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5月17日，“新文化”与“新文学”的多元创生：纪念《新青年》创刊11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杭州之江饭店举办。会议系2025年度浙江省社会科学界学术年会系列活动之一，由浙江大学文学院、浙江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主办，浙江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所承办。来自北京大学

5月17日，“新文化”与“新文学”的多元创生：纪念《新青年》创刊11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杭州之江饭店举办。会议系2025年度浙江省社会科学界学术年会系列活动之一，由浙江大学文学院、浙江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主办，浙江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所承办。来自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浙江师范大学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60余位专家学者参会。浙江省社科联党组成员、副主席徐健，浙江大学文学院副院长何诗海教授，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王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北京师范大学刘勇教授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由浙江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浙江师范大学高玉教授主持。

开幕式上，徐健副主席向莅临大会的学者表示热烈欢迎。他指出，浙江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自2001年成立以来，开展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积极推动学者之间交流互动，有力引领了本省现代文学研究的发展。研究会既格外关注浙江地域文化与新文学的关系，又密切关注全球化、科技发展对新文学的影响，从而将地域性与世界性融为一体，开创出立足浙江、面向全国、对话国际的学术格局，为繁荣发展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做出积极贡献。徐健副主席表示，1915年《新青年》创刊，以德先生和赛先生为旗，极大推动了思想启蒙运动与文学革命的展开，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因此，其创刊值得隆重纪念。返顾“新文化”与“新文学”，发掘并还原其历史丰富性，不仅有助于继承优秀文化遗产，也有助于推动我们更加科学辩证地认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

浙江大学文学院副院长何诗海教授在致辞中指出，浙江在新文化运动的多元展开过程中，始终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浙江不仅是《新青年》早期作者的主要来源地之一，更孕育了鲁迅、茅盾、郁达夫等一批重要文学家与思想家。浙江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所，作为浙江人文学术传统的承续者，始终致力于推进学科的历史建构与理论创新。在吕漠野、张仲浦、郑择魁、陈坚、张颂南、吴秀明等几代学人的共同努力下，研究所的学术板块不断拓展，构建起了特色鲜明、内容多元、视野复合的研究体系。

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王军在致辞中认为，新文化与新文学由多元力量碰撞产生，绝非单一叙事能够涵盖，而具有丰富多元的图景，相关研究应以更开放的视野看待历史，赓续文脉。他还介绍了中国现代文学馆在整理保护新文化运动文献方面的成果。该馆通过探索数字化手段、建立文献数据库、举办专题展览、馆校合作等形式，为学者研究提供坚实的文献支撑。这些珍贵文献不仅是新文化历史的永恒见证，更为学界重新审视新文化与新文学的生成机制提供了一手资料。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刘勇教授强调，纪念《新青年》，本质上就是在叩问现代文学研究的基础与方向。《新青年》开启了新文学最早的文体实验、形式创新、理论创新，也打开了古今对话、中西互通的桥梁，更建构了文学与社会、历史、哲学、经济、政治之间的互动空间。对于《新青年》，学界不仅需要以其为起点，探寻新文学发生的历史真实，更需要以其为原点，重新校准文学与文化研究的目光。

大会主题报告环节，与会学者从不同视角出发，共同深入剖析了“新文化”与“新文学”的复杂肌理，兼具问题意识、理论视野与史料方法，体现了研究的纵深感与丰富性。第一场大会报告由浙江大学盘剑教授主持。刘勇教授从“为什么是五四新文学而不是新文学五四”的问题出发，揭示了现代文学与政治启蒙的深刻关联，并以“一本杂志，一部历史”“一个姿态，一种策略”“一份传承，一股潮流”等关键词来呈现《新青年》建构新文学的方式，最终指出《新青年》的“新”是以传统文化为骨血、以异域文化为心智、以社会现实为根基的创造，这种创造，是文学革命中忧患意识与现代制度的熔铸，是一种文化交融、文化转义，更是一种文明互鉴。北京大学高远东教授指出，王富仁的学术脉络从鲁迅研究到“新国学”的提出，始终以坚守“五四新文化”为现代文学起点的立场为核心，而这一逻辑的根源需回溯至新文化运动的“主体论”问题。高远东提出，新文化运动虽以“人的发现”为共识，但胡适、陈独秀、周作人等领袖的主体论实则分别呈现出工具化、社会变革、个人本位的多元分歧。这种以个人为本位的“三位一体”结构，隐含了人与国家、社会关系的未解矛盾，至今仍影响着现代文学的发展路径。王军常务副馆长以新文化运动的“非中心人物”高语罕为中心，重新发掘其历史贡献，进一步论证了历史现场的复杂境况。王军指出高语罕作为《新青年》早期重要作者，在1915年即通过《青年与国家之前途》等文章作出历史性的发声，同时也通过出版《白话书信》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高语罕不仅培养出蒋光慈、阿英等革命文艺骨干，更在革命军队建设、白话文教育实践等方面创下丰厚的历史功绩，其活动及思想遗产值得进行重估。

