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上周，以色列反对派领导人雅伊尔·戈兰在接受以色列公共广播电台采访时表示：“一个理性的国家不会对平民发动战争，不会以杀害婴儿为乐，也不会试图驱逐一个民族。”该言论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
活动人士在耶路撒冷市中心抗议加沙战争及人道主义危机
上周，以色列反对派领导人雅伊尔·戈兰在接受以色列公共广播电台采访时表示：“一个理性的国家不会对平民发动战争，不会以杀害婴儿为乐，也不会试图驱逐一个民族。”该言论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
尽管这是一次罕见的内部谴责，但对以色列在加沙涉嫌战争罪的指控，早已不再是激进言论。以色列军方本身也在接受《哈马科姆》采访时承认，在停火协议破裂后的头两个月内，加沙地区82%的死者为平民。阿尔-纳贾尔家族的九名儿童，以及在加沙法赫米·阿尔·贾尔贾维学校遭空袭中被活活烧死的平民，成为这一惨烈现实的最新血证。
然而，仅几日后，戈兰在第12频道《与媒体见面》节目中改口称：“以色列在加沙并未犯下战争罪行”，“也不会为了娱乐而杀害婴儿”。
戈兰立场的转变，或可归因于选举考量。据《国土报》民调显示，其所属民主党在公共广播电台采访后，议会支持率从16席跌至12席。然而，Channel 12的后续民调则表明，5%的受访者因其言论拒绝投票支持，7%则因其言论转而支持他。近月来，戈兰因敢于直面内塔尼亚胡政府而受益，在反政府抗议中的影响力不断上升。从这一角度看，此番争议只会进一步强化他作为反对派象征的地位。
即使是《马里夫报》——在其“杀婴”争议言论后仍预测民主党可获12席——的民调结果亦显示出一个惊人的事实：在当下政治氛围中，指责以色列故意杀害加沙儿童被视为禁忌。然而，最新民调显示，82%的以色列犹太人支持大规模驱逐，47%甚至支持对被征服城市实施类似《圣经》中的屠杀。即便如此，仍有逾10%的犹太以色列人支持谴责这些行为的政治人物——而这是在戈兰改口之前。
2025年5月29日，雅伊尔·戈兰出席在特拉维夫拉宾广场举行的反加沙战争集会
若将以色列的巴勒斯坦公民考虑在内——这些人无需戈兰来描绘他们每日所见——则超过20%的以色列人口认为其国家在加沙犯下战争罪行。若果真如此，我们理应从每五位评论员、分析师和专家中听到一种声音，然而现实是，在以色列媒体公开表达此类批评的声音少之又少，百人中难觅其一。
这种沉默并非新现象。早在2023年10月7日之前，质疑以色列军事道义的声音便属政治禁忌；袭击事件发生后，更显不可想象。然而，近几周，尤其在以色列于3月初单方面打破停火协议之后，对加沙战争罪的认知已不再局限于激进左翼与巴勒斯坦社群，而开始进入更广泛的主流舆论空间。
前总参谋长莫舍·亚阿隆近日公开表示，以色列“派遣士兵在加沙犯下战争罪行”；前总理埃胡德·奥尔默特亦称，以色列“不再与哈马斯作战”，并谴责以饥饿为武器的做法构成战争罪。此外，示威规模持续扩大，抗议者手举遇害巴勒斯坦儿童的照片，前法官及高级官员签署请愿书，强调“拒绝明显非法命令的责任”。
因此，尽管戈兰态度的逆转令人失望，尤其对于其自诩为“内塔尼亚胡原则性替代者”的人而言，其个人立场的变化远不及其所揭示的政治格局转变来得重要。主流话语的排除，并不意味着异议声音的不存在或不增长，而只是揭示了以色列媒体和政治建制的怯懦与道德沦丧。
早在3月以色列单方面撕毁停火协议之前，中间派阵营内部已现裂痕。这一群体曾因反对司法改革而走上街头，却在10月7日袭击后纷纷响应征召，参与预备役，无论是出于“摧毁哈马斯”的信念，还是出于公民责任感。作为中间派舆论的风向标，亚阿隆早在2024年12月就已将加沙的毁灭描述为“种族清洗”，其言论对包括戈兰在内的主流政治人物产生深远影响。
2024年4月6日，莫舍·亚阿隆出席在特拉维夫举行的抗议内塔尼亚胡及其政府的示威活动。
当以色列政府破坏一项全面人质交换协议、意图延长战争之时，这些裂缝迅速演变为深刻的分裂。加沙地带的严酷现实由此逐渐浮出水面。
尽管舆论普遍支持为释放人质而结束战争，以色列却再次发起军事攻势，这不仅揭示了政府与军方言辞的空洞，也进一步暴露了其行动重平民、轻人质的战略导向。加沙城市空间遭到系统性摧毁，这一事实至今仍未获得应有的公众关注。
以色列在加沙实施的饥饿政策对舆论走向亦产生重大影响。尽管3月初暂停所有人道主义援助时，国内鲜有反对声，甚至在《与媒体见面》中，第12频道主持人阿米特·塞加尔还曾提醒戈兰，他在战争初期支持此政策，但近期大量流出的画面——骨瘦如柴的婴儿、抢劫救援物资的民众——正在动摇社会的冷漠基础。
这一转变主要通过国际媒体持续揭示加沙人道危机而发生，但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以色列媒体，如今也愈发频繁播放相关画面，虽多以“国际社会如何看待我们”为视角。
以色列军队在中间派民众中的信誉亦受到重创。历来，军队凭借“安全”之名，赋予其政治性极强的行动以合法性——无论是扩大定居点，还是应对巴勒斯坦问题时对军事手段的依赖。然而，在加沙进行的大规模驱逐、制造饥荒及对基础设施的系统性破坏，已无法以任何安全理由为之辩护。特拉维夫中间派抗议者中流传的评价——“军队已经崩溃，犹如本-古里安执政时期的警察”——即是明证。
对温和派而言，新任总参谋长埃亚尔·扎米尔的任期伊始便困难重重。他首先解除了前以军发言人、深得中间派信任的丹尼尔·哈加里的职务，随后又未能与内塔尼亚胡及极右翼部长斯莫特里奇保持距离，进一步强化了其政治附庸的形象。内塔尼亚胡公开将战争目标定义为“对加沙人口的种族清洗”（并包装为“落实特朗普计划”），而军方竭力将其重塑为“安全措施”的做法则愈发显得无力。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华盛顿会见以色列总理本杰明·内塔尼亚胡。（莉莉·阿加米/Flash90）
军队信誉的流失及高层对此的明显忧虑，在战争记者罗恩·本·伊沙伊为Ynet撰写的一篇文章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文章引述“以色列国防军高层”称，公众对军队“既能击败哈马斯，又能解救人质”的能力愈加怀疑。一位“高级军事官员”强调：“我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并已有迹象显示正在奏效。”
然而，公众反应异常激烈。该文刊登于主流平台Ynet（而非《国土报》或《地方呼声》等左翼媒体），却引发157条评论，几乎一致以讽刺语气回应。典型评论写道：“当IDF将领说‘我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时，我们的回应是：我们既不相信，也不信任你们。”
参谋长扎米尔显然意识到军方与亚阿隆、戈兰等人物间裂痕可能带来的持久影响。尽管宗教锡安主义在军中影响力上升，军方依然根本上倚赖一个“爱国核心”——这一群体既是预备役主力，又主导卡普兰广场的抗议运动，承担战斗、指挥与技术岗位。
扎米尔力图抗衡政治干预，无论是突然解除内塔尼亚胡亲信、Shin Bet负责人戴维·齐尼的军事职务，还是公开反对齐尼的“永久战争”言论，皆反映出其对当前危机的警觉。但这些措施微弱不足，恐难以重建军队在核心支持群体中破裂的信誉。
来自激进左翼的策略——如展示以军杀害儿童的画面、在边境设围栏举行反战示威——无疑有助于打破冷漠，推动舆论转变。
但如今，“战争罪”话题早已超出激进圈层。上周在特拉维夫拉宾广场举行的“结束疯狂”集会中，此议题成为核心：亚阿隆将杀婴行为指为“政府政策”，抗议领袖阿米·德罗尔则表示：“一个大屠杀幸存者建立的国家，不能让婴儿挨饿。”现场数千名观众，其构成与传统温和左翼类似，对这些曾被视为越界的言论报以热烈掌声。
然而，公众对以色列在加沙战争罪行日益觉醒的事实，并不足以终止战争。结束战争需要多重力量协同作用：特朗普寻求与海湾国家达成有利协议的动机；欧洲国家因难以置信的人道灾难施加的外交压力；以色列军中不断扩大的拒服潮（尽管目前尚无确切数据）；围绕Shin Bet人事任命的宪政危机；战争引发的经济压力；以及其他政治因素。
尽管如此，在媒体与政治沉默的大背景下，这种觉醒本身即具有深远意义。它可能重塑当前政治话语，迫使戈兰等人物打破沉默，并在关于加沙“战后”局势的辩论中扮演关键角色。对于这片土地的未来而言，这场清算至关重要。
来源：日新说Coperniciu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