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天气已经非常暖和了，太阳偶尔从迷蒙的雾中现身，但每次都很短暂。

天气已经非常暖和了，太阳偶尔从迷蒙的雾中现身，但每次都很短暂。

尽管日本俘虏已被处决，我们还是冒充他每天三次向汉口发送天气报告，总说天气很差。

早上6点时，重庆的能见度确实低，所以，汉口不至因为重庆的天气在这个时段差而感到诧异。

但是，要他们相信云层和能见度在其他时段都如此低，我觉得很难。

我亲自发报，因为对死掉间谍的发报手法相当熟悉，所以尽量模仿。

我未必就完全蒙住了汉口，但他们也难以肯定到底出了什么事。

死掉的间谍没有接收器，所以汉口没法向他提问。

碰到没有月亮的日子，我时不时会在晚上6点的电报中报告高云层。

汉口距离重庆有五百多英里， 日本飞机如果晚上6点离开汉口，到达重庆时就已是深夜了，很难在一片漆黑中实施轰炸。

因此，在晚上6点的电报里报出适宜轰炸的天气条件，我冒的险不高。

毫无疑问，现在还是浑水摸鱼的好时候。

每天，当日本飞机向北飞越四川前往成都及周边地区时，总会在重庆引起虚惊。

有一天，我正在小屋里的蚊帐中午睡，一架中国战斗机在我的后院坠毁。

据说，那架飞机的飞行员看到一个影子，以为自己被日本飞机盯上了，便扔下同机的枪手不管，独自弃机跳伞。

人们最终只能掘地三尺把枪手挖出来，把后院搞得一塌糊涂。

春天的暖意让我的关节舒服多了，但也带来了成群的蚊子。

不知怎的，总有大量的蚊子设法钻进了我的纱窗。

有时候，墙上黑压压的一大片，布满了蚊子。

有人告诉我，带疟疾病菌的蚊子总是头对着墙，把尾巴朝外戳着。

如果这是真的话，那些钻进屋里的蚊子全都携带疟疾菌。

每天我都看到周边的人因疟疾发作在打摆子，包括学生、司机、翻译、杂工。

我认为中国人是因为受疟疾折磨了几千年才变成黄种人的。

搞科学的人应该探讨一下我的理论，然后用我的名字来命名这种理论。

老蔡受命每半小时巡视一遍我的房子，驱赶虫子。

但是，他实在懒得不可救药，除非看到我来了，否则从来不去打虫子。

在我的办公室里，问题倒是不大，因为办公室地势比外边的排粪池和蚊蝇孳生地高，而且是在上风的位置。

无论我多小心，运气多好，终于还是直接暴露在受感染的风险中。

4月13日是我的生日，他们给我搞了个派对作庆祝。

我不断“干杯”，一直闹到凌晨1点。

那晚我醉得不行，回到家后，直接仰倒在花哨的丝面沙发上，没有钻进床上的蚊帐里睡。

醒来后，我发现身上除了一块昂贵的腕表，上下一丝不挂，浑身都布满了蚊叮的肿块。

现在我只能狂吞金鸡纳霜，祈盼别出事了。

我的小屋逐渐变成了一个聚会中心，出入者有欧亚混血儿、身份不明的中国人和驻华外国人。

这些人的故事，我还是很有兴趣的，喜欢了解命运如何把他们带到这里，或他们来华是否有不可告人的目的。

也许我应该只了解一小部分，然后用想象完成余下的部分，这样可以将这些人传奇化。

要知道， 这些人中，有的过去是很肮脏的，有的根本就是罪犯。

我读过许多关于中国的书，包括赛珍珠的小说，对中国算是有了心理准备。

即便如此，重庆的外国人社区还是让我措手不及。

由于这里人的生活和我的生活发生了碰撞，所以要在本书中交代几笔。

其中特别要提到的，是一伙四个人，他们间的关系非常奇特复杂。

当中的年轻男子是中国人，刚从法国留学回来。

他的前妻曾在苏联读书，是个肺结核患者。

她告诉我说，她父亲在华北拥有价值上百万的房产，但她本人却衣衫褴褛。

她正准备去护理抗战中受伤的国人，随身带着枪，比我的枪大一倍。

她来找我的时候，通常都由她前夫的姨太太陪着。

那位姨太太无论行为举止还是发型，都是彻头彻尾西方化的，很有魅力。

四人中还有一个非常美丽的年轻女孩，号称是那姨太太的女儿。

