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江西省抚河上游，有一座曾因夏布产业闻名中外的县城——宜黄。这里东接南城、南丰，南连宁都，西临乐安、崇仁，北靠临川，青山环抱，水网密布，清末民初时曾是江南苎麻纺织业的璀璨明珠。其夏布漂白工艺冠绝江西，雪白的布料经抚河入赣江，沿长江远销至日本、朝鲜及南洋诸国，码

在江西省抚河上游，有一座曾因夏布产业闻名中外的县城——宜黄。这里东接南城、南丰，南连宁都，西临乐安、崇仁，北靠临川，青山环抱，水网密布，清末民初时曾是江南苎麻纺织业的璀璨明珠。其夏布漂白工艺冠绝江西，雪白的布料经抚河入赣江，沿长江远销至日本、朝鲜及南洋诸国，码头上商船云集的盛景，曾是这座内陆小城与世界对话的骄傲。然而，1942年盛夏的浓烟与血腥，却将这份千年文脉浸染上无法褪去的血色。

1942年，侵华日军为摧毁浙赣铁路沿线的中美空军基地，发动“浙赣会战”。5月31日，南昌日军指挥官今井武夫率部南下，其机械化部队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分两路扑向临川。据《新民报》1942年11月25日记载，日军以“铁壁合围”之势推进，6月6日临川沦陷当日，守城部队未作有效抵抗即撤退，致使这座赣东重镇一日失守。日军稍作休整便兵分三路：东路直逼南城，中路经荣山、龙骨渡直取宜黄，西路绕道崇仁形成合围——这座以“宜于黄族”得名的小城，即将迎来近代史上最黑暗的时刻。

此时的宜黄仍沉浸在农耕文明的节奏中。据《宜黄文史资料》第3辑记载，县城四条主街密布着夏布商号、米行与药铺，城北通济桥下，洗衣妇的捣衣声与货郎的叫卖声此起彼伏。没人料到，6月6日清晨，6架日军飞机突然掠过梅坊上空，10分钟的轰炸扫射便夺去40余条生命。这仅是 prelude（前奏），6月8日正午，15架日机组成的编队如黑云压城，在县城上空投下百余枚炸弹。幸存者黄昆在《丙寅“六八”追记》中回忆：“飞机声像磨盘碾过头顶，炸弹炸开时，墙砖碎屑混着杂物砸在身上，整条街的人都在混乱中奔逃。”当日，凤凰山、龙泉寺等制高点被日军控制，300余名逃亡百姓倒在城北开阔地，宜黄县城在血色残阳中沦陷。

日军进城后，一场有组织的屠杀与劫掠旋即开始。与常规战争不同，这支军队的目标不仅是军事占领，更是对平民社会的系统性摧毁。在城北民居，50岁的家魁娘目睹儿子被刺死后， 她自己遭日军施暴后被残忍杀害；新婚少妇李引红被拖至街头残害致死，尸体被抛入粪坑；盲人邓端英被捆住手脚投入抚河，听着岸上日军的狂笑溺亡。更令人痛心的是对女性的虐杀：江西省葆灵女中30余名迁移学生遭拦截，3人在北关口被侵害后，日军用竹竿施暴并曝尸示众；8名少女被剥光衣物绑在龙泉寺石柱上，遭毒打致死前受尽折磨。这些暴行被记录在《日寇在通济桥上的暴行》等多篇文史资料中，施暴者甚至用相机拍摄“战利品”，其行径令人发指。

屠杀之外，是对城市文明的蓄意毁灭。日军以“清剿抵抗分子”为名，挨家挨户搜捕青壮年，将他们捆绑至通济桥上，以刺刀“试斩”取乐。据73岁目击者吴荣儿回忆，6月9日当天，47名男子被残忍杀害，头颅被悬挂在城门示众。与此同时，纵火队开始行动：他们使用喷火枪与“煤球式易燃片”，在务前街、横街等商业街区逐屋点火。这种由日本陆军研发的纵火剂遇火即爆，《宜黄县抗日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统计表》显示，四天内县城四条主街90%建筑被焚毁，千年古城化为瓦砾场。6月30日的第二次纵火更将城南居民区夷为平地，幸存者陈利生在《虎口余生》中描述：“浓烟把天都染黑了，躲在防空洞里能听见墙里的木料噼啪爆响，还有人在火中呼救，渐渐没了声息。”

