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既往研究之中，《元史·木华黎传》一般被简单地认为来自《东平王世家》。通过文本分析可以发现，《东平王世家》并非《木华黎传》的史源。《木华黎传》《东平王世家》以及《元史·太祖纪》木华黎纪事三者实为同源异流关系，均来自太祖实录系统，其史源可考的有张匡衍《行录》以及
作者：董汝洋，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
《元史·木华黎传》纂修初探
董汝洋
摘 要
在既往研究之中，《元史·木华黎传》一般被简单地认为来自《东平王世家》。通过文本分析可以发现，《东平王世家》并非《木华黎传》的史源。《木华黎传》《东平王世家》以及《元史·太祖纪》木华黎纪事三者实为同源异流关系，均来自太祖实录系统，其史源可考的有张匡衍《行录》以及《东平行台严公神道碑》，部分记载可能来自《脱卜赤颜》。从元明两朝修史活动来看，明初史臣可能通过加工后妃功臣列传或《经世大典·臣事》列传部分既有木华黎传记编成《元史·木华黎传》。通过《木华黎传》编修过程的考察，可以发现元朝史官在处理蒙元初期史料时，在不同传记以及实录的撰修中往往多次重复利用某一原始材料。这一个案为解决《元史》列传史源问题提供了思路。
关键词
《元史·木华黎传》；《元史·太祖纪》；张匡衍《行录》；太祖实录；《东平王世家》
木华黎，成吉思汗四杰之一。1206年铁木真称汗，木华黎与博尔朮担任左右万户，1217年成吉思汗西征，封木华黎为太师、国王，经略华北，“太行之北，朕自经略，太行之南，卿其勉之”。对于蒙元历史，特别是蒙金战争而言，木华黎是一个绕不开的人物，他的征战奠定了蒙元统治华北地区的基础。涉及木华黎的研究颇多，总体而言，集中在两个方向，一是木华黎有关史事的考述，例如对木华黎经略中原过程的梳理、考证；二是对木华黎家族乃至札剌亦儿部的研究，如对木华黎家族世系的讨论、对札剌亦儿部的研究等。
相对于著述丰富的史事考索与家族研究，对于木华黎史料本身的讨论显得冷清寂寥。记载木华黎事迹的核心史料有二，一是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以下简称《名臣事略》）卷1《太师鲁国忠武王》，其中所引《东平王世家》（以下简称《世家》）；二是《元史》卷119《木华黎传》。学界一般直接视为原始资料加以使用，管见所及，尚无学者专门讨论两者之间的关系，往往是在讨论《名臣事略》与《元史》列传关系时提及，径认为前者是《木华黎传》的基本材料。不过，仔细阅读比较两个文本可以发现，这一认识可能并不准确。
首先，两者在同一纪事之中互有独见之处：
《木华黎传》：太祖一日从三十余骑行溪谷间，顾谓曰：“此中或遇寇，当奈何？”对曰：“请以身当之。”既而，寇果自林间突出，矢下如雨，木华黎引弓射之，三发中三人。其酋呼曰：“尔为谁？”曰：“木华黎也。”徐解马鞍持之，捍卫太祖以出，寇遂引去。
《世家》：太祖一日从三十余骑行溪谷间，有群贼突出丛木中，列射我，矢下如雨，众皆恐。王引满向贼三发三殪，徐解马鞯，两手张翳太祖，麾余骑射贼，贼引去。繇是太祖益重之。
下划线处成吉思汗与木华黎、木华黎与“贼酋”的对话情节完全不见于《世家》，《木华黎传》此处文通字顺，很难说是编修者妄自添加。
《木华黎传》：克烈王可汗与乃蛮部雠战，求援于太祖。太祖遣木华黎及博尔朮等救之，尽杀乃蛮之众于按台之下，获甲仗、马牛而还。既而，王可汗谋袭太祖，其下拔台知之，密告太祖。太祖遣木华黎选精骑夜斫其营，王可汗走死，诸部大人闻风款附。
《世家》：克烈王可汗为奈蛮氏曲薛窟撒不剌所困，王可汗之子亦剌哈详稳继为所伤，求援于我。太祖遣王暨博尔朮、博儿忽、赤老温引兵救之，歼其众于按台之下，获甲仗辎重以还。于是王可汗见太祖圣德日隆，左右将士威声益振，患之，乃合札木哈等潜袭我。会有以其谋来告者，太祖与王等简精甲夜斫其垒，大破之。王可汗走死，诸大人闻风相率款附，诸部悉平。
《名臣事略》所引《世家》在情节上有多出《木华黎传》之处（下划线处），交代了王汗袭击成吉思汗的原因，而《木华黎传》又有告密者姓名的细节（波浪线处）。
其次，同一纪事细节不同：