而那位姨太太本人也就二十多岁， 根本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女儿。

尽管如此，我也尊称那位姨太太为“母亲”，或者更亲切地喊她“妈妈”，她跟美国的性感少妇确实不无相似之处(英文Mama有时又指性感少妇)。

那年轻男子最近去了西贡，据他说是去执行任务。

他一走，前妻无事可做，整日用引火棍打蚊子消磨时间，姨太太和女儿也只能自己找乐子。

正如我前面说过，“妈妈”是个非常迷人的少妇。

她不懂汉字，但是却精通西方生活方式。

几杯黄酒下肚后，“妈妈”就可以表演精彩的舞蹈娱乐大家。

我曾听说，在国内，华盛顿的女孩比美国其他城市的女孩都吃得多，喝得多，做爱却比其他城市女孩少，对此我并不怀疑。

以此看来，重庆的女孩们似乎都是天生的掘金者，而她们的男人对此也都鼓励有加。

作为一个客居此地的外国人，我也就入乡随俗了。

我时不时和“妈妈”及她的女儿一起去骑马。

最近，在妈妈露骨的暗示下，我给她们订做了骑马装。

打那以后，她们每天都来询问衣服什么时候做好。

上个礼拜一早上10点，“妈妈”到访，我正在睡觉。

礼拜一早上是外国人休息的时间，因为这一天，全体中国人，至少是那些受国民党控制的人，都要集中起来纪念国父孙逸仙。

每礼拜一，无论晴雨冷暖，我的那些学生们都得在院中集合聆听某个党员训话。

如果蒋总司令在重庆的话，也会频繁主持要人们参加类似的集会，这已经成了常态。

集会的仪式和宗教仪式一模一样。

我觉得这就是宗教。

我对宗教仪式并不上瘾，又不懂中文，所以，礼拜一早上，当老蔡进来通报“妈妈”在客厅等候时，我还在酣睡。

我穿上浴衣，让老蔡把她带进来，他照办如仪。

我和她一起吃了煎荷包蛋。

吃煎荷包蛋时，大部分中国人总是一点一点地先把蛋白吃了，最后一口把蛋黄吞下。

结果总是灾难性的，把蛋黄溅得身上、盘子里到处都是。

“妈妈”却吃得非常优雅，颇得我好感。

她玩麻将成瘾，经常和附近有钱人及将军的太太们玩麻将，赌注很大。

她正在教我玩，但她对英语一窍不通，我也几乎不会说中文，所以很不容易。

老蔡说她的普通话很标准，但是她又不识中文字。

结果是，当我在英汉词典里找到某个英文字的中文解释，指给她看时，她只能连连摇头说“不懂”。

但她非常善于通过比划进行交流，问起骑马服何时交货时，意思表达得明明白白。

我回答说“明天”——在中国，什么事情都推说明天”。

她听了，倒也很满意。

喝了几杯黄酒后，她不教我玩麻将了，打开留声机，尝试做杂技动作。

中国的旗袍虽然两边开衩很高，却并不适合做体操运动。

所以妈妈很优雅地把旗袍脱了，作了极为美妙的表演，我在一旁放唱片为她伴奏。

最后，她终于累了，在我的沙发上躺下，并示意我坐到旁边。

大概是为了保证她和女儿的骑马服最后都有着落，她把剩下的衣服全脱光了，朝我展开四肢。

就在这时，她突然惊恐地向后退缩，双眼圆睁，像油炸圈饼，死死盯着房间另一头的窗户。

由于挂着厚窗帘，房间里半明半暗。

即使是这样，我还是透过纱窗看到一双手从下面伸上来，抓住窗台，随后，一个光头冒了出来。

那是我的新车夫冯涛。

看来，他是爬上了外面竹车棚的顶部，因为房间的窗户离地面有八英尺高，站在地面的话，他根本看不到窗内。

冯涛憎恨所有外国鬼子，只有他才会以如此方式挑战我的权力和地位。

我无法认同中国人对待杂工和佣人的方式，但是吴翻译教我说，应该要求他们像尊重他们的中国主子一样尊重我。

杂工和佣人不能与主人用一个厕所，不能和主人一起吃饭。

车夫开车时不可以吸烟。

但是，我却允许冯涛用我的浴缸，因为我不在乎，也允许他开车时抽烟。

冯涛还在拥挤的街道上高速开车，以此为乐，明知外国人怕撞到人。

几天前，因为他的鲁莽驾驶， 我让吴翻译教训了他一顿。