杭州师范大学张直心教授以浙江一师为个案，揭示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激进主义之外的“清气”传统。张直心指出，朱自清、叶圣陶、丰子恺等形成的“清气”派与以匡互生、经亨颐为代表的“火气”派形成强烈张力，“清气”派通过退守日常生活、秉持和而不流的中正态度，建构了一种渐进式文化革新路径。对于新文化运动不同群体的独特个性，张直心以“火气”“清气”为喻，为理解新文化知识者的精神气质提供了新颖视角。华东师范大学文贵良教授立足于语言维度，对五四白话文提出新解，指出胡适等倡导的“现代书面白话”并非绝对排斥文言，而是主张以白话为主体，融合文言、外来语等多元要素，显示出丰富的容纳性特点。进而认为，在胡适等现代文人那里，“语体”与“文体”是可以互相分离的，并通过分析鲁迅旧体诗及陈光垚“俗体诗”等案例，论证了这一观点。文贵良对语言与文体之间关系的理解，反思了“文言”与“白话”的二元对立认知，为我们对文体的理解拓展了更广阔的空间。评议人杭州师范大学邵宁宁教授认为本场报告共同呈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多元创生性，以“去中心化”的视角，将五四新文化运动从单一的意识形态叙事中解放出来，还原其作为多元思想交锋场的本相。

第二场大会报告由浙江传媒学院朱文斌教授主持。北京大学王风教授对“新文学”的现代性进行了细致的发生学考察，指出其源于多重历史线索的汇流：一是价值观的根本转向，体现在今文经学复兴与进化论传播带来的“未来指向”思维；二是知识谱系的整体重构，表现为新式教育建立及西方“文学”观念引发的知识更迭；三是物质载体革命，表现为报刊出版使写作从确定性读者转向不确定读者；四是语言变革，体现为国语运动与文学革命合力促成白话文的雅化；五是伦理价值重建，表现为从陈独秀的国民塑造到周氏兄弟的家族伦理批判。王风将现代文学置于更广阔的社会文化转型背景下考察，揭示了其作为多重历史力量共同作用产物的本质特征，为理解新文学的现代转型提供了新的路径。文学研究除了关注历史的重要意义，亦需要直面当下文化转型的现实挑战。日本早稻田大学千野拓政教授通过分析《灌篮高手》《三体》等流行作品在东亚青年群体中的接受现象，指出传统纯文学的影响力确实在减弱，但青少年通过动漫、科幻等新型叙事形式保持着对文学性内容的强烈需求。《灌篮高手》展现的青春奋斗叙事，折射出当代青年在激烈社会竞争中的生存焦虑与精神寄托；而《三体》构建的宇宙社会学体系，则隐喻着全球化时代的文明竞争问题。这些作品之所以能引发跨文化共鸣，正在于其准确把握了当下时代人类共同面临的存在问题。该研究将大众文化现象纳入观察视野，对文学的当下现实处境做出了很好的反思。

在关于现代文学本质特征的探讨中，浙江财经大学周保欣教授论证了现代文学的三个认识论原则——“唯一性原则”强调起点事件需具有历史独特性；“不可逆原则”要求变革具有单向度特征；“系统性原则”则关注变革的全面性影响。基于此，周保欣强调了“世界的中国文学”这一概念，将中国进入现代世界体系视为现代文学的根本分水岭。周保欣还特别关注到现代文学中的“南北之争”，指出五四新文化运动表面上的中西古今之争，实质蕴含着南方自由精神对北方经学传统的革新。最后，周保欣强调了“国—民—人”这一重要概念的历史意义，指出深入探讨其内在逻辑关系，有利于更好地理解现代文学的思想脉络。浙江大学陈奇佳教授聚焦1927-1932年间夏衍的文艺理论活动，揭示了其具有调和特质的普罗文艺观。陈奇佳特别关注到夏衍文艺思想中多重话语的交织：革命文艺的政治诉求、普罗文学的阶级立场、大众文艺的形式探索以及人道主义的精神内核。这种多元特色，既使夏衍在革命文艺阵营中获得重要地位，也导致其后来屡受批判。夏衍的普罗文艺观既坚持文艺的革命性，又保持着对个人价值的关怀，这种张力，不仅揭示了“五四”对夏衍精神气质的深刻塑造，也体现了五四精神的内在复杂性。湖州师范学院余连祥教授通过钱玄同日记等一手史料，还原了《新青年》同人结构的历史形成过程。其中，余连祥特别揭示了钱玄同的重要历史贡献：其章门弟子身份为文学革命提供了学术合法性；频繁造访绍兴会馆促成周氏兄弟加入；担任实际编辑工作维系刊物运转。随着1920年《新青年》编辑部南迁上海，团体逐渐分裂，而钱玄同则通过参与白话国语运动，延续了新文化建设的实践。余连祥的研究既利于呈现钱玄同的文化实践，也为理解《新青年》的刊物属性的转型提供了新的观察视角。评议人温州大学孙良好教授认为，本场报告既有翔实的历史溯源，也有深切的未来关怀，在学术方法上，体现了宏观理论与微观实证的互补与结合，以此发掘历史对象的独特坐标，呈现新文化运动复杂的思想光谱。

