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那是1993年的春天，我刚从纺织厂下班，肩上还背着印有＂工人先锋号＂的帆布包，两个姑娘突然拦住了我。

相亲路上的缘分

＂这位同志，请留步！＂

那是1993年的春天，我刚从纺织厂下班，肩上还背着印有＂工人先锋号＂的帆布包，两个姑娘突然拦住了我。

一个递过照片，一个塞给我梳子，说是什么＂缘分信物＂，然后笑着跑开了，留下我站在人来人往的马路边，一头雾水。

我叫周明亮，那年28岁，在市棉纺织厂当技术员，每月工资一百七十多块，在当地算是体面的收入。

父母年迈，催婚心切。每天早晨吃早饭，母亲都会把《工人日报》翻到最后一页，指着征婚栏目对我说：＂看看人家，多懂事，主动找对象。＂

我们住在纺织厂的家属大院，砖红色的五层楼房，一梯两户的标准户型。家家户户门前晾晒着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楼道里弥漫着酱香和葱花的气息。

大院里的张大妈是出了名的＂红娘＂，见我一直打光棍，主动找上门来，说是认识几个不错的姑娘，要给我介绍相亲。

＂老周家的儿子都奔三了，还打光棍，不像话啊！＂邻居们的议论声总在我耳边回响，就像收音机里永远播不完的《新闻联播》。

九十年代初的县城，像我这样的年龄还未婚，确实有些不合时宜。大院里同龄的小伙子早已成家立业，有的都已经抱上了二胎。

张大妈拍着胸脯保证：＂放心吧，大明，大妈给你找的都是好姑娘，端庄贤惠，跟你门当户对。＂

我有些哭笑不得，但看着父母期待的眼神，只好点头应下。在我们这一代人的字典里，尊重长辈的意见，是刻在骨子里的规矩。

第一次相亲是与信用社的李芳，父母对她评价极高，＂工作稳定，人勤快，关键是单位分房有希望＂。

我们在国营饭店见面，点了两个硬菜，一个红烧肉，一个糖醋里脊。那时候在饭店吃饭，是件郑重其事的大事。

李芳穿着深蓝色的确良连衣裙，脚上是一双黑色的布鞋，头发烫着当时流行的小卷，浓浓的八十年代末的风格。

见面那天，她全程盯着茶杯，说话不超过十句。我试图找些共同话题，问她喜欢什么电视剧，她只是轻声回答：＂《渴望》挺好看的。＂

饭后，我礼貌地送她到公交车站，她婉拒了我再次见面的建议，说是要回去问问父母的意见。

＂不合眼缘吧，＂母亲看到我独自回来，叹了口气，＂没事，咱再找。＂

第二次是与百货公司的王静，人如其名，安静又干练。她留着齐耳短发，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衣着考究，一看就是城里姑娘。