《木华黎传》：丙子，致陷兴中府。七月，进兵临兴中。先遣吾也而等攻溜石山，谕之曰：“今若急攻，贼必遣兵来援，我断其归路，致可擒也。”又遣蒙古不花屯永德县东候之。致果遣鲸子东平将骑兵八千、步卒三万，援溜石。蒙古不花引兵趋之，驰报，木华黎夜半引兵疾驰，遇于神水县东，夹击之。分麾下兵之半，下马步战。选善射者数千，令曰：“贼步兵无甲，疾射之！”乃麾骑兵齐进，大败之，斩东平及士卒万二千八百余级。拔开义县，进围锦州。致遣张太平、高益出战，又败之，斩首三千余级，溺死者不可胜数。围守月余，致愤将校不戮力，杀败将二十余人。高益惧，缚致出降，伏诛。广宁刘琰、懿州田（禾）〔和〕尚降，木华黎曰：“此叛寇，存之无以惩后。”除工匠优伶外，悉屠之。拔苏、复、海三州，斩完颜众家奴。咸平宣抚蒲鲜等率众十余万，遁入海岛。
《世家》：丙子，致陷兴中府，权帅王珣遁。王以致兵精且依崄为阻，欲设奇饵之，乃遣兀叶儿、耶律某等别攻溜石山堡，且谕之曰：“汝等急攻溜石，贼必遣兵往援，我出其不意，断其归路，可一战擒也。”又令蒙古不花别屯永德县西十里以伺之。贼闻溜石被围急，果以兵救之。蒙古不花遣骑扼其归路，且驰报王。王夜半引军疾驰，比曙抵神水，与贼遇，而蒙古不花兵亦会，前后夹击，大破之。贼遂崩溃，斩其将张东平，获首虏万三千。遂由开义县进围锦州。贼屡出战不利，乃闭门城守，月余，伪监军高益缚致出降，致伏诛。
首先，在丙子年纪事之中可以发现，两者之中互有不见于对方的记载（下划线处），在叙述同一事件时许多细节上都有不同（双横线处）。从总体上来看，《木华黎传》的细节更为生动丰富，特别是军队数字上，在斩杀张东平及其所率士卒的记载中，《世家》的记载（13 000）更像是《木华黎传》记载（12 800）的约数。相对而言，《世家》只有蒙古不花设伏地点（永德县西十里）与开战时间（比曙）更为详细。《木华黎传》整体上逻辑清晰，这些记载并不像是从他处抄入。
上文指出的现象是大量存在的，是两者之间的系统性差异，这就说明尽管《世家》与《木华黎传》在整体叙述脉络上一致，也存在大量的文字相似甚至相同之处，但《木华黎传》绝非《世家》的简单转录，有必要重新讨论《木华黎传》的史源及其纂修过程，力争彻底厘清两者之间的关系。
一 《木华黎传》史源考索
细致考察《木华黎传》的文字，可以发现《木华黎传》史源的线索——张匡衍《行录》：
《木华黎传》：癸酉，攻居庸关，壁坚，不得入，遣别将阇别统兵趋紫荆口，金左监军高琪引兵来拒，不战而溃，遂拔涿州。因分兵攻下益都、滨、棣诸城，遂次霸州，史天倪、萧勃迭率众来降，并奏为万户。
《世家》：癸酉，金纥石烈执中弑其主允济，迎丰王珣立之，是为宣宗。是岁，我师至居庸关，壁坚不得入。以阇别统兵趍紫荆口，金左监军朮虎高琪来拒，不胜，遂溃，进逼中都，围之。上与皇子槊赤等分三道徇略赵、晋及齐、鲁，既还，军于大口。
《行录》：甲戌二月，太祖敛兵围中都，金主大惧，献公主请和。太祖许纳之，又进金银缯帛各万余两匹。王略地益都、滨、棣，皆克之。兵临霸州，史天倪、萧勃迭率众来降，王奏之，各统万户。
《木华黎传》双横线处与《名臣事略》引《行录》基本一致。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萧勃迭”即“石抹孛迭儿”，而“萧勃迭”一名在元朝文献之中出现极少，几乎全部与《行录》有关（具体论证详见下文），更说明了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对于张匡衍及其《行录》，“张匡衍不知何许人，不见于其他记载，《行录》是什么性质的书，全名是什么，皆不得而知”。木华黎麾下有大量随从，《木华黎传》壬午年（1222）纪事便提到一位观察星象的隐士乔静真，周思成推测是蒙古军在中原地区获得的数术家。以蒙古征伐的习惯而言，他们会保存大量“技术人才”为征服战争服务，张匡衍恐怕就是这样在木华黎麾下跟随蒙古人征战的“技术人才”。从其名字来看，结合木华黎经略的地区，张匡衍当是金朝治下的汉人，他借跟随木华黎征战的机会将相关事迹记录下来写成《行录》。以此推之，这一文献的成书时间不会太晚于木华黎去世（元太祖十八年，1223）。从目前《行录》遗留下来的文字来说，《名臣事略》所引《行录》最早时间为癸酉年（1213），最晚的记载则到木华黎去世，《名臣事略》安童部分也未见引用此书，以此推断，《行录》应当至少记载了从1213年到1223年这11年间木华黎的事迹，是目前已知最早的木华黎传记。