但这毫无效果，第二天他就在街上撞倒了一个小孩，幸好孩子没有受伤。

我让他立即驾车把我送回家。

下车后，我找到一个空啤酒瓶，钻回车里威胁他说，除非他改进驾驶方式，否则我就用瓶子砸他的脑袋。

窥视是常见的缺点，我自己也难免俗。

但是冯涛做得太过分了。

就在他眨着眼、努力地朝半明不暗的房间里窥看的时候，我抓起翘鼻自动手枪，瞄准抓着窗台的一只手开了枪。

窗边的两只手顿时不见了，只听见冯涛发出一声号叫，跌了下去。

他的身子穿过竹棚顶砸向地面，发出惨叫。

佣人们的喧闹声随即响起。

不一会，“笨驴”出现了，吴翻译跟在后面。

“笨驴”本有利用这事整我的意思，但吴告诉他，我该把司机毙了才对，而不是只打伤他的手指。

“妈妈”很难过，不停地指点着自己的脸。

我猜她想说觉得很丢脸。

不过，当裁缝把骑马装送到时，她会得到安慰的。

与此同时，我不但有了一个新的司机，而且赢得了吴的尊敬。

他原先一直认为，我是太过于随和了。

我推测，汉口的日本人并没有被我们的假气象报告骗住多久。

估计他们又空投了两个人到重庆附近替代死掉的间谍，重新开展了工作。

我们开始在无规律的时间段里，截获到加密的无线电报。

这些看似无规则的时间段，毫无疑问是事先安排好的。

我们最终固然可以破解此中的规律，但就目前而言，不规则的发报时间，给我们确定发报者的位置带来很大的困难。

事先不知道发报时间，我们就无法把探测工具放置到位。

新的电报采用的密码与之前的不同，非常简要，只需一小会儿就可以发送完毕。

这些费尽心机拍发的密电很快给我们带来了麻烦。

5月4日下午，二十七架轰炸机袭击了重庆，引发了好几处大火。

南岸的美国大使馆遭到了破坏，城里则有几百人丧生。

次日，即5月5日那天，整个重庆更是形同地狱。

通过电话和无线电，我们事先就得知，日本轰炸机群正在逼近四川。

但我们无从确定这些飞机的目标到底是成都，还是下江的某个城市，还是重庆。

4日那天轰炸时，我一直待在办公室里，准备一旦飞机从房子的正上方飞过，就冲到院子里泉眼上方那道石拱下躲避。

倒不是说这样做会有多安全，只是躲在什么东西下会觉得安全些，哪怕是一张桌子。

5日那天，我准备和林翻译及吴翻译一起驾车回家。

到家后，我们一直在等预警警报响起。

等了很久没动静，几个人都睡着了。

约摸两小时后，突然听老蔡在大喊“飞机来了，飞机来了”，把我们叫了起来。

已是黄昏时分了，我们寻远处飞机的低吼声望去，见市区以外东北方的上空，许多银色铁鸟在落日余晖里闪闪发光。

一转眼，太阳就落入地平线。

我们松了一口气，因为如果这些飞机保持现有航线的话，它们飞过的地方离我们有相当距离。

一个瘦小的村民，穿着破衣烂衫，不知道已经躲过一劫了，还匍匐在我们前面，抓着我们的腿，哭得浑身乱抖。

我们好说歹说，他还是一味地惊慌失措。

我的小屋离市区的车程似乎有点远，其实是因为那条路绕了个半圆形的缘故。

飞机飞越小屋时，我们离古城墙的直线仅五百码。

头脑清醒的状态下，大家都明白这点距离足以保命，但保持清醒又谈何容易。

开始时，我们只是紧张，但并不害怕，不想飞机突然稍微偏左，沿着嘉陵江飞来。

防空炮开始断续发射，炮弹在空中炸开，火花闪过后，一团团黑烟散开，但都在飞机下方，毫无威胁。

这时，有几架日机掠过市区南部，直直地朝我们飞来。

所经之处播撒出一串发亮的死亡种子，继而开出一团团红色的火花，爆闪时，犹如手表指针走动。

蘑菇状的烟尘喷泉般涌向高空，碎片满天飞扬，爆炸声如雷般滚滚而来。

大地在我们的脚下晃动。

那几架银鸟从市区边缘的两江交汇处飞来，扫过商业区，直扑我的办公室和使馆区。

飞机飞过的一路，红色闪光不断，地面上碎片呈柱状涌起。

它们划过城市的西南，越过长江，消失在大山之后。

整个重庆市里，轰炸机所到之处都留下了遍地蔓延的熊熊大火。