谈话中她总提起＂现在的住房条件＂和＂以后的生活安排＂，嘴上说着不在意物质，眼睛却不停地打量我的衣着和手表。

＂我是独生女，将来父母要跟我们住。＂她直截了当地说，＂你家有兄弟姐妹吗？＂

我如实相告，有个哥哥和一个妹妹，都已成家。

＂那你得赡养父母吧？＂她皱了皱眉。

这顿饭吃得索然无味，我心里清楚，即使勉强在一起，也不会幸福。

＂明亮，你这人就是太实诚，女方家都打听好了，你有工作，父母身体都好，没啥拖累的，你怎么就挑三拣四呢？＂母亲说这话时，眼里满是焦虑。

父亲坐在家里那台＂熊猫＂牌黑白电视机前，抽着＂大前门＂香烟，烟雾缭绕中他的脸庞模糊不清。

＂儿子有自己的想法，别催他。＂父亲难得开口，却被母亲瞪了一眼。

＂你倒是不急，老周头！人家李师傅的儿子都抱孙子了，咱们还在相亲！＂母亲越说越激动，＂再不找，好姑娘都让人挑走了！＂

这是我们家几乎每晚都会上演的一幕。母亲催婚，父亲劝和，我沉默。小区里的单身青年就那么几个，我的婚事成了大院里茶余饭后的谈资。

张大妈不死心，又给我介绍了第三位姑娘，秦小兰，县棉纺织厂的会计。

＂小兰姑娘家境普通，但人实在，从小就懂事，家里兄妹三个，她排行老大，特别孝顺。＂张大妈滔滔不绝地介绍着，好像在推销一件珍贵的商品。

就在我犹豫不决时，厂里派我去县城采购设备。那时候交通不便，我骑着厂里的＂永久＂自行车，走了大半天。

回程路上，天突然下起大雨，豆大的雨点打在脸上生疼。我躲进路边的小卖部避雨，里面已经挤了不少人，空气中弥漫着汗水和雨水混合的味道。

＂老板，来瓶汽水。＂我掏出五毛钱，想解解渴。

＂没汽水了，只有北冰洋橘子水。＂老板娘擦着手上的水，从冰柜里拿出一瓶橙色的饮料。

就在这时，我看见角落里站着一个熟悉的身影，正是秦小兰。她穿着一件浅蓝色的碎花布衣服，手里拿着一双凉鞋，似乎也是被雨困在这里。

＂周师傅？＂她认出了我，有些惊讶，＂你也来避雨啊？＂

我点点头，有些尴尬。上次相亲后，我没有给她回复，心里多少有些愧疚。

＂刚给妈妈买的。＂她晃了晃手中的凉鞋，是一双普通的黑色凉鞋，款式朴素，鞋底厚实，是我母亲那一辈人爱穿的样式。

不知为何，这个细节让我莫名感动。相比之下，前两次相亲对象精心打扮的形象突然变得虚假起来。

＂雨这么大，我送你回去吧。＂我脱口而出。

＂不用了，我带了伞。＂她笑了笑，露出小虎牙，＂倒是你没带伞，要不一起走？＂

一把伞下，我们沿着潮湿的街道慢慢走着。她个子不高，为了不让我淋雨，努力踮着脚尖举伞，我看在眼里，心里暖暖的。

＂上次相亲后，你怎么没回信啊？＂她突然问道，声音里没有埋怨，只是好奇。

＂我...我不知道该怎么回。＂我老老实实地回答。

＂哦，＂她笑了，＂你是不是嫌我工作不好？＂

她在县棉纺织厂做会计，这些年来，棉纺织厂的效益每况愈下，工资时常拖欠，厂里的职工都人心惶惶。

＂不是的，我没那么想。＂我连忙解释，＂我只是觉得...相亲这事儿挺奇怪的，第一次见面就得决定以后的人生。＂

＂是挺奇怪的。＂她赞同道，＂就像买布一样，看一眼就得决定要不要，也不知道结实不结实。＂

我被她的比喻逗笑了，第一次感到轻松。接下来的路上，我们聊了很多，从工厂的近况到家里的琐事，她的话不多，但每句都实在。

她说她在厂里做会计，对账目一丝不苟，同事们都叫她＂小算盘＂。每个月发工资时，她都会第一个算清楚每个人应得的数额，从不含糊。

＂其实我不太会算计人。＂她低声说，＂只是觉得每一分钱都来之不易，该省则省。＂

听她说话，我想起自己的母亲，也是这样勤俭持家的性格。母亲常说：＂省下一针一线，攒起来也是宝。＂

送她到家门口，我才发现她家住在城西的一片平房区，房子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建的职工宿舍，红砖灰瓦，门前种着几棵桑树。