至于波浪线处记载，《木华黎传》与《世家》记载非常相似而又略有不同，《行录》关于此处的记载“金人以山后诸郡不可守，即移兵山前。是时，太祖经略山后诸州，皆平，自紫荆关领兵大入，攻涿州，州兵殊死战，昼夜急攻四十余日，拔之。又分兵自南而北，取居庸关。遂纵兵大掠，自涿以南大河以北，烟尘相望，金鼓震天，神州赤县十陷八九，中夏之民大为骚动”。又与《木华黎传》和《世家》的记载相去甚远，恐怕《木华黎传》利用了他处材料，可惜今天已经无法得知了。
目前可以确定的《木华黎传》引用《行录》之处尚有两处：
第一处：
《木华黎传》：五月，还军野狐岭。宋涟水忠义统辖石珪来降，以为济、兖、单三州都总管，予绣衣玉带，劳之曰：“汝不惮跋涉数千里，慕义而来，寻当列奏，赐汝高爵，尔其勉之。”京东安抚使张琳皆来降，以琳行山东东路益都沧景滨棣等州都元帅府事。郑遵亦以枣乡、蓨县降，升为（完）〔元〕州，以遵为节度使，行元帅府事。
《世家》：五月，王在野狐岭北，宋涟水尉石珪持方物入见，贶以绣衣腰带，遣之。山东张琳、蓨县郑遵各以所部诣军自归。
《行录》：益都张琳遣其弟赍方物来降，王以琳为山东东路益都府沧、景、宾、棣等州行都元帅府事。蓨县郑遵以枣乡二县率兵民降，以遵为节度使，行元帅府事，改蓨县为元州。
第二处：
《木华黎传》：时中条山贼侯七等聚众十余万，伺大兵既西，谋袭河中。石天应遣别将吴权府引兵五百夜出东门，伏两谷间，戒之曰：“候贼过半，急击之，我出其前，尔攻其后，可克也。”吴权府醉酒失期，天应战死。城陷，贼烧毁庐舍，杀掠人民，还走中条。先锋元帅按察儿邀击，败之，斩数万级，侯七复遁去。木华黎以天应子斡可袭领其众。
《世家》：是岁，群盗陷河中府，杀权行台石天应。未几，贼烧居民府舍遁。以天应子斡可袭领其众。
《行录》：初，天应闻中条山贼侯七、侯八欲夜攻袭其城，即遣部将吴权府领兵出东门，潜道左两谷间，若贼过半，即邀击之，我出其前，尔攻其后，贼可胜也。其夜，吴权府醉酒失期，故城陷，天应遇害。
《木华黎传》波浪线处均与《行录》文字极为相似。从上述文本可以确定《行录》是《木华黎传》的史源之一。今天我们对《行录》的认识仅限于《名臣事略》所引的只言片语，远非《行录》原貌。苏天爵编纂《太师鲁国忠武王》部分体例是以《世家》为纲，他处记载作为补充或异文而记录下来，或许《行录》之中记载与《世家》一致之处苏天爵便略去不书，苏天爵明确引用《行录》之处只有8处，恐怕《行录》纪事大部分应当与《世家》不远，否则苏天爵会大量利用《行录》标示异文。
除了《行录》之外，《木华黎传》的史源可考的尚有严实的材料。《木华黎传》记载：
庚辰（1220），复由燕徇赵，至满城。武仙举真定来降。权知河北西路兵马事史天倪进言曰：“今中原粗定，而所过犹纵兵抄掠，非王者吊民之意也。”木华黎曰：“善。”下令禁无剽掠，所获老稚，悉遣还田里，军中肃然，吏民大悦。兵至滏阳，金邢州节度使武贵迎降，进攻天平寨，破之。遣蒙古不花分兵略定河北卫、怀、孟州，入济南。严实籍所隶相、魏、磁、洺、恩、博、滑、浚等州户三十万，诣军门降。
波浪线处关于严实归附的记载与严氏家族的记载基本一致：
岁庚辰秋七月，东平严公籍彰德、大名、磁、洺、恩、博、滑、浚等州户三十万，归于有司。……庚辰三月，河南军攻彰德。守将单仲力不支，数求公救。公为请于主将，主将逗留不行，公独以兵赴之。比至，而仲被擒。公知宋不足恃，首谒先太师于军门，挈所部以献。太师时以王爵统诸道兵，承制封拜，乃授公金紫光禄大夫，行尚书省事。
实际上“相”即“彰德”，“魏”即“大名”，波浪线处8处地名并举仅见于上述材料以及《元史·太祖纪》《元史·地理志》和《元史·严实传》之中。这一特殊性表明这些文字的源头都是严实家族材料。根据《元好问文编年校注研究》，《东平行台严公神道碑》成书于太宗十二年（1240），远早于世祖时期元廷大规模收集蒙元初期史料的时间，《木华黎传》能够利用这些材料也是顺理成章的。