我们站在那儿，被劫后的残酷和壮烈场面震住，没有人说得出话来，也没人留意附近的道路上已经熙熙攘攘挤满了行人、卡车和人力车。

一开始，我们没意识到，此次日本轰炸机来袭，竟然躲过了中方的观察哨。

而中方的战斗机，肯定无一架起飞迎战，因为我们既没有听到，也没有看到他们的影子。

是不是有人叛国通敌？重庆古城墙内方圆不超过五英里的三角形范围里，满是砖屋和竹屋，住着一百万人，却没有人来得及躲进地下防空洞。

大家全都毫无准备，被炸了个措手不及。

天已全黑了，但整个城市却因火光冲天而耀眼可怖。

“我们去办公室吧，”我说，一再祈盼学员们没有被炸到。

所有的道路肯定都很拥堵，所以我们抄了近路步行出发，拣蔬菜和水稻田旁的小道走，边走边咒骂田里发出的臭气，不停拍打蚊子。

最后，我们从公馆上方的公路穿了出来，朝下一看，见大火是在更远处，靠近德国大使馆。

公馆很安全。

这时心里一块石头才落了地。

德国大使馆被击了个正着，周围的房子也都着了火。

大使馆是贴着古城墙而造的，城墙边就是重庆市的水库。

很幸运水库没有受到破坏，消防员救火时有地方取水了。

从城墙炸开的缺口，可以看到几个苦力被困在火里。

大火终于烧到了他们的身上，接着城墙轰然倒塌，隔断了我们的视线，谢天谢地。

我无助地站在那里，不知道该做些什么。

作为一种姿态，我让吴回去把车开来，帮助那些拼命从街道挤过的难民们，直到我那点可怜的汽油配给用完为止。

林翻译和我则继续前进。

我们绕过着火的地方，穿行于狭小的后巷，终于来到更靠近市中心的地方。

当我们再次回到主路时，却发现遍地死伤。

一个老人坐在街沿上，一边呻吟，一边嘟嘟囔囔地说着什么。

他的上衣胸前撕开了一个大口。

“他在说什么？”我问林。

“他说想回家。”

老人挣扎着站了起来。

这才看清，他的左胸整个给炸开了，连跳动的心脏都清晰可见。

他走了一步，就一头栽倒死了。

头顶的电线上挂着一个女孩的尸体，脸和身子看上去都完好，却已经死了。

放眼望去，这里是一个小孩的头，滚落在水沟里；那里是一堆断肢残臂，全都支离破碎。

到处是抬担架的人。

他们把伤者抬走，把死者推到一边，或随意乱踩。

我只能无助地观望，因为对急救知识一窍不通。

那些抬担架的人看来也不懂。

“他们把受伤的送到哪里？”我问林。

“可能是教会医院吧。”

走着走着，快到我朋友开的餐馆了。

到了一看，餐馆早就陷在火海里了。

据成功逃生的人说，我的朋友被炸死了。

消防员从嘉陵江和长江中取水灭火，有用手动水泵的，有用水桶的。

他们都冒着生命危险在救火。

另一些消防员则用炸药炸开了一条防火隔道，但却收效甚微，火势依旧凶猛。

接着，我们经过了一家绸缎行，因为曾在那里买布料装饰我的小屋，所以熟悉。

我们在门口碰到一个浑身是血的店员，我和林都认出他来了。

他说，店直接挨了炸，老板全家都躲到店的后面，也被炸到，全家无一幸免。

乔治.马凯住的德国大厦也被大火包围了，淑贞的公寓就是向马凯租的，也在楼里。

楼前街道的正中央，有一个深三十英尺的弹坑。

另外三颗炸弹也都落在房子旁边。

他是幸运的，因为他的房子没事，但周围的房子都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外面的大火看来烧不到他的房子，但他的几扇窗户却有烟冒出来。

看来我在这儿是能派上用场的，虽然我不愿林翻译知道我认识乔治。

爬到楼梯顶部后，一眼看到了乔治。

他赤裸着上身，在烟雾中咒骂他的佣人们。

佣人们正用沙和水灭火，以使楼梯免遭火舌吞没。

我们立刻加入了灭火的行列。

经过一个小时的扑救，他的房子没事了，除非相邻的房子重新起火。

乔治擦掉脸上的污垢。

“那些该死的小日本，”他说，“他们难道不知道我是英国人吗！”