＂谢谢你送我回来。＂她站在家门口，犹豫了一下，又说，＂有空可以来玩，我妈做的炸糕特别好吃。＂

回家后，我才从母亲口中得知，那两个送照片和梳子的姑娘，原来是秦小兰的好友，她们想用这种方式帮朋友制造缘分。

＂小兰姑娘人实在，就是有点害羞。＂母亲说，一边切着韭菜准备包饺子，＂听说她特别孝顺，每个月的工资大部分都贴补家用。她们那厂也快不行了，听说要下岗。＂

那段时间，国企改革风起云涌，不少工人面临下岗。电视里经常播报某某厂关闭，某某企业兼并的新闻。

我们厂也不例外，据说领导层已经在讨论＂减员增效＂的方案，车间里人心惶惶。

＂爸，你说我是不是该换个工作？＂我问道。

父亲正在修理一台坏掉的电风扇，头也不抬地回答：＂手艺在身上，饿不着。实在不行，咱出去单干。＂

父亲年轻时是厂里的钳工，手艺一绝，我从小跟他学，也略懂一二。

这天下班后，我骑车经过秦小兰家门口，犹豫了一下，还是停下来。她妈妈正在院子里洗衣服，见到我很热情：＂你就是明亮吧？小兰经常提起你呢！她去买菜了，你等等。＂

等待的时间里，我和她妈妈聊了很多。秦家是地道的工人家庭，小兰的父亲也在纺织厂工作，是个老师傅，但前年因病去世，留下母亲和三个孩子。

小兰作为长女，从小就担起家庭的重担，十几岁就开始做家务，照顾弟弟妹妹。

＂那孩子从小就懂事，家里困难的时候，她偷偷把自己的零花钱存起来，给弟弟妹妹买学习用品。＂秦妈说着，眼圈有些发红。

半小时后，秦小兰回来了，手里提着一兜蔬菜，看到我坐在院子里，惊讶得说不出话来。

＂我...我来看看你。＂我不善言辞，只能这么说。

她脸一下子红了，匆忙进屋放东西，又出来招呼我：＂吃过饭了吗？要不要留下来吃晚饭？＂

就这样，我开始频繁到秦家串门。她的妈妈是个热情开朗的人，总是变着花样做好吃的给我尝，她的弟弟妹妹也很可爱，上初中的弟弟总缠着我帮他修自行车，上小学的妹妹则喜欢听我讲厂里的趣事。

秦小兰在家里很少说话，但总是默默地照顾着每个人，给弟弟倒水，帮妹妹梳头，为妈妈捶背。那段时间，我逐渐明白了她的＂实在＂不是简单的性格特点，而是一种责任和担当。

一次，我们一起去看露天电影，放映的是《红高粱》，夏夜的风带着槐花的香气，我们坐在草地上，她安静地看着银幕，脸上的表情随着剧情变化。

＂你说，人这辈子，图什么呢？＂她突然问我。

我愣住了，不知如何回答。

＂我觉得，能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平平安安地过日子，就挺好的。＂她继续说，＂不求大富大贵，但求心安理得。＂

