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来，埃隆·马斯克的思维轨迹发生了显著变化，呈现出两个维度的延展：一是横向的政治转向，二是纵向的认知跃迁。从政治立场来看，他已由一位支持巴拉克·奥巴马的温和派企业中心主义者，转变为极右翼的唐纳德·特朗普支持者；后者曾担任白宫顾问，其争议性的任期于上周三宣告结
他的化学情缘：对于埃隆·马斯克而言，药物滥用与其激进的种族主义思想交织互补
近年来，埃隆·马斯克的思维轨迹发生了显著变化，呈现出两个维度的延展：一是横向的政治转向，二是纵向的认知跃迁。从政治立场来看，他已由一位支持巴拉克·奥巴马的温和派企业中心主义者，转变为极右翼的唐纳德·特朗普支持者；后者曾担任白宫顾问，其争议性的任期于上周三宣告结束。
从认知状态观察，马斯克由一位夸张但尚属现实的理想主义者，逐步演变为一个似乎处于持续兴奋状态的个体。此类比对这位SpaceX与Starlink缔造者而言或许略显陈旧，更贴切的描绘是：他宛如一颗运行于电离层的卫星，时而脱离地球引力，径直冲向太阳系边缘。
马斯克使用氯胺酮及其他致幻物质早已众所周知。如笔者在3月所述，马斯克“使用（甚至滥用）非法药物——包括LSD、可卡因、摇头丸、致幻蘑菇及氯胺酮——已为《华尔街日报》等权威媒体广泛报道”。《纽约时报》上周五发布的一篇详尽调查指出，马斯克的药物使用远超此前披露的程度，其剂量之高、频率之密集，令人瞠目：
马斯克的药物摄入远非偶尔为之。他曾自述服用大量氯胺酮（这是一种强效麻醉剂），已对其膀胱功能造成影响，这是长期使用该药物的公认副作用。他也曾服用摇头丸和致幻蘑菇。据一张药盒照片及目击者描述，他随身携带的每日药盒内含约20颗药片，其中部分标识为阿得拉（Adderall，一种兴奋剂）。
该报道主要聚焦于上次总统大选前的几个月，然文中未见其近期减少用药的迹象。《纽约时报》特别强调马斯克行为日益“反复无常”，并将此与其复杂的私人生活和用药行为关联起来。此种“反复无常”表现在多个方面，包括其曾在特朗普就职典礼上行纳粹礼。
在其推崇“生育主义”理念背景下，马斯克主张“智力优越者应多育后代”，目前已知与多名女性育有14名子女，相关的监护权争议不断。有报道称，其子女数可能远超此数，因仍有众多后代未向公众公开。
阿什利·圣克莱尔于今年2月诞下一名马斯克之子。据其称，马斯克曾表示愿意“向任何渴望育儿者提供精子”。马斯克种种怪诞言行，或许源自其非典型人格，其中不乏酗酒与药物滥用的极端表现。但将其视为一位孤立的怪人，或将其行为与更广泛的政治氛围割裂开来，显然是错误的。
马斯克对意识改变物质的执迷与其对极右翼思想的日益推崇，实则互为因果、相互激发。2024年4月28日，“迷幻挑战计划”负责人朱尔斯·埃文斯在《纽约时报》撰文指出：“曾经由左翼主导的迷幻药运动，如今已与特朗普政府紧密勾连。”
他列举的例证发人深省：如硅谷的特朗普支持者彼得·蒂尔正投资于迷幻药物产业，而现任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长、据称在哈佛大学本科期间曾贩毒的罗伯特·F·肯尼迪 Jr.，则积极倡导将迷幻药物用于创伤治疗。
然而，埃文斯所构建的历史叙述——即迷幻药运动从左翼乌托邦工具变为右翼权力手段——过于简化。事实上，意识改变药物自始便为工具，在历史长河中被不同政治光谱的群体广泛利用。