“他们怎么会知道？”我笑道。

“我看到他们来的！”他叫道，“我特地升起了一面米字旗，可你看看，他们对我干了什么好事！”

借着周边房屋燃烧的火光和手电筒的帮助，我们巡视了楼房。

屋顶被飞来的石头击穿了许多地方，房子的一侧也损毁了。

当乔治检查到自己的睡房时，他那气愤的嘟囔变成了勃然大怒。

卧室的墙体被击穿了三个地方，金属的床脚凹陷了下去。

我捡起一块被击扁的金属块。

“他们用机枪朝你扫射了。”我说。

“狗娘养的！”乔治喊道，“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对我？”

乔治的荒谬言论让我觉得很可笑。

尽管他有英国人的身份保护，可是，日本飞机在黑乎乎的城市上空以两百英里时速做低空飞行时，上面的枪炮手是不可能对目标进行辨别的，自然也就无法将乔治的房子与其他房子区分开来，尽管他挂了一面英国米字旗作保护。

但是，不管怎么说，他的言论倒是引起我的思考。

日本人连他都不放过，那没有人会安全了。

我记得淑贞曾经警告过我，乔治是为日本人做事的，或者至少是这么暗示过。

我对乔治很有好感，因为他会逗乐，但是现在是战争时期，一旦他被发现与日本人有关联，我就会有麻烦了。

为了我自身的安全，必须采取一些措施了。

回家路上，我和林翻译沿着嘉陵江的岸边，在城北的边缘地带绕了一圈。

这里的被害人数也多到令人毛骨悚然的程度。

在一截台阶的顶部，有一个防控掩体是在较松软的岩石中凿出来的，因为被炸弹直接命中，彻底坍塌了。

我们经过时，民工们正在展开救援工作，他们把挖出来的尸体放到台阶上，其他人接着把尸体移放到人力拖车上。

由于轰炸机的到来出乎市民们的意料，洞里一下塞满了人。

现场的弹坑巨大，死者都因为窒息而撕破了衣服，因此尸体都扭曲裸露。

当时的惨相一目了然。

我们到家时，已是晨曦微露，而大火还在市区肆虐。

吴翻译和司机已先到了。

“情况怎么样？”我问。

“我们已经把尽可能多的难民运出市区去了，一直开到车子没油了为止。”

“找那头‘笨驴'去要汽油啊。”我命令道。

原来，他们早已试过，但被拒绝了。

有那么一刹那，我真希望那头“笨驴” 是这场袭击的受害者。

费了好大的劲，我才把这想法压下去。

天下哪有那么巧的事情。

“让我们一起喝一杯吧。”我提议道。

事后，果然如我担心的那样，“笨驴”还活着。

我们又弄到一些汽油，用我们微不足道的力量继续帮助疏散难民。

蒋总司令已经下令，所有的政府车辆都必须投入到难民的疏散工作中。

连日里，一拨拨的难民被撤出市区，他们冒着尘土，用竹扁担挑着仅有的一点点家当，把孩子绑在背上。

他们挤满了成都路，也挤满了嘉陵江和长江上的舢板与小船。

曾经拥挤如蚂蚁窝的重庆，人口一下从一百万缩水到了二十五万，其中五千多人被炸死，一万多人受伤。

整个城市在慢火中闷烧着。

日本轰炸机再临后，旧火又爆发成新的烈焰。

明明被炸到残缺不全的男人、女人及儿童的尸体触目可见，但这一切却让我感到不真实，不可置信。

日机的引擎在天上低沉轰鸣，高射炮在零星而徒劳地发射，机关枪和大炮不绝于耳。

到处是爆炸产生的火焰和浓烟，窗户在冲击波中哐啷啷作响，这一切都那么地不真实，更像是电影里的壮观场面，让人觉得是某个制片人正在制作一部百万美元的好莱坞大片。

随着他在幕后高喊“摄影机，灯光”，摄影机便开始转动，音响技师便制造出合成的音响效果。

一切都非常专业、人工化，又毫无人情味，活脱脱一出给上帝准备的预演。

柏拉图说过，生命不过是虚幻的演出，对城邦的占领和掠夺，以及生命的所有苦痛，其实都是一种不真实的壮观场景。

但是，对于那些被弹片炸得身首异处的重庆人来说，这种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

来源：烟雨江南花又开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