总而言之，《木华黎传》的史源能够确定的是张匡衍《行录》以及严实家族材料。接下来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这些材料是通过什么环节形成《木华黎传》的，是史官直接利用上述材料纂写成文还是上述材料形成了某一中间文本而最终形成了《木华黎传》？上文提到的《太祖纪》中同样存在“萧勃迭”以及“八处地名”的记载，为我们探究这一问题指出了方向——《木华黎传》的编纂与《太祖纪》的撰修可能存在密切的关系。
二 《木华黎传》编纂考述
从整体上看，有两种文献与《木华黎传》纪事颇为相似，一是《太祖纪》，二是《世家》，三者可能存在某种源流关系。首先，我们可以排除《太祖纪》抄录《世家》的可能。从文字记载上看，《木华黎传》与《太祖纪》更为接近（详见下文）。其次，余大钧在对《太祖纪》的系统讨论过程中，非常敏锐地指出了《太祖纪》中部分文字很有可能本于《世家》。不过这一点尚有商榷余地。从《太祖纪》的编纂时间与《世家》的成书时间来看，这种可能性不高。《世家》成书于延祐四年（1317）：“元永贞《东平王世家》卷首一叶载：‘延祐四年九月初四日，拜住怯薛第二日，嘉禧殿里有时分，拜住司徒、阔阔平章将元永贞所撰《东平王世家》三卷进上。奉圣旨：交元复初作，赵子昂写了刊行者。么道，圣旨了也。’”《太祖纪》依据《太祖实录》编纂，后者在大德七年（1303）十月修成，“庚戌，翰林国史院进太祖、太宗、定宗、睿宗、宪宗五朝《实录》”。就目前所见材料而言，大德七年《太祖实录》修成至明洪武二年（1369）编修《元史》之间并无继续编纂《太祖实录》的活动。明修《元史》“为了通过纂修《元史》达到宣传元亡明兴、以史为鉴的目的，因而《元史》的修撰速度是异乎寻常的。”以明修《元史》之速度，明朝史官应当不会对《太祖实录》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造，更有可能沿袭实录的记载，因此明初修《元史》时《世家》被编入《太祖纪》的可能性不高。其次，根据前文的讨论，也可以确定《木华黎传》并非直接传抄《世家》。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讨论《木华黎传》与《太祖纪》之间的关系了。仔细比较，可以发现如下两个规律：
1.《太祖纪》与《木华黎传》在同一事件的记载中同时引用《行录》
第一处：
《太祖纪》：（八年癸酉秋）复命木华黎攻密州，屠之。史天倪、萧勃迭率众来降，木华黎承制并以为万户。
《木华黎传》：因分兵攻下益都、滨、棣诸城，遂次霸州，史天倪、萧勃迭率众来降，并奏为万户。
《行录》：（甲戌）王略地益都、滨、棣，皆克之。兵临覇州，史天倪、萧勃迭率众来降，王奏之，各统万户。
第二处：
《太祖纪》：（十六年辛巳）十一月，宋京东安抚使张琳以京东诸郡来降，以琳为沧、景、滨、棣等州行都元帅。
《木华黎传》：京东安抚使张琳皆来降，以琳行山东东路益都沧景滨棣等州都元帅府事。
《行录》：益都张琳遣其弟赍方物来降，王以琳为山东东路益都府沧、景、宾、棣等州行都万帅府事。
首先是下划线处记载，文字叙述十分相似。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是“萧勃迭”这个名字。除《行录》癸酉年纪事提及“萧勃迭”外，苏天爵又在《太师鲁国忠武王》戊寅年（1218）以正文形式引用《行录》，其中提到了“萧勃迭”：“燕京行省石抹咸得不遣使来告曰：‘今燕南信安贼张甫等，出没劫掠，屡为民害。请一名将，拒镇水泊。’王命萧勃迭为霸州元帅，统精兵五百往拒之。”检核目前所见史料，除张匡衍外，有元一代无人再使用“萧勃迭”。如此看来，“萧勃迭”极有可能只是张匡衍对石抹孛迭儿的称呼。这也从侧面证明，《行录》一书在元朝流传不广。苏天爵应当是在史馆之中见到此书，并收录于《名臣事略》之中：“初为胄子，时科目未行，馆下士諅言词章讲诵，既有余暇月，笔札又富，君独博取中朝巨公文集而日钞之，凡而元臣世卿墓表家传，往往见诸编帙中。及夫闲居，纪录师友诵说，于国初以来，文献有足征者，汇而萃之。”目前所见，在元朝文献之中，“萧勃迭”这一名字仅出现于《行录》《木华黎传》《太祖纪》以及《通鉴续编》之中。根据张晓慧的研究，《通鉴续编》反映了《实录》的原始面貌，看来元廷在纂修《太祖实录》过程中已经吸收了张匡衍《行录》的内容。此外，波浪线处沧、景、滨、棣四地并举的记载也仅仅出现在这三处，同样能够证明这一点。
