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未经同意的同意》是诺姆·乔姆斯基从 1963 年到 2013 年所发表的部分文章和讲演稿的合集。在本书中，乔姆斯基秉承他一贯以来的辛辣风格，挑战权威，质问并探讨知识分子的责任和实践责任的方法。在这些文章中，乔姆斯基审视了国家权力的本质、冷战背后的意识形态争论

《未经同意的同意》是诺姆·乔姆斯基从 1963 年到 2013 年所发表的部分文章和讲演稿的合集。在本书中，乔姆斯基秉承他一贯以来的辛辣风格，挑战权威，质问并探讨知识分子的责任和实践责任的方法。在这些文章中，乔姆斯基审视了国家权力的本质、冷战背后的意识形态争论、战争与恐怖主义等论题，并重新强调了长久以来经常被忽略和歪曲的道德和争议因素。乔姆斯基对盛行的资本主义和帝国论点进行了批判，并打破了那些保护少数人的权力和特权而忽略多数人利益和影响的神话。同时，他还对“人类智慧与环境”“知识分子与福利—战争国家”以及“现存资本主义下的文明现状”等带有现实性的问题进行了讨论。

我们节选了第一篇《知识与权力：知识分子与福利—战争国家》分享给读者。

“战争是国家的良药，”伦道夫·伯恩在一篇写于美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经典文章中写道：

它自动地在全社会调动那些不可抗拒的力量，要求统一，促使与政府的密切合作，迫使那些缺乏更广泛群体意识的少数群体与个人服从。……艺术创作、知识、理性、美、生活的改善等其他价值观都立即、几乎一致地遭到舍弃，而那些以国家的业余代理人自居的显赫阶级不仅为自己牺牲这些价值观，而且强迫所有其他人也做出牺牲。

为社会中“显赫阶级”服务的是知识阶层，他们在“务实的制度中得到训练，为执行命令做了充分的准备，却对结果的智力解读或理念关注毫无准备”。他们“忠心耿耿效劳于战争技术。战争和这些人之间似乎存在一种特殊的亲和力。好似战争和他们互相期待已久”。

伯恩强调国家动员的意识形态后果，即“不可抗拒的一致力量”，促使人们服从国家，屈从于“显赫阶级”的需要。战争动员还可以带来物质利益，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期间，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终结了大萧条，并确保经济的“健康运转”广泛服务于破坏和浪费的社会目标。之后的事件证实了伯恩的预言：战争动员将使知识阶层通过“效力于战争技术”获得权力和影响。他的这番话可以与一九六一至一九六六年间任国务院和白宫东亚问题专家的詹姆斯·汤姆森的言论相比较：

对越南越来越多的投入还受到提出反游击战理论并急于见到这些理论接受检验的新一代军事战略家和社会科学家（其中一些人加入了新政府）的推波助澜。对一些人而言，“平定叛乱”似乎是一种应对世界不稳定的万能新药。……我们的越南政策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未来构成了潜在的危险：出现了新一代将越南视为其学说终极检验的美国空谈家。

对于这一观察，我们可以结合另一个关于近年来广泛讨论的类似现象的观点：“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生活中的权力已经从它与土地的古老联系转变为与资本的联系，在近期又转变为构成技术专家体制的知识和技能的综合体……（也就是说，这种体制）欢迎所有为（政府与企业中的）集体决策带来专业知识、才能或经验的人（群体）。”

在“服务于战争技术”（或太空竞赛这类替代物）并且与政府有密切联系的经济部门的决策过程中（政府保障这些部门的安全和增长），技术知识阶层占有支配性的地位。从而，不足为奇的是，技术知识阶层通常致力于巴林顿·摩尔所说的为“装点门面的国内改革和国外的反革命帝国主义”提供“主动出击的解决方案”。在另一处，摩尔对“美国国内外的主流声音”——一种表达美国社会中经济精英阶层需求的意识形态，它由许多美国知识分子以不同但差别不大的方式提出，并且得到“在富裕社会中占有一定比重”的多数人的大力拥护——做出如下总结：