面对日军暴行，本应守护百姓的军队表现如何？史料记载令人齿冷：当6月8日日机轰炸时，驻防宜黄的部队竟“因军备不足”放弃抵抗，师长率部向乐安方向撤退；6月29日日军第二次进犯时，县城内仅存的保安团未发一枪即溃散。这种怯懦直接导致屠杀规模扩大——据《宜黄文史资料》统计，两次入侵期间，日军在宜黄实施大小屠杀17次，其中10次发生在守军撤离后的“无抵抗时段”。更讽刺的是，当百姓在火海中挣扎时，国民党江西省政府竟在《前线日报》发表“宜黄防务固若金汤”的虚假新闻，直至半个月后才“追认”部分死难者为“抗战烈士”。

这种体制性的溃败，与日军的精密部署形成残酷对比。今井武夫在其回忆录中毫不掩饰地称，进攻宜黄是“为摧毁民众的抗战意志”，其部队配备了专门的心理战部队与纵火部门，每一步暴行都经过策划。而国民政府既无防空预警体系，亦无巷战准备，甚至在战后统计时，对809名死者中73%的身份认定模糊不清——这个曾经以“夏布之乡”自豪的县城，在权力的漠视中成为被遗忘的屠场。

1945年抗战胜利后，宜黄县善后委员会统计：全县人口较战前减少18%，其中直接死于日军暴行的达968人（含809名死者），4条主街327家商铺仅存19家，夏布产业彻底崩溃。那些被烧毁的商号废墟中，散落着未及销毁的订单——泛黄的纸上，“东京株式会社”的印章与“宜黄县商会”的朱批静静对峙，成为殖民暴力与商业文明碰撞的残酷注脚。

更令人痛心的是创伤的代际传递：幸存者吴剑英目睹父母被杀后精神失常，其孙辈至今仍受噩梦困扰；通济桥下的抚河河段，因当年沉尸过多，数十年间仍被当地人称为“鬼门关”。这些个体记忆汇聚成民族记忆的伤痕，却在战后长期被某些势力刻意淡化——直到1991年《宜黄文史资料》第3辑出版，30余位幸存者的血泪控诉才首次公开。

站在21世纪的宜黄县城，通济桥遗址已被辟为抗战纪念广场。碑文上“1942年6月8日”的刻痕深及石骨，与不远处的夏布博物馆形成刺痛的对比：一边是机杼声里的千年技艺，一边是弹痕中的民族苦难。每年清明，当地中小学都会在此举行公祭，学生们诵读的《宜黄惨案祭文》中，有这样的句子：“当我们触摸雪白的夏布时，须记得这经纬之间，曾浸透同胞的血与泪。”

这段历史是一面镜子，照见侵略者的残暴，照见旧政权的腐朽，更照见文明在暴力面前的脆弱。它提醒我们：和平不是天赐的礼物，而是需要用理性、勇气与团结去守护的易碎品。当某些势力试图美化侵略、篡改历史时，宜黄的断壁残垣与幸存者的斑斑白发，就是最有力的控诉——它们沉默却坚定地告诉世界：忘记历史意味着二次伤害，而正视真相，才是走向正义的第一步。

主要参考资料：

1.《宜黄县抗日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统计表》。

2.《日军侵略宣黄等地》,《新民报》1942年11月25日。

3．曾翔：《宜黄县城沦陷记》，政协江西省宣黄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 会编：（宜黄文史资料》第3辑，1991年印行。

4．吴秉权：《日寇入侵棠阴前后》，政协江西省宣黄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 委员会编：《宜黄文史资料》第3辑，1991年印行。

来源：史韵烽火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