丁丑年（1217）关于木华黎统帅军队的记载，《木华黎传》记载为：“分弘吉剌、亦乞烈思、兀鲁兀、忙兀等十军，及吾也而契丹、蕃、汉等军，并属麾下。”《圣武亲征录》（以下简称《亲征录》）尽管系为戊寅年，但记载更为详细：“总率王孤部万骑、火失勒部千骑、兀鲁部四千骑、忙兀部将木哥汉札千骑、弘吉剌部安赤那颜三千骑、亦乞剌部孛徒驸马二千骑、札剌儿部及带孙等二千骑，同北京诸部乌叶儿元帅、秃花元帅所将汉兵及札剌儿所将契丹兵。”可以发现，《木华黎传》的记载颇似《亲征录》记载的总结概括，这应当也是来自实录或其稿本的记载。
中统二年（1261）五六月间，王鹗上奏忽必烈：“自古帝王得失兴废可考者，以有史在也。我国家以神武定四方，天戈所临，无不臣服者，皆出太祖皇帝庙谟雄断所致，若不乘时纪录，窃恐久而遗亡，宜置局纂就实录，附修辽、金二史。”得到忽必烈认可，“上甚重其言，命修国史，附修辽、金二史”。为了编修史书，元廷开始大规模收集蒙元初期史料。至元三年（1266）八月戊申，“敕王鹗集廷臣商榷史事，鹗等乞以先朝事迹录付史馆”。至元四年（1267）四月戊寅，“王鹗请延访太祖事迹付史馆”。至元十年（1273）闰六月，“辛未，以翰林院纂修国史，敕采录累朝事实以备编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至元十三年（1276）六月“戊寅，诏作平金、平宋录，及诸国臣服传记，仍命平章军国重事耶律铸监修国史”。《平金录》之后完全不见于史书记载，是否编成也无法得知。不过以书名推测，理应包含有木华黎经略华北的记载，张匡衍《行录》当是在这时作为“先朝事迹”“累朝事实”被收入史馆之中用以编修国史，且此时形成某一种书稿也不无可能。
2.《太祖纪》中许多关键内容与《木华黎传》一致
具体可以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1）关键人名、地名一致：
①辽东与辽西
《太祖纪》：（九年甲戌）冬十月，木华黎征辽东，高州卢琮、金（扑）〔朴〕等降。
《木华黎传》：命统诸军征辽东，次高州，卢琮、金朴以城降。
《世家》：甲戌，诏王统诸军专征辽西诸郡。王次高州，卢琮、金朴率州民降。
②大名与齐
《太祖纪》：（十二年丁丑）冬，克大名府，遂东定益都、淄、登、莱、潍、密等州。
《木华黎传》：冬，破大名府，遂东定益都、淄、登、莱、潍、密等州。
《世家》：是岁，东击齐，遂定临、淄、登、莱、潍、密等州而还。
③太祖十三年（1218）攻略地点
《太祖纪》：（十三年戊寅秋八月）木华黎自西京入河东，克太原、平阳及忻、代、泽、潞、汾、霍等州。
《木华黎传》：戊寅，自西京由太和岭入河东，攻太原、忻、代、泽、潞、汾、霍等州，悉降之。遂徇平阳……
《世家》：戊寅，王自中都由西京击雁门、定襄并晋高平、上党等郡，悉平之。……（己卯）以按察儿为前锋元帅，统蒙古军屯平阳……
④胡天作姓名
《太祖纪》：（十七年壬午秋）金平阳公胡天（祚）〔作〕以青龙堡降。
《木华黎传》：薄青龙堡，金平阳公胡天（祚）〔作〕拒守……
《世家》：薄青龙堡，金平阳公胡天作拒守……
最重要的是“辽东”的问题。余大钧已经指出木华黎这时经略的地区均为辽西而非辽东，而《太祖纪》与《木华黎传》犯了同样的错误。李则芬认为这一差异是史稿笔误，如果“扑”“朴”与“祚”“作”因字形相似可能在抄写过程中出现错误，“东”“西”两字却不易混淆，不似传抄之误，应当是文本本身的差异。整体来看，在专有名词方面，《太祖纪》与《木华黎传》基本一致。
（2）共同的独特记载：
①红罗山主将杜秀
《太祖纪》：（十年乙亥）秋七月，红罗山寨主杜秀降，以秀为锦州节度使。
《木华黎传》：木华黎率蒙古不花等军数万讨之，州郡多杀致所署长吏降。进逼红罗山，主将杜秀降，奏为锦州节度使。
《世家》：王率先锋蒙古不花、权帅兀叶儿等军讨之，州郡皆复应官军，遂击红罗山，克之。
②东平守将忙古
《太祖纪》：（十六年辛巳四月）金东平行省事忙古弃城遁，严实入守之。
《木华黎传》：辛巳四月，东平粮尽，金行省忙古奔汴，梭鲁忽秃邀击之，斩七千余级，忙古引数百骑遁去。实入城，建行省，抚其民。
《世家》：辛巳夏四月，东平粮绝卒饥，守将果弃城遁，唆鲁忽秃邀击之，斩首七千级。严实遂入城，建行省于府治。
