大多数惩教机构仍然普遍是“暴行泛滥之地”的原因之一，其工作人员大多缺乏训练，疲于奔命，而看守这份工作是“没有技术和未受教育者走投无路下最后的谋生手段”。在 1922 年的著作《墙影》中，犯罪学家弗兰克·坦嫩鲍姆将“行使权力和由此产生的对暴行的享受”视为“理解看守心理的基调”。”这段描写部分借鉴了坦嫩鲍姆在布莱克韦尔岛惩教所服刑的经历，他在参加失业者抗议活动后曾因“非法集会”被监禁。他将看守的这种心理归因于结构性因素，而不是性格缺陷，特别是看守们渴望确认自己不同并优越于他们看管的这些同处严酷、压迫性环境之中的人。坦嫩鲍姆写道：“为了显示自己的清白，看守必须且本能地将自己和看守的对象区别开来，而这种差距是由蔑视填补的。”在 1958 年出版的经典著作《囚徒社会》中，格雷沙姆·赛克斯对大多数看守都是“残忍的暴君”这一观点提出质疑。他认为，为了维护秩序，许多人学会了与囚犯谈判和妥协。但赛克斯并没有让典型的“看守”生活听起来不那么沉闷。他写道：“看守的工作往往令人沮丧、危险，而且声望相对较低。”
赛克斯的研究发表于艾森豪威尔执政期间，当时美国绝大多数“看守”，如狱警和其他执法人员，都是白人。到 20 世纪 70 年代初，这种情况开始发生变化，部分原因是 20 世纪 60 年代的政治动荡，以及 1971 年发生的纽约阿提卡监狱暴动事件，这引起了人们对遍布全国监狱的种族主义的关注，并导致改革者呼吁雇用更多有色人种来帮助平息动乱。阿提卡监狱囚犯的要求之一便是“大量招募和雇用讲西班牙语的黑人官员”。1973 年，美国国家刑事司法标准和目标咨询委员会敦促委员招募对囚犯持同情态度的少数族裔官员。该委员会主张：“黑人囚犯需要能够让其认同的黑人员工。”为了验证雇用黑人员工会改善看守与被监禁者的关系这一假设，社会学家詹姆斯·雅各布斯和劳伦斯·卡夫对伊利诺伊州两所安保程度最高的监狱的看守进行了调查，他们发现，在这两所看守族裔构成已经开始多样化的监狱中，黑人狱警倾向于将“更少的囚犯关进监狱”，政治观点亦更为自由主义。但他们也更可能同意惩罚是监禁的主要目的，并比白人同事“更积极地执行监规”。雅各布斯和卡夫推测，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潜在原因是，管理人员剔除了更同情囚犯的境遇的黑人看守。另一个原因是，与其他狱警一样，被雇用的黑人看守也感受到了额外的压力，他们通过压制同情心来证明自己适应这份职业。无论是哪种情况，雅各布斯和卡夫都质疑雇用少数族裔会使被监禁者更受尊重的假设，并得出结论说，看守的态度和行为“被安保程度最高的监狱组织内化”。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受调查的黑人看守表示适应了工作的严格要求，但他们对这种谋生方式感到“尴尬”的可能性是白人的两倍。另一个惊人的发现超越了种族界限。雅各布斯和卡夫发现：“无论黑人还是白人，大多数看守都不愿意儿子继承父业。”
1960—2015 年间，美国黑人狱警的占比提高了四倍多，大致与关押在监狱中的美国人，尤其是与非裔美国人的数量增长保持同步。随着监狱人口在大规模监禁期间的快速膨胀，黑人有更多“机会”来管理关押着越来越多有色人种的刑罚机构。在许多城市地区，狱警的构成反映了关押囚犯的构成，例如，纽约市截至 2017 年，黑人和拉丁裔占到了狱警人数的近九成。女性狱警的比例同样激增。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这些都是“好工作”。美国监狱的扩张确实给监狱看守（新近被命名为“惩戒官”）这种工作带来了新的正当性。在纽约和加利福尼亚等州，狱警们获得了体面的薪水，并加入了具有重大政治影响力的工会。在一些乡村地区，在监狱工作很快成了最好的就业选择，提供了快餐店或早已迁出城镇的厂矿企业没有的福利待遇。