你可以尽情用语言抗议。我们乐于鼓励的自由只有一个前提条件：只要你的抗议不起作用，你就可以放声抗议。虽然我们对你的苦难深感遗憾并乐于做些什么——事实上，我们已经认真研究，并就这些问题与你的统治者和直接上司谈过——但你以武力赶走压迫者的任何企图都是对文明社会和民主进程的威胁。我们不能也不该容忍这种威胁。如果你诉诸武力，我们将在必要时做出慎重回应，如从天而降的火焰一般将你从地球上连根拔除。

一个以这种声音占主导的社会，只能通过某种全民动员来维系，这种动员的范围至少可以涵盖从投入大量资源的承诺到确实有效的武力和暴力威胁。鉴于国际政治的现实，这种承诺在美国只能通过发出某种特定声音的国家精神错乱来维持，例如现任国防部部长认为，我们“陷入了一场真正的战争，加入了战场上的殊死搏斗，每个斗士都在设法取得优势”——一场敌人有多种伪装的战争：克里姆林宫官员、亚洲农民、拉丁美洲的学生，不消说还有国内的“城市游击队”。还有一些清醒得多的声音，表达的是并非截然不同的认识。或许这种主流声音所宣告的国家行动能取得成功。摩尔给出了富有见地的判断，认为这种体系“具有相当大的灵活性和操作空间，包括战略撤退”。无论是什么情况，这都大差不离。要想成功，必须付出道德败坏的代价，这会使跻身富裕社会中的人生活失去意义，就像生活对于危地马拉的农民来说毫无希望一样。也许“战争是国家的良药”——但只有将凝固汽油弹、导弹和防暴装置、监狱和拘留营、人类登月等费用纳入提升的国民生产总值时，一个经济体才算“健康”。

即便是这种意义上的“良药”，现代国家的良药也不是战争，而是永久的备战。全面战争意味着失败。连“有限战争”也可能是有害的，不仅对于经济而言，就像股市和航空航天界高管的抱怨所表示的那样，而且对诉诸武力的长期承诺也不是好事。可能和平运动在限制进攻越南方面的胜利并不来自它当时的力量，而是来自摩尔的正确判断，即“主流声音”可能遭到彻头彻尾的挑战的危险。当不同意见关注的仍是发生在越南的具体暴行之时，最好把它扼杀在摇篮之中；对于一场如果放任自流可能会对美国社会及其国际角色提出严重质疑的运动，最好将它转移方向。所以我们现在听到轰炸北越（这引起了道德上的愤慨，从而威胁到国家［body politic］的稳定）和征兵攻打殖民地的错误；我们还听到以“市场价格”组建志愿军的提议，为的是当越南战争在其他地方重演时，不再有那么多抵制活动。

即便是这种意义上的“良药”，现代国家的良药也不是战争，而是永久的备战。

我想把伯恩的两个观点再说明一下：备战在保障国家健康方面的作用，以及这种情况为“新一代美国空谈家”所提供的机会——并补充一些历史视角和评论，说明知识分子可能希望采取什么行动来对抗这些趋势。

长期以来，知识分子在追求真理与效劳权力之间左右为难。他乐见自己成为一个辨别真理、直言不讳并以行动——有条件时集体协作，必要时单独行动——反抗不公和压迫的人，一个促成更良善社会秩序的人。如果他选择了这条道路，他很可能成为孤家寡人，遭到无视或憎恨。另一方面，如果他以自己的才干效劳于权力，他就能获得声望和财富。他也许能成功地说服自己——或许有时出于正义——认为自己能让“显赫阶级”的掌权变得人性化。为了效率和自由的终极利益，在社会管理角色上，他也许会希望与这些阶级合作，甚至取代他们。渴望担当这一角色的知识分子也许会采用革命社会主义或福利国家社会工程的辞令，以追求知识和技能带来权力的“贤能主义”理想。他也许会自我呈现为带领人民走向新社会的“革命先锋队”的一分子，或者是把“渐进技术”运用于社会管理从而无需巨变即可解决问题的技术专家。对有些人来说，如何选择可能仅仅取决于对不同社会力量的相对实力的评估。从而，角色屡屡转换并不为奇；学生时代的激进分子成了平定叛乱的专家。无论是哪一种情况，他的主张必须接受质疑：他主张“贤能精英”这种为自身服务的意识形态；用马克思的话（在这种情况下用于资产阶级）说，贤能精英将“其解放的特殊条件（界定为）拯救现代社会的一般条件”。如果给不出合理的辩护，我们只能相信这些质疑。