首先，红罗山杜秀归附并授予锦州节度使之事，似不见于他处记载，唯《史天祥传》记载：“张致盗据锦州，从木华黎讨平之。会契丹汉军擒关肃，复利州，杀刘禄于银治，斩首五十级，尖山、香炉、红螺、塔山、大虫、骆驼、团崖诸寨悉平，虏生口万余，得锦州旧将杜节，并黑军五百人，即命统之。”这里的“红螺”当是红罗山，至于“杜节”，或是“杜秀”。笔者倾向于认为这一条材料来自《行录》，理由如下：对于《行录》一书，目前所见，整个元朝除苏天爵之外无人提及，此书流传极少，不为人所知，因而此书的独家记载（如“萧勃迭”）不见于元人著述。可以确定，《太祖实录》木华黎纪事部分引用了《行录》，且《行录》记述事件始自太祖八年，早于杜秀归附；由此推之，此处独家记载或来自《行录》。不过这只是笔者的推测，还需更多证据证明，但无论如何，杜秀事迹能够说明《太祖纪》与《木华黎传》之间的密切联系。东平守将忙古的记载同理。
（3）共同引用他处记载：
《太祖纪》：（十五年庚辰秋）东平严实籍彰德、大名、磁、洺、恩、博、滑、浚等州户三十万来归，木华黎承制授实金紫光禄大夫、行尚书省事。
《木华黎传》：严实籍所隶相、魏、磁、洺、恩、博、滑、浚等州户三十万，诣军门降。
《世家》：至林州，遂轻骑入济南。严实上谒，以实权济南等路都总管。
在严实投降一事上，《太祖纪》与《木华黎传》不约而同地采用了严实家族的材料，而《亲征录》庚辰年纪事全无此事，《通鉴续编》记载：“蒙古木华黎入金济南府，严实以彰德、大名府、磁、洺、恩、博、滑、濬州降之。木华黎以实权济南等路都总管。”这说明《太祖实录》纂修某一阶段的文字已经与《太祖纪》《木华黎传》一致。
上述比较可以说明，《太祖纪》与《木华黎传》之间存在着某种文本流传关系；《行录》被收入《太祖实录》之中又提示我们要从《太祖实录》的纂修来考察它们之间的关系。不过这里首先需要说明，本文所述“太祖实录”，其指代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大德七年进呈的五朝实录中的《太祖实录》，这是历经修改后的定本。而大德七年之前所谓“实录”只能被称为“实录稿本”或“实录长编”，其内容相当庞杂，包括了史臣收集的“先朝事迹”“累朝事实”，《亲征录》《通鉴续编》等文献都属于这类“稿本”“长编”；它们与《太祖实录》可以共同称为实录系统。
《太祖纪》来自《太祖实录》，那么要解决的问题就变成了《木华黎传》与《太祖实录》中木华黎纪事之间的关系如何。这里存在三种可能性：第一，《太祖实录》沿袭《木华黎传》；第二，《木华黎传》沿袭《太祖实录》；第三，两者共同本于《太祖实录》稿本。首先，第一种情况不可能存在，因为元代的实录无功臣传，直到大德十年（1306）才开始纂修功臣列传，这时《太祖实录》早已纂修完毕。至于后两种情况，由于《太祖实录》早已佚失，明初史臣如何删削《太祖实录》已经无法判断，且存在《木华黎传》所本稿本与《太祖实录》定本一致的情况，因此，合理的推断是，《木华黎传》与《太祖纪》中木华黎纪事为同源异流关系，其基础均为太祖实录系统。不过，细细考察《木华黎传》之中的记载，笔者比较倾向于《木华黎传》部分内容来源于实录稿本，甚至可能来自《脱卜赤颜》。
《木华黎传》记载了木华黎“立雪张毡”的事迹：“太祖军尝失利，会大雪，失牙帐所在，夜卧草泽中。木华黎与博尔朮张裘毡，立雪中，障蔽太祖，达旦竟不移足。”《博尔朮传》记载十分相似：“又尝溃围于怯列，太祖失马，博尔朮拥帝累骑而驰，顿止中野，会天雨雪，失牙帐所在，卧草泽中，与木华黎张毡裘以蔽帝，通夕植立，足迹不移，及旦，雪深数尺，遂免于难。”两传对“立雪张裘”不仅表述相似，甚至人物都可以互补。邱轶皓已经指出“立雪张裘”这一故事主题在蒙古统治地区有着广泛的流传，但是两传之间文本的相似、情节的互补，不能用简单的主题流传来解释。同一主题，在复杂的流传过程之中，甚至其中可能包括不同语言之间的转译，要形成文字相似的文本几乎是不可能的。更为合理的解释是，两传中类似记载应当本于同一文本，《蒙古秘史》（以下简称《秘史》）的记载提供了解决这一问题的线索。《秘史》第205节记载了成吉思汗对孛斡儿出（博尔朮）的话语：“其后，在答阑捏木儿格思地方与塔塔儿人相对抗时宿下，那时日夜大雨不止。那夜，你为了让朕安睡，拿着毡衫张开站立着，不让雨水漏下来淋着朕，你支着一只腿站了一夜，只换腿一次。”《秘史》原文，也即畏吾体《秘史》是《脱卜赤颜》的一部分，《秘史》的记载说明《脱卜赤颜》记载了此事，《木华黎传》《博尔朮传》关于立雪张毡的记载极有可能来源于《脱卜赤颜》。