但这些工作往往是留给生活在穷乡僻壤、选择余地有限的人。在与比尔·柯蒂斯会面几天后，我驱车前往佛罗里达城，这是佛罗里达州收费高速公路在基韦斯特之前的最后一站。这里，以及邻近的霍姆斯特德，为戴德惩教所提供了大量普通看守。除了在赶往佛罗里达群岛之前为车加油，佛罗里达的富裕阶层很少光顾像佛罗里达城这样的地方。当我在星期五的上午造访该地时，这个城镇似乎被烈日晒伤了，看起来很冷清。主要商业大道两旁是破旧的店面和杂乱的商店，要么空无一人，要么关门大吉。沿着主干路开了大约一英里，我把车停在一个异常繁忙的广场边。广场位于一座教堂的街对面，教堂正面悬挂着一块破旧的招牌——“准备好迎接你敬奉的上帝”。这里看起来是某个较为繁忙的地方机构所在地，黄色的建筑，墙上的油漆剥落，原来是一家福利机构。入口处贴着一张“美国妇幼营养补助计划”的海报，上面是一个拉丁裔女孩，扎着辫子，把两瓣橙子放在耳朵前，面带微笑，下面写着：“确保妇女、婴儿和儿童摄入足够的营养。”里面有几个带着孩子的妇女在排队，所有人的脸上都看不到一丝笑意。在佛罗里达城，四成的家庭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比尔·柯蒂斯告诉我，戴德惩教所的许多初级看守都是非裔和拉丁裔女性，部分原因是霍姆斯特德和佛罗里达城的许多有色人种年轻男子都有犯罪前科（导致其丧失了为惩教署工作的资格）。“她们需要工作，她们需要养孩子，”柯蒂斯在谈到戴德惩教所的女看守时说，“这是她们能得到的最好的工作。”
戴德惩教所的周边地区是社会学家约翰·伊森所谓“农村贫民窟”的典型示例。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美国修建了许多监狱，这导致惩教设施的数量增加了两倍。在此之前，农村地区倾向于反对在当地建造监狱，原因与富裕的郊区一样：避免跟那些声名狼藉和有潜在危险的机构产生联系。但随着工厂关闭和家庭农场破产，许多农村地区的民间领袖开始游说居民同意在其县境建造监狱。尚不清楚这一策略是否带来了持久的经济利益（一项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恰恰相反，监狱的兴建阻碍了所在地区的发展）。但显而易见，有关社区吸引这些“被污名化的机构”进驻后，低下的地位进一步固化了，贫困和根深蒂固的种族隔离进而更为集中。伊森观察到，“被污名化的地方更有可能‘寻求’被污名化的机构入驻，尤其是在社区的污名更甚于相关机构的情况下。最有可能兴建监狱的农村城镇遭受着乡村、种族、地区和贫困的四重耻辱”。
有关社区吸引这些“被污名化的机构”进驻后，低下的地位进一步固化了
离开佛罗里达城的广场后，我开车在镇上转了一圈，然后停下来与一名坐在路边塑料草坪椅上的男子交谈。此人自称吉米，他旁边是一辆空空如也的购物车。这名戴着费城人队棒球帽的非裔美国人正在售卖水果——芒果和袋装荔枝，所有货物都堆在他面前摇摇晃晃的桌子上。情况怎么样？我问。“很难。”他说。吉米在佛罗里达城住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他喜欢这里的阳光和温暖的天气，但不太喜欢这里的经济状况。很不景气，他告诉我（我是他唯一的顾客）。他还说，他年轻的时候在田里采摘秋葵和西红柿，但现在的外来工“大多是墨西哥人和海地人，毕竟是份苦差事”。不久，一个扎着长辫的小女孩加入了我们的对话。她是吉米的孙女，住在临时水果摊后面的破旧房屋里。他家旁边是废弃的停车场，上面散落着碎玻璃和垃圾。
我从吉米那里买了一些芒果，继续开车，经过一家洗衣店和一家销售廉价商品的“一元店”，经过一排排房子，以及烈日下打蔫的南瓜和豆子地。在一个挂着“罗伯特记”招牌的水果摊左转，又开了几英里后，可以看到围绕着戴德惩教所高耸的灰色泛光灯。监狱坐落在远处，一排暗褐色的建筑位于迷宫般的铁丝网后面。在最外面的栅栏前，我发现了一块招牌：
佛罗里达州惩教署
惩教岗位正在招聘，在线申请
这是我在佛罗里达城唯一看到的招聘启事。
应对机制
揭黑记者杰西卡·米特福德在 1973 年出版的《善良而平常的惩罚》一书中写道：“如果我们问一个小男孩，‘你长大后想做什么？’而他回答‘狱警’，难道我们不应该为此略感担心么？是不是得带他去儿童指导诊所接受观察和治疗？”