很久以前，克鲁泡特金观察到：“现代激进分子是集权者、国家主义者和本质上的雅各宾派，社会主义者是他的效仿者。”在很大程度上，他是正确的，因为他呼应了巴枯宁的警告，认为“科学社会主义”在实践中可能被扭曲为“一个由真正的或假装的专家所组成的少数新贵族对劳动群众的专制统治”。西方批评家旋即指出，布尔什维克领导层是如何承担起无政府主义者的批判所概述的角色的——正如罗莎·卢森堡在半个世纪前被德国社会主义政府的军队杀害前几个月所意识到的那样。罗莎·卢森堡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批判既体恤又友好，但同时鞭辟入里，对今天的激进知识分子来说饱含深意。

除非全体人民参与经济和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决定，除非新社会是由他们的创造性经验和自发行动发展起来的，否则它将仅仅是一种新的镇压形式。“十几个知识分子将在几张办公桌后面颁布社会主义”，而实际上它“要求在被几个世纪的资产阶级统治所削弱的群众中进行彻底的精神改造”，这种改造只能在扩大资产阶级社会自由的机构中进行。社会主义没有明确的处方：“只有经验才能纠正和开辟新的道路。只有畅通无阻、充满活力的生活才能融入到千变万化的新形式和即兴创作中，才能激发出创造力，它本身纠正了所有错误的尝试”。

因此，知识分子和激进分子的作用，必须是评估和评价、劝说和组织，而不是夺取权力和统治。“从历史上看，一场真正的革命运动所犯的错误，比最聪明的中央委员会的绝对正确要多得多。”

激进思想家们一直理所当然（而且也理应如此）地认为，威胁那些根深蒂固的社会利益的有效政治行动，将导致“对抗”和镇压。相应地，左翼寻求构建“对抗”是知识分子破产的标志；这清楚地表明，组织重大社会行动的努力已经失败。对明显的暴行表现出的不耐烦和恐惧，可能促使人们寻求与权威的直接对抗。下列两种方式之一可能极具价值：对执行特定政策的人的利益构成威胁；或者使别人意识到一个太容易忘记的现实。但寻求对抗也可以是一种自我放纵，可能会使一场社会变革运动流产，并将迫使其变得无关紧要甚至成为灾难。从有效的政策中产生的对抗可能是不可避免的，但认真对待自己言辞的人将设法推迟对抗，直到他希望取得成功，无论是在上文提及的狭义层面上，还是在更重要的意义上，即通过这种成功实现制度的实质性变化。尤其令人反感的是设计对抗的想法，以便操纵不知情的参与者接受一种观点，而这种观点不是从有意义的经验和真正的理解中总结的。这不仅证明了政治上的无关性，而且正是因为它具有操纵性和强制性而成为一种适当的策略，该策略只适用于一个旨在维持精英主义和威权主义组织形式的运动。

从历史上看，一场真正的革命运动所犯的错误，

比最聪明的中央委员会的绝对正确要多得多。

相反的危险是“吸纳”，这也是一个确实存在的问题。即使是最激进的计划也无法逃脱这种危险。想一想工人委员会这个主意吧！生产商在实施过程中往往不是尝试采取一种全新的管理形式，而是管理福利计划，或者甚至改进工厂纪律。从他们的角度来看，这种可能性被那些关注更有效的“工业管理”的人视为理事会组织的潜在优势。因此，在介绍斯特姆塔尔的研究时，在工业仲裁领域赢得相当声誉的哈佛经济学家约翰·托·邓洛普写道：

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新兴发展中国家，人们都对工厂，对工人及其上级、劳工代表之间的关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各地的政府、管理者和劳工组织都关心如何提高付出和绩效；他们正在探索培训和监督劳动力的新方法，并寻求新的程序来加强纪律、解决投诉或驱散抗议。工人委员会的各种经验，提供了那些塑造或修改劳资关系和经济制度的人普遍感兴趣的记录。