在元朝，蒙古方面的历史记载是相当封闭的。“（至顺二年，1331，四月）戊辰，奎章阁以纂修《经世大典》，请从翰林国史院取《脱卜赤颜》一书以纪太祖以来事迹，诏以命翰林学士承旨押不花、塔失海牙。押不花言：‘《脱卜赤颜》事关秘禁，非可令外人传写，臣等不敢奉诏。’从之。”《虞集传》记载：“既而以累朝故事有未备者，请以翰林国史院修祖宗实录时百司所具事迹参订。翰林院臣言于帝曰：‘实录，法不得传于外，则事迹亦不当示人。’又请以国书《脱卜赤颜》增修太祖以来事迹，承旨塔失海牙曰：‘《脱卜赤颜》非可令外人传者。’遂皆已。”在元朝，史臣几乎不可能直接利用《脱卜赤颜》。这种情况在伊利汗国同样存在：“［蒙古人和突厥人之］信史，逐代均曾用蒙语、蒙文加以记录，唯未经汇集整理，以零散篇章形式［保存于汗的］金库中。它们被秘藏起来，不让外人甚至［不让他们自己的］优秀人士阅读，不信托任何人，深恐有人获悉［其中所载各事件］。”拉施特所述“信史”应当是汉文材料中所说的《脱卜赤颜》，伊利汗国史臣同样难以一窥。综合上述记载可以看出，《脱卜赤颜》秘不示人，能够接触利用之人少之又少。观察与实录稿本密切相关的《亲征录》与《通鉴续编》，其中大量详细记载早期蒙古史事，这些史事最可能来自《脱卜赤颜》一类的蒙古史料。
尽管在元朝蒙古史料是封闭的，但在修史过程中会有翻译蒙古史料活动，目的在于为修史提供材料：“（至顺元年， 1330，二月庚寅）以修《经世大典》久无成功，专命奎章阁阿邻帖木儿、忽都鲁都儿迷失等译国言所纪典章为汉语，纂修则赵世延、虞集等，而燕铁木儿如国史例监修。”编修太祖实录，特别是1206年铁木真称汗之前的诸多事迹，除蒙古本身的记载之外，似无更可靠的历史记载，通过翻译秘不示人的《脱卜赤颜》为修史提供材料成为元朝史臣的必然选择。《脱卜赤颜》之中的立雪张毡应该是这个阶段进入实录稿本，最终为《木华黎传》与《博尔朮传》所吸收。《太祖纪》之中不载此事，应当是在实录编纂过程中史臣将这一记载删去。总而言之，《木华黎传》与《太祖纪》木华黎纪事应当为同源异流关系，均出自太祖实录系统。
那么在实录编修过程中，史官又是如何具体处理原始材料的呢？从《太祖纪》关于张致叛乱的记载可以看出史官的处理方法：
《太祖纪》：
九年甲戌：冬十月，木华黎征辽东，高州卢琮、金（扑）〔朴〕等降。锦州张鲸杀其节度使，自立为临海王，遣使来降。
十年乙亥：（四月）诏张鲸总北京十提控兵从南征。鲸谋叛伏诛。鲸弟致遂据锦州，僭号汉兴皇帝，改元兴龙。
秋七月，红罗山寨主杜秀降，以秀为锦州节度使。
（八月）木华黎遣史进道等攻广宁府，降之。
十一年丙子：（春）张致陷兴中府，木华黎讨平之。
《木华黎传》：
甲戌：命统诸军征辽东，次高州，卢琮、金朴以城降。……锦州张鲸聚众十余万，杀节度使，称临海郡王，至是来降。
乙亥：诏木华黎以鲸总北京十提控兵，从掇忽阑南征未附州郡。木华黎密察鲸有反侧意，请以萧也先监其军。至平州，鲸称疾逗留，复谋遁去，监军萧也先执送行在，诛之。鲸弟致愤其兄被诛，据锦州叛，略平、（栾）〔滦〕、瑞、利、义、懿、广宁等州。
木华黎率蒙古不花等军数万讨之，州郡多杀致所署长吏降。进逼红罗山，主将杜秀降，奏为锦州节度使。
丙子：致陷兴中府。……高益惧，缚致出降，伏诛。广宁刘琰、懿州田（禾）〔和〕尚降，木华黎曰：“此叛寇，存之无以惩后。”除工匠优伶外，悉屠之。
《圣武亲征录》：
丙子，锦州帅张致以锦、义、广宁等郡来降，俄而复叛，自号辽西王，改元大汉。上命木华黎以左军讨平之。
首先，这里《亲征录》的记载逻辑，包括记载细节，归附的是张鲸还是张致、张致叛乱后的称号，与《太祖纪》完全不同，说明史臣最终没有采取《亲征录》的记载。总体比较《太祖纪》关于张致叛乱事的记载，除了最后广宁府的记载外，整体事件发生顺序、文字叙述与《木华黎传》是一致的，《太祖纪》双横线处明显是对波浪线处情节的概括。横线处的记载，《太祖纪》之中张致的称号《木华黎传》没有记载，而见于《世家》：“鲸弟致愤兄死，杀长吏，据锦州叛，伪称汉兴，改元兴隆……”应当是史官在后期编纂《木华黎传》的过程中对此进行了处理。