米特福德的描述暴露出美国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偏见，即认为渴望成为狱警的人都存在道德品质问题。这也暴露出另外一个存疑的假设，即成为监狱看守是人们的渴望，而不是因为缺乏更好的选择不得已的下策。2010 年，一组学者进行了一项调查，比较了警察和狱警做出职业选择的原因。警察“首先考虑的是服务社会”，而狱警“更加重视财务激励因素”，包括“缺乏其他工作选择”。社会学家达娜·布里顿在其《铁笼中的工作》书中采访过的看守中，没有一个从小梦想或计划在监狱工作。大多数人是在“缺乏固定工作”一段时间后才进入了这个行业，几乎没有什么积极的愿望，也不知道他们进入的到底是什么行当。
考虑到职业健康文献表明的狱警情况，上述情况也就不足为奇了：高血压、离婚、抑郁症、药物滥用和自杀的发生率令人担忧。新泽西州的一项研究发现，狱警的平均预期寿命为 58 岁。另一项根据 21 个州的统计数据进行的研究发现，惩戒人员的自杀风险比其他劳动年龄人口高 39％。
我遇到的一些监狱看守证实了这些令人沮丧的事实。一名来自新英格兰地区的狱警，姑且叫他约翰尼·内文斯（他不想用真名），有一天他下班回家，喝了一整瓶威士忌，在脸书上发布了一段视频向家人道别，然后用一把上膛的枪试图饮弹自尽。万幸的是，子弹卡壳了。此后，内文斯成立了一个支持小组，帮助陷入困境的看守避免走上类似的绝路。他还开始接受心理治疗，医生诊断他患有急性创伤后应激障碍，这是他反复接触极端暴力造成的。
值得一提的，还有在科罗拉多州卡农市担任看守的汤姆·贝内兹。卡农市的人口约为 1.6 万，有一家沃尔玛，几间快餐连锁店，却有十几个监狱和看守所。一天上午，当我在小平房的后廊遇到汤姆时，他正把手伸进口袋，取出一直随身携带的药丸，以驱散不时浮上心头的焦虑。他指着其中一个药格里治疗惊恐发作的白色小药片说：“如果心慌得厉害，就来一片。”在白色药片旁边是一些治疗抑郁症的蓝色胶囊。第三道药格里塞满了止痛药，以缓解他全身上下的伤痛，其中包括被一名挥舞凶器的囚犯割伤后造成的腿部神经损伤。汤姆有一头稀疏的红棕色头发，神情焦虑、敏感警觉，他告诉我，自已比从海军退伍、曾两度赴伊拉克作战的儿子看到过“更多近身肉搏”。在餐厅吃饭时，汤姆从来不会坐在背对入口的地方，这是他认识的所有狱警根深蒂固的习惯。他的一些同事依赖毒品和酒精来缓解工作压力。对有些人来说，连这些应对机制也不起作用了。就在这次见面前不久，汤姆的朋友，同样身为狱警的伦纳德向我透露：“我不知道准确数字，但我有很多同行自杀了。”
把我介绍给汤姆的，是科罗拉多州佛罗伦斯市的心理咨询师卡特里娜·斯皮纳里斯。与卡农市一样，佛罗伦斯市坐落在落基山脉的山脚下，在一个由陡峭的悬崖和红岩山峡组成的崎岖峡谷中，横跨阿肯色河两岸。斯皮纳里斯原本在丹佛经营一家专门为创伤和性侵犯受害者提供服务的诊所。2000 年，她搬到佛罗伦斯市，徒步旅行，打理花园，享受壮丽的景色。她过了一段时间才注意到点缀在风景中的棕灰色监狱，其中许多隐藏在栅栏后面，与蜿蜒入山的无标记道路隔开。当斯皮纳里斯开始接听狱警的妻子和女友打来的大量咨询电话时，她才意识到了监狱的存在。
打电话的咨询者主要是为她们的伴侣寻求帮助。由于从未涉足过监狱，斯皮纳里斯四处寻找当地服务机构，以把这些来访者转介给他们，结果发现没有这样的机构，于是她决定自己开办一家。“沙漠甘泉惩戒人员服务”从一条热线和一个电子邮箱开始，很快就收到了大量来自狱警的倾诉，狱警借此释放了痛苦和愤怒，而这种负面情绪正在毒害他们的人际关系，也渗透到家庭生活之中。“我似乎再也无法与任何人相处了，”一名看守在给斯皮纳里斯的邮件中写道，“我希望自己能摆脱这种困境。这就是监狱工作的本质，是深不见底的困境。”另一看守写道：“经过一段时间和无数遭遇，你必须在身上贴太多的创可贴，好让囚犯们无法穿透它们，接触到你或你‘原本’的内心。唯一的问题是创可贴不会下班后脱落。它们会留下来。所以你过着你的生活，却与所有美好的事物失之交臂。”
经过一段时间和无数遭遇，你必须在身上贴太多的创可贴，
好让囚犯们无法穿透它们