19世纪初期，英国最知名的药物使用者包括萨缪尔·泰勒·柯勒律治与托马斯·德·昆西，他们均属激进保守派，强烈反对雅各宾主义与民主化进程。这些沉溺于鸦片幻象的文学巨匠，通过哥特式意象充盈的散文作品，表达出对现代性的深度怀疑乃至反动式鄙夷。
在《Blitzed：Drugs in Nazi Germany》（2015年）一书中，历史学家诺曼·奥勒揭示，纳粹政权对甲基苯丙胺（俗称冰毒）有着极大依赖。这种当时合法的药物，曾是纳粹战争机器的重要动力来源，广泛用于士兵中以抑制恐惧、减少睡眠需求。
在更贴近美国本土的语境中，自由主义者长期以来对毒品文化持宽容甚至欣赏态度。正如布莱恩·多赫蒂在其著作《资本主义的激进分子》（2007年）所述，20世纪50年代，一批与经济教育基金会有关联的激进自由主义商人，成为LSD（当时尚属合法）实验性使用的先驱。
这一群体成员包括曾任赫伯特·胡佛总统助理、南加州爱迪生公司副总裁的威廉·C·穆伦多尔，以及律师詹姆斯·英格布雷森等人。50年代初，他们在“新时代运动”导师杰拉尔德·赫德的影响下，投身致幻药物实验——赫德亦是W.H.奥登、奥尔德斯·赫胥黎等文化名人的精神导师。
这些原本致力于反对工会、废除罗斯福新政的企业精英，因感受到社会保障制度及工会力量所带来的结构性约束，转而寻求致幻药所带来的意识逃逸路径。
如多赫蒂所言，在赫德对“心智扩张”的礼赞下，这批资产阶级工业家和专业人士早于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的大众迷幻浪潮，率先启动了第一波探索之旅。
诚如其言，富人往往将世界视作一处私有乐园——在其中冒险可控，风险可承受，但收获却不与普通大众共享。正如萨姆·塔内豪斯在其《威廉·F·巴克利 Jr.》传记中所述，20世纪60年代末，巴克利与《国家评论》编辑詹姆斯·伯纳姆——二人皆为坚定的精英主义者——亦曾尝试使用LSD。
旧金山在20世纪60年代不仅是反文化运动的发源地，也成为新兴科技产业的温床。1961年，工程师迈伦·J·斯托拉罗夫在门洛帕克创办“国际高级研究基金会”，致力于推动迷幻药物作为创造力工具的研究与应用。
正如马尔科姆·哈里斯在其2023年出版的《帕洛阿尔托》一书中指出，“从一开始，LSD便被推销给旧金山湾区的知识劳动者，作为提升工作效率的手段。”哈里斯进一步观察到，这一传统在当下“微剂量服用”LSD的热潮中得到延续，该趋势在硅谷科技圈尤为盛行，即通过摄取极少量LSD以优化认知表现。
正是这一硅谷中通过药物增强精神状态的传统文化，对马斯克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与此并行不悖的，是环绕唐纳德·特朗普（其本人虽反对酒精与毒品使用）而形成的享乐主义氛围。《滚石》杂志2024年报道指出，特朗普第一任期的白宫“充斥着兴奋剂与镇静药”。
在右翼阵营中，氯胺酮等药物不仅被视为获取竞争优势的功利工具，更与一种深层次的种姓优越意识形态紧密相连。马斯克具备强烈的救世主情结，自视为“多行星生命”和“宇宙意识之光”的承载者与传播者。换言之，他将自己定位为尼采笔下的“超人”，一个凌驾于世俗规范之上的存在。但即便“超人”亦需外在助力激发潜能。