需要注意的是太祖十年八月史进道纪事。首先，关于张致叛乱的时间，《太祖纪》《木华黎传》均系于乙亥年（太祖十年，1215）爆发，次年平定。《金史·宣宗纪》贞祐四年（太祖十一年，1216）六月壬辰条记载：“辽西伪瀛王张致遣完颜南合、张顽僧上表来归。诏授致特进，行北京路元帅府事，兼本路宣抚使，南合同知北京兵马总管府，顽僧同知广宁府。”《太祖纪》记载张致于太祖十一年春失败无疑是错误的。钱大昕根据《史进道神道碑》认为张致叛于丙子（1216），讨平于丁丑年（1217）。余大钧亦认可钱大昕的结论。《史进道神道碑》记载：“丙子，锦州渠帅张致叛。丁亥，公□□从王提大军攻拔之，张致伏诛。王又令公招收广宁府兵，及城下，开门迎降，就命留守广宁。”钱大昕也指出：“广宁与锦州接壤，故因平张致而并降之也”，事件发生脉络是非常清晰的，张致叛乱→红罗山降→张致陷兴中府→张致锦州失败→广宁府降，将《太祖纪》中记载的史进道事迹排除，事件发生整体顺序是十分合理的，这就说明史进道事是被误放入此处的。史进道事又不见于木华黎相关材料之中，那么此条记载尽管与木华黎相关，但并非来自木华黎的材料。观察《太祖纪》上下文的表述：“八月，天倪取平州，金经略使乞住降。木华黎遣史进道等攻广宁府，降之。”以此来看，这一记载是与史天倪的记载同时出现的，当是来自史氏家族材料。从这个角度来看，《木华黎传》这部分纪事存在来自太祖实录稿本的可能，如果是直接引自实录，其中应当包括史进道纪事，但是《木华黎传》却没有此事，或可说明其来自实录稿本而非实录。当然，这不能排除史官在编修《木华黎传》过程中删除了史进道事迹的可能。
从史进道纪事的处理，可以看出史臣在纂修《太祖实录》时的操作方法，那就是将各种材料拆分，按照时间顺序排比，进而编纂成书。但是史臣在这个过程中明显不顾不同材料记载的差异，仅仅是将不同材料机械拼合在一起。史官如此操作的原因在于早期蒙古史料的缺乏，“其奇勋伟迹甚众，惜乎当时史官不备，或多失于纪载云”。作为《太祖实录》稿本的《亲征录》对攻略中原事记载极为简略，关于木华黎攻略中原的记载仅有三处，甚至都没有记载木华黎去世这种大事。《亲征录》太祖部分几乎全部记载成吉思汗本人的事迹，那么编修《太祖实录》的工作之中，填补同时期不见于《亲征录》的事迹就是史官首要处理的问题。世祖时期收集的《行录》提供了木华黎经略汉地的宝贵信息，正可以补充蒙古史料之阙。除了木华黎的材料，史官也利用了汉地军阀家族的材料。这些军阀手下有不少文士，军阀能够在战乱时期为他们提供比较安宁的写作空间，也能够保护文字实体材料免受战火侵袭，故此能够保存、记录下当时的史事。从上文的论证可以发现《太祖纪》木华黎纪事部分很多没有单独的史料价值，关于其他人物的纪事也必须非常谨慎——关于严实的纪事便来自《东平行台严公神道碑》，这部分史料同样是没有独立史料价值的。《太祖纪》本身是在先天条件极不成熟情况下，史臣拼合其他史料形成的文献，可以说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二手文献的汇编，这就完全可以解释《太祖纪》中事迹详略不均、纪年与地点错误、史事倒误等一系列问题。除了先天史源的限制外，史臣在编修实录的时候也进行了操作。罗玮指出董文用在成宗时期利用监修《世祖实录》的机会对《太祖实录》的书写施加影响，抬高其父董俊的历史地位。今天《太祖纪》之中大量记载汉军世家的事迹，他们确实在蒙古征服过程中功勋卓著，也保留了大量珍贵的历史资料，但亦不能忽略他们自身权势对史书修纂的影响。
至于《东平王世家》，其作者元永贞为拜住门客，拜住作为木华黎的后裔又与元英宗关系极为密切，纂修完毕之后英宗亲自下旨刊行，那么《世家》利用翰林国史院之中所藏的木华黎史料是非常正常的，故此可能利用了实录系统的材料。相对于《木华黎传》而言，《世家》的记载往往更加准确，举一例试以说明：
《木华黎传》：厥后太祖亲攻凤翔，谓诸将曰：“使木华黎在，朕不亲至此矣！”
《世家》：庚寅冬，帝亲攻凤翔，对诸将数王之功，因曰：“使木华黎在，不令朕至此也！”
这里两者记录的显然是同一件事，而波浪线处的时间“庚寅”当是所谓“太祖”怀念木华黎的时间。蒙元庚寅年有三，一