找斯皮纳里斯倾诉的狱警中，有人酗酒无度，有人婚姻破裂，也有人履行公职但从来没收获感谢，却被众人轻视。这种毫不掩饰的痛苦让她想起了自己与创伤受害者的谈话。2012 年，斯皮纳里斯曾向全美三千多名惩戒人员发放调查问卷，旨在测量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患病率。34％ 的受访者报告存在相关症状，这一比率与军队人员相当。在斯皮纳里斯看来，许多狱警还要与其他东西作斗争——疏离感和羞耻心在他们粗鲁的外表下翻腾。
斯皮纳里斯将狱警描述为“隐形群体”。对于研究监狱的学者来说，情况的确如此，相关文献主要关注被监禁者的困境，或许是因为学者对狱警的境遇不那么同情。一个例外是社会学家凯尔西·考夫曼的专著《狱警及其世界》。考夫曼曾在康涅狄格州的一所女子监狱工作，又
花了几年时间采访马萨诸塞州的狱警。正如其研究表明的，奉行暴力的监狱系统不仅使囚犯失去人性，也不可避免地使狱警失去人性。“在这样的地方，你不可能成为一个乐观向上的人。”一位狱警告诉她。另一位说：“我过去很容易同情别人，现在则有些冷漠了。而且我不再为自己的冷漠困扰，但也正是这点让我很不安。”
考夫曼认为，狱警在变得麻木不仁之前往往会经历一个调整期，因为他们在努力协调“自己的道德标准与作为执法者被期望的行为方式之间的差异”。对于那些崇尚暴力的人来说，调整很容易。但考夫曼发现这类人并不典型。她写道：
起初，许多人试图拒绝（公开或暗中）履行某些职责，并将攻击性转移到监狱外的人或自己身上，来避免伤害囚犯。但随着对监狱世界的参与程度增加，他们在监狱中更难规避存在道德问题的行为，开始将监狱视为单独的道德领域，或将囚犯视为不受道德法则保护的个体，来中和自己的内疚感……无论狱警是积极参与监狱最恶劣的虐待行为，还是仅仅被动观察，都会为此在道德上做出巨大妥协。
考夫曼称看守为“另类囚犯”。
对于黑人监狱看守来说，还存在着一种额外的道德焦虑，即在一个严重伤害黑人社群的体制中工作引发的不适。黑人囚犯并没有忘记这一事实，他们有时会因黑人看守背叛同胞或为警察效命而对其加以质问。近年来，在“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运动中，一 些黑人警察也面临类似的指责，示威者为他们贴上“出卖同胞”和“汤姆叔叔”的标签。对那些同情该运动目标的人来说，这样的侮辱特别刺耳。来自佛罗里达州的黑人狱警，姑且叫他詹姆斯（他不想使用真名），告诉我，多年来一直有囚犯这样指责他。詹姆斯坚称自己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并表示一旦发生这种情况，他都会提醒这些黑人囚犯，他有着与之相似的背景，但他们被关在监狱里是因为触犯了法律。“我告诉他们，这就是你为什么在牢笼里的原因。”他说。不过，詹姆斯偶尔会被现实惊醒，痛感执法的不公。有一次，他正开着车，一名警察把他拦在路边，给他戴上手铐，把他推进一辆警车的后座，并打电话给总部，要求对这个被抓到的“混蛋”进行背景调查。为了防备这种经常发生的遭遇，詹姆斯确保自己的警徽随时都在手边，但挥舞徽章并不总是有用，他将这个问题归因于许多警察“觉得狱警不是真正的警察”以及自己的种族。詹姆斯表示：“很多时候，他们不会承认我是执法人员；他们只把我看作黑人。”事实上，这不仅是与警察的对峙，也是与其他惩教署同事的对峙。“我不喜欢你，因为你是黑人。”其他狱警直言不讳。“我是白人至上主义者。”他还听到有人这样说。作为一名有十六年工作经验的老狱警，詹姆斯的职业生涯差一点就宣告结束，曾有两名白人看守试图伪造他的签名，签在一份包含对囚犯虚假指控的纪律报告上（编造虚假报告的看守可能会因此被褫夺资质）。詹姆斯确信，他们这样做是出于一位秉持极端种族主义的上级的授意，这位上级主管对他怀有敌意。詹姆斯告诉我，佛罗里达州的黑人监狱看守都有这样的故事，这给原本就十分繁重的工作带来了更多的压力。
来源：好奇心精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