第三场大会报告由陈奇佳教授主持。浙江工业大学张晓玥教授的报告围绕新文化运动的复杂性展开，认为新文化运动的“排他性”背后的深层动力是以个人主义为基点的自由意识，这种意识既催生了激烈的反传统姿态，又内在包含着多元共生的可能性，构成左翼文学等后续思潮的精神源头。张晓玥进而指出，孕育多元性的新文化传统，其部分元素在后世发展中却演变为排斥异质的单一化形式。该报告为理解文学史中的新文化运动提供了批判性视角。对于学界长期将“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混为一谈的做法，浙江省社会科学院项义华研究员在报告中认为其存在问题，指出前者是民族主义驱动的政治运动，后者是世界主义导向的思想运动，二者在性质与脉络上存在本质差异。将二者混淆，既遮蔽了各自的历史独特性，也模糊了现代中国政治变革与思想启蒙的双重轨迹。项义华的这一区分有助于更清晰地把握20世纪初历史运动的复杂面向。孙良好教授通过分析学衡派代表人物梅光迪、胡先骕和吴宓的批评文章，揭示其“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主张与新文化运动论战中的激进阵营存在矛盾，指出双方在文化本位、文学形式和变革方式上的根本分歧。孙良好强调，虽然历史最终选择新文化派，但当下需要超越非此即彼的历史成见，重新审视学衡派对白璧德新人文主义的吸纳及其对古典价值的重视，从而更客观地认识到两大文化派别各自的合理性与局限性。

朱文斌教授立足于跨文化语境，剖析了中国现代文学与东南亚华文文学的互动关系，指出五四新文学通过郁达夫等南下作家和华文报刊转载深刻影响了东南亚白话文学的兴起，其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思潮成为当地创作主流。朱文斌同时也揭示东南亚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反向影响，表现为艾芜《南行记》的独特南洋风情与张爱玲小说的离散经验。二者在跨语境的文学对话中，丰富了各自的文学题材与审美空间。朱文斌的关注揭示了现代文学在世界性传播中的多维文化表达。邵宁宁教授关注郭沫若的创作，指出其从《女神》到建国后颂歌的创作始终贯穿着“赋颂传统”的精神脉络。《女神》时期通过“凤凰涅槃”等意象构建民族精神的神性颂歌，40年代《雷电颂》延续了这种美学，至后期《新华颂》则将颂歌对象从抽象民族精神转向具体政治象征。邵宁宁认为，郭沫若的创作填补了新文学中“颂”维度的缺失，其演变轨迹体现了中国文学“赋颂传统”的现代转型，故而其文学意义值得重审。评议人浙江财经大学赵顺宏教授认为本场报告既有学术上的锐度，也有思想上的温度，能够在宏阔的学术视野中完成彼此间的学术对话，为会议深入阐发主题提供了很好的角度。

当日下午，会议开设了三个分会场。与会学者们就文人身份与彼此关系、作品重释与新论、文学报刊与出版、鲁迅研究、文体类型、地方路径、跨文化与跨媒介传播、“五四”的前史与后史等诸多话题展开热烈讨论，呈现出深刻的问题意识与宽阔的人文视野。