我看着她的侧脸，月光下格外清秀，心里突然明白了什么。那两个姑娘送的照片和梳子，我一直珍藏在抽屉里，没有勇气扔掉，也没有勇气再次面对。

＂小兰，我想跟你说个事。＂我鼓起勇气。

＂嗯？＂她转过头看我。

＂那两个送我照片和梳子的姑娘，真的是你的朋友吗？＂

她愣了一下，然后笑了：＂张阿姨没告诉你啊？那是我表姐和她同学，她们觉得我太内向，想帮我一把。＂

＂所以那些东西...＂

＂照片是我的，梳子是表姐的主意，说是什么＇月老牵线＇。＂她有些不好意思，＂你该不会真信了吧？＂

我哑口无言，原来是这样。

＂要不...我把照片还给你？＂我试探着问。

＂不用了，＂她轻声说，＂反正照片上的人，现在就在你面前呢。＂

那段时间，我开始明白秦小兰的节俭不是小气，而是对未来的担忧和对家人的责任。

我们厂的形势越来越严峻，几个车间已经开始轮休，变相减少工资。秦小兰那边更不乐观，厂长在全厂大会上宣布，如果业绩不好转，可能面临整体改制。

＂明亮，相亲这事，你看着办吧。＂父亲罕见地表态，＂只要你觉得合适。＂

母亲最近不再唠叨我的婚事，似乎默认了我和小兰的关系。

一天，厂里发了拖欠已久的奖金，我想起了那双朴素的凉鞋，想起那把伞下她认真讲述家人的模样，心里有了答案。

发工资那天，我没有像往常一样把大部分钱交给母亲，而是留下一部分，鼓起勇气买了一双新凉鞋，去找秦小兰。

那是县百货商店里最好的一款，牛皮制成，柔软舒适，鞋面上还有精致的花纹，价格是普通凉鞋的三倍。

＂送你的。＂我不善言辞，只说了这三个字，把鞋盒递给她。

她先是愣住，然后红了脸，＂为什么送我凉鞋？＂

＂因为...我觉得你很实在，不做作。＂我结结巴巴地说，＂这双鞋和你一样，朴素但耐用。＂

听到这话，她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周明亮，你这人真有意思，用凉鞋来形容姑娘，也不嫌招人笑话。＂

我尴尬地挠挠头：＂我不会说好听的，但心里是真心实意的。＂

她低头笑了，轻声说：＂谢谢。不过这鞋太贵了，我不能要。＂

＂那...那你要什么？＂我有些着急。

＂我什么都不要，＂她抬起头，眼睛明亮，＂我只想知道，你是真心的吗？＂

＂当然是真心的！＂我脱口而出，＂我...我想和你处对象。＂

她沉默了一会，然后轻轻点头：＂好。＂

就这一个字，让我的心跳漏了一拍。

回家的路上，我骑着自行车，不自觉地哼起了歌。路过供销社，我看到一个卖塑料花的摊位，想起秦小兰说过喜欢康乃馨，便买了一束。

小区门口，碰见了张大妈，她笑眯眯地问：＂小周啊，听说你和小兰处上了？啥时候请客啊？＂

我不好意思地笑笑：＂张大妈，谢谢您介绍。＂

＂不用谢，不用谢，＂她摆摆手，＂你们年轻人凑合着过，日子长着呢。＂

一年后，我们结婚了。婚礼很简单，在单位食堂办的，只请了亲戚和同事。小兰穿着一件红色的旗袍，是她妈妈的嫁妆，改小了一点穿在她身上。

我穿着新买的中山装，手上戴着母亲给的一只金戒指，那是母亲多年的积蓄换来的，说是传家宝。

办酒席用了一个多月的工资，但我们都觉得值得。席间，同事们起哄让我唱歌，我唱了一首《纺织姑娘》，唱得磕磕绊绊，但小兰看我的眼神，满是幸福。

不久，全国掀起下岗潮，我们双双下岗，但凭着手艺和勤劳，我开了家电器修理铺，她则利用会计知识，给周边的小商铺记账。

日子虽然清苦，却过得踏实。有时候晚上收工回家，看着她在灯下为弟弟妹妹辅导功课的样子，我觉得生活虽然艰难，但处处是希望。

＂明亮，你说我们这样的日子，算不算幸福？＂有一次，她突然问我。

我想了想，说：＂你在我身边，就是幸福。＂

如今回想起那年的相亲经历，我常对她说：＂幸好当初收下了那梳子和照片，不然我们可能就错过了。＂

她总是笑着回答：＂缘分不在信物，而在人心啊。那年我穿的新凉鞋，一直舍不得扔，现在还放在箱子里呢。＂

转眼二十多年过去，我们的女儿已经大学毕业，儿子也上了高中。女儿常笑我们的爱情故事＂老土＂，但在她眼里，我看到了对这份＂老土＂的羡慕。

现在的年轻人谈恋爱，讲究条件匹配，门当户对，不像我们那时候，只凭一颗真心，就敢携手一生。

或许，那个年代的爱情，就如同那双凉鞋，朴素却耐穿，历经岁月的磨砺，依然完好如初。

来源：花下吟诗的墨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