更确切地说，对工人委员会的描述符合对现有制度进行彻底重建的任何其他尝试。事实上，有些人甚至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社会运动，其主要目的是使无产阶级“社会化”，并使之更有效地融入工业社会。那些仅仅以“吸纳”的较小可能性（即使很可能）为由而反对计划的人，仅仅表明他们反对一切可以想象的东西。

大学前所未有地成为知识分子和技术知识阶层的聚集地，不仅吸引了科学家和学者，甚至还吸引了作家、艺术家和政治活动家。人们可以争论其产生的原因及后果，但事实相当清楚。争取民主社会学生联合会发表的《休伦港声明》表达了一种希望，即大学能够成为“社会变革运动的潜在基地和机构”；允许“政治生活成为学术生活的附属品，且行动由理性支配”，有助于产生一个真正的新左派，这个左派将是“一个拥有真正的知识技能、致力于将审慎、诚实和反思作为职业工具的左派”。许多新左派人士现在认为，这些思想是他们“自由主义过往”的一部分，鉴于已经实现的新意识，这些思想将被抛弃。我不同意这个判断。左派迫切需要了解当今社会，其长期趋势、社会组织的其他可能形式，以及对社会变革如何发生的合理分析。客观的学术研究有助于这种理解。事实上，我们不知道大学不允许进行范围广泛、诚实的社会研究，正如我们许多人认为的那样，认真地、思想开明和独立地从事学术研究将得出激进的结论。我们并不知道，因为几乎没有人尝试过。到目前为止，主要的障碍是学生不愿意从事所需的严肃工作，且教员们普遍担心他们的行业协会结构可能遭受威胁。假装问题的根源——至少到目前为止——是受托人和管理人不愿意容忍这种尝试，这也许很方便，却是错误的。可以找到镇压的案例，它们令人愤慨，但不构成问题的核心。我认为这场运动已经被某些关于这个真相的幻想所笼罩。

例如，考虑一下一位消息灵通的活动家的论点，即大学鼓动的目标应该是进行“反帝斗争，而大学行政部门是一个明显的敌人”。这太容易了。事实上，不管组织结构图看起来如何，大学——至少“精英”大学——是权力相对分散的机构，其中大多关于教学和研究的最重要决定由教员作出，通常是在系一级。只有当行政命令（或受托人干预）阻止大学内部严肃而坚定地尝试创建替代方案时，这种判断才是合适的。就目前而言，这种情况是例外。如前所述，最大的问题是未能认真地进行这一尝试。当作出这样的尝试时，发现它被阻止了也没有什么好惊讶的——尽管我倾向于推测，教员将被证明是比受托人和管理层更大的障碍。在这种情况下，有效的、有原则的和有意义的行动也可能导致对抗。人们既不应寻求，也不应在适当的时候避免这种对抗。

仅举一个例子，如果尝试组织科学家们寻找颠覆其学科的有意义替代方案被证明是成功的，那么就完全可以假设这一行动将成为一个“非法阴谋”，正是因为它以前文提到的方式威胁到“国家的健康”。到那时，这样一场运动的组织者将意识到他们必须展开抵抗。如果事实上他们的政治威胁到根深蒂固的社会力量以至于导致镇压，他们将不得不设计各种形式的行动来防止这种镇压。

知识分子参加真正的社会变革运动的机会各式各样，但我认为某些一般原则是明确的。他们必须愿意面对事实，避免轻易幻想。他们必须愿意从事艰苦而严肃的智力工作，这是为理解作出真正贡献所必需的。他们必须避免加入压迫性精英的诱惑，并且必须帮助创造大众政治，抵制——并最终控制和取代——根深蒂固但并非不可避免的集权和独裁的强烈倾向。他们必须准备面对镇压，并采取行动捍卫他们所信奉的价值观。在一个先进的工业社会中，民众积极参与控制主要机构和重建社会生活的可能性是多方面的。与企业精英结盟或从属于企业精英的技术官僚精英统治似乎并非不可避免，尽管并非不可能。因此，很难理解人们无法作出超出最低信任度的预测。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创造未来，而不仅仅是观察事件的发展。考虑到这些利害关系，错过未经发掘的真正机会将形同犯罪。

来源：好奇心精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