第一分会场的讨论聚焦思想史维度，诸位学者以扎实的史料为基础，对新文化运动的地方性进行了多角度的剖析。北京大学季剑青长聘副教授对南北政府差异的考察、浙江师范大学徐从辉教授对江南文化特质的挖掘、绍兴文理学院梁苍泱副教授对浙江教育实践的梳理，共同构建起一幅立体化的新文化运动地域图景，丰富了学界对“新文学”的地方性的认识。另一方面，该分会场也展现了鲜明的问题意识与方法创新：杭州师范大学刘杨副教授对新文化运动初期保守主义文化观念的重审、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同济大学钱虹教授对欧洲留学思潮的溯源、浙江省社会科学院郑绩研究员对郑芳的女性家庭写作的阐发、浙江农林大学关琳琳讲师对《新青年》话语模式的生成及表征的探讨、浙江师范大学刘世浩讲师对“新青年”“长尾效应”的梳理、北京师范大学高世蒙助理研究员对左翼文学与现代主义交汇点的关注、杭州师范大学吕彦霖讲师对40 年代后期“中间”知识分子的审美取向的把握，都体现出学者们自觉突破简单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努力，在史料爬梳与理论阐释之间保持了良好的张力。

第二分会场的报告主要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彼此形成丰富对话性的鲁迅研究：温州大学彭小燕教授对新世纪初“王得后鲁迅”的关注、绍兴文理学院古大勇教授对鲁迅与儒学关系的思考、浙江师范大学姚晓雷教授对鲁迅《伤势》的新解、浙江大学金进研究员对东南亚鲁迅研究的阐释、浙江师范大学黄江苏副教授对王方仁与鲁迅关系的考论，都从不同维度对鲁迅研究发表了新的见解，推进了鲁迅研究领域的相关进展。除此，是一批对现代作家作品的个案研究：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刘家思教授关注《寒夜》的叙事伦理、湖州学院赵倩老师研究前五四时期小说的创作特点、南通大学康烨老师对五四小说中的生存焦虑问题的阐释、浙江传媒学院高明副教授对许杰小说中的乡土变迁的探讨、浙江理工大学娄燕京讲师对《邪不压正》中的“算账”问题的发现、浙江传媒学院研究生吴荣对《水藻行》在日本的跨文化传播的梳理，都聚焦文本细读，表现出鲜明的问题意识，共同深化了我们对“新文学”传统及其流变的理解。

第三分会场的报告整体呈现出两个鲜明特点，一是主要集中在外部研究，关注期刊、文学传播与生产、文学社会学等论域；二是具有历史化的特点，致力于还原历史语境。浙江传媒学院赵思运教授对沈尹默新旧诗歌体式之嬗变的考察，揭示了政治文化对创作的影响；浙江传媒学院王莹讲师以“上海福州路”这一文化空间为切入点，通过图像技术与通俗期刊的互动，呈现现代都市文化的生成机制；南开大学邱雪松教授、浙江音乐学院张童副教授则分别从沈振黄的个案分析和《晨报》副刊的期刊研究，细致还原了后五四时代文学场域的复杂面貌。浙江理工大学曾小兰讲师对郭沫若革命身份转型的研究、浙江财经大学荆亚平教授对陈学昭早期文体的考证，展现出扎实的史料功夫，使研究具有坚实的实证基础。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傅祖栋教授对共产党员叙事的四种模式的系统梳理、杭州师范大学张惠苑副教授对1922-1927年文学批评的考察则以较好的理论阐释方式，深入探索了相关议题。

分会场汇报环节中，浙江大学百人计划研究员周旻、浙江传媒学院高明副教授、温州大学鲍良兵副教授分别对三个分会场的报告情况进行总结。周旻肯定了本组报告议题的价值及史料发掘的丰富性。高明认为本组报告的学术探索颇具深度，饱满地呈现了历史对象的复杂性。鲍良兵评价本组报告既有较好的跨学科视野，也有严谨的论证逻辑。

会议闭幕式由浙江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秘书长、浙江大学张广海副教授主持，浙江大学百人计划研究员邢程作学术总结。最后，由高玉教授致闭幕辞，向与会者和会务团队致谢。

本次会议以丰富的研究范式和宏观的人文视野，发掘了“新文化”与“新文学”的多元面向与复杂内涵，力图展开历史褶皱，恢复其纷繁原貌。在全球化与数字技术深刻改变文化生态的今天，会议探讨的议题也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会议对“文言与白话”“传统与现代”“本土与世界”等命题的反思、对大众文化现象的现实关注，都体现了学术研究回应时代命题的自觉意识，有助于为当下文化创新提供历史镜鉴、为当代人文社科研究提供了理论参照和方法启示。本次会议也充分展现了浙江省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学术影响力，通过聚焦浙江地域文化与新文学的互动关系，凸显了浙江在新文化运动中的特殊地位，呈现出鲜明地方性的学术风格。此次会议的成功举办，为推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在理论创新、史料挖掘、方法革新等方面的深入发展提供了持续动力。

来源：米西说剧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