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老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今日中国之崛起，常引人回溯历史。若将目光投向明清，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浮现：某些西方势力似乎更愿中国重蹈清朝旧路，而非明朝风貌。这背后，并非对某个朝代的偏爱，而是赤裸裸的利益计算与历史经验的选择。

老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今日中国之崛起，常引人回溯历史。若将目光投向明清，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浮现：某些西方势力似乎更愿中国重蹈清朝旧路，而非明朝风貌。这背后，并非对某个朝代的偏爱，而是赤裸裸的利益计算与历史经验的选择。

大明朝：主动扬帆的东方巨人，令西方警醒不安

明朝初年，郑和宝船“维绡挂席，际天而行”（《瀛涯胜览·自序》），其规模与技术令百年后欧洲船队相形见绌。明廷主导的朝贡贸易体系“厚往薄来”，吸引万国来朝，《明会典》详细记载了涵盖东南亚、印度洋乃至东非的庞大国度名单。

这种以中国为核心、主动辐射四方的格局，无形中挑战了欧洲殖民者后来追求的全球主导权。更令西方忧惧的是明朝海疆的开放活力。隆庆开海后，“闽粤商船，穿梭如织，白银流水般涌入中国”（《东西洋考》卷七），民间海洋力量蓬勃发展。

传教士利玛窦在《中国札记》中惊叹：“中国人完全可与欧洲最富庶国家在贸易上竞争。”这种充满活力、主动参与全球互动的中国形象，与后来西方试图塑造的“静止东方”截然不同，使其扩张野心遭遇强劲对手。

大清国：铁锁横江的封闭帝国，恰成殖民者温床

历史翻至大清，西方压力下的应对策略陡然逆转。康熙帝虽曾言“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清圣祖实录》），却未能真正应对。乾隆面对马戛尔尼使团带来的工业革命成果，傲慢宣称“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乾隆谕英王敕书》），将主动接触拒之门外。

清廷的“内缩”政策更直接为殖民者铺路。雍正明谕“禁海令”以“杜奸宄之扰”（《清世宗实录》），片帆不得下海；《粤海关志》所载广州“十三行”制度，将国际贸易压缩为极小孔道。

英国使团成员安德逊在《英使访华录》中敏锐指出：“这种垄断对（英国）公司最为有利。”当1840年鸦片战争炮声响起，英外相巴麦尊的宣言撕下伪装：“必须为英国商人打开中华帝国的大门！”（英国外交部档案F.O.17/45）清朝精心构筑的封闭堤坝，在坚船利炮前瞬间崩塌。

西方之选：利益驱动的历史镜像

那么问题来了，为何西方某些力量在潜意识中更倾向“清朝模式”？答案清晰如镜——

一个封闭、迟钝、便于操控的中国，远比一个开放进取、拥有强大内生力量与海洋抱负的中国更符合其殖民利益。

马戛尔尼失望离开时在日记中写道：“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旧的头等战舰……一旦一个无能者掌舵，它将随波逐流。”（《马戛尔尼勋爵访华日记》）这种“破旧战舰”的意象，恰恰是其最乐见的猎物状态。

1900年《泰晤士报》甚至露骨宣称：“维持中国的‘现状’最符合文明世界的利益。”（1900年7月16日社论）历史无言，却蕴藏深刻逻辑。

西方某些势力对“清朝路径”的潜在偏好，本质上是对一个“强大、开放、难以掌控的中国之本能忌惮”。

这面历史的镜子警示我们：

封闭自守只会招致宰割，唯有坚持独立自主的开放之路，在平等基础上参与世界，方能真正掌握自身命运。

今日中国复兴之路，正是对历史教训最深刻的领悟与超越——大国崛起，岂容他人预设轨道？

来源：南北镇抚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