在漫画作品中，此类超能力往往通过放射性物质引发；在现实中，则可能依赖表现增强类药物。马斯克本人亦是弗兰克·赫伯特科幻巨著《沙丘》的忠实读者，该作描绘了一种通过药物与基因工程造就“超人”的未来图景。遗憾的是，马斯克忽略了赫伯特小说的本质是一种对法西斯主义计划的深刻批判。
对于任何毒品使用者而言，真正的危险并非仅在于过量摄取，而在于将多种强效药物与意识形态混合，形成高度危险的“精神鸡尾酒”。在马斯克的案例中，他不仅混用多种意识改变物质，更将极右翼思想注入其中，构成一种毒性更甚的精神组合。
心理分析期刊《Parapraxis》刊载了加州大学博士后研究员泰娅·马斯·麦道格尔的相关研究。她指出，将氯胺酮与精英主义意识形态相结合，正是当代最危险的文化征象之一。氯胺酮堪称“我们时代的毒品”，如同60年代的大麻与LSD、70年代的可卡因，在各自时代所具有的象征性。
麦道格尔进一步分析马斯克的硅谷同僚马克·安德森于2023年发表的《技术乐观主义宣言》一文，指出其中“成为技术超人”一章尤具代表性。安德森（本人戒酒多年）写道：“我们不是在雷电面前颤抖的原始人。我们是顶级掠食者；雷电为我所用。”在麦道格尔看来，氯胺酮正是马斯克眼中的“雷电”——令其蜕变为掠食者，以主宰那些尚未准备好迎接“超人时代”的“原始人”。考虑到马斯克对种族主义观点的认同——尤其是其散布“白人灭绝”阴谋论——此处“原始人”明显暗指传统上被边缘化的族群。
麦道格尔总结道：
当那些掌控技术与金融中枢的人群将氯胺酮用于治疗、娱乐乃至更广泛用途时，其行为亦投射出马斯克个人经济风险偏好日益极端化的趋势——如为收购推特而大举举债。
这种偏好也反映出技术乐观主义者为达成“顶级掠食者”地位而愿意承担极高杠杆的普遍心态。透过氯胺酮这面棱镜，我们得以窥见“无边界白人心理”的潜在危险——一种围绕技术统治的幻想，及其信徒们愿为之付出的极端代价，而马斯克即是其中最鲜明的体现。
麦道格尔将自身氯胺酮使用经验与理论分析结合，深刻揭示马斯克如何在药物作用下加剧其对意识形态幻想的沉迷，进而展现出日趋偏执与对现实证据的排斥。
马斯克成为新一轮迷幻药革命的扭曲象征，令人遗憾。正如朱尔斯·埃文斯所言，这背后是一个关于阶级的故事：
许多百万富翁与亿万富翁在迷幻药物中寻得意义、疗愈与快乐，继而希望将其推广至大众（可参考美国大多数显赫家族——盖蒂、洛克菲勒、梅隆、科赫、赫斯特——均有成员捐资支持迷幻药研究）。这些人往往将安全担忧视为耸人听闻或毒品战争的产物，但其庞大资源使其得以接受数月治疗、在不良反应后充分修复。而绝大多数美国人并不拥有此等条件。
埃文斯据此呼吁建立“更完备的迷幻药公共安全机制”。氯胺酮、致幻蘑菇与LSD确实具有拓展人类经验的潜力，价值不可否认，但亦不应成为极权幻想的专属工具。至于马斯克，其亟待戒除的不仅是化学物质，更是其关于“种族超人”的病态幻觉。
作者：杰特·希尔（Jeet Heer）是《国家》杂志国家事务记者，主持该刊播客《怪兽时代》，并撰写月度专栏《病态症状》。著有《爱上艺术：弗朗索瓦·穆利与阿特·斯皮格曼的漫画冒险》（2013年）及《甜蜜的淫荡：评论、散文与人物特写》（2014年）。其作品亦见于《纽约客》《巴黎评论》《弗吉尼亚季刊评论》《美国展望》《卫报》《新共和国》《波士顿环球报》等。
来源：日新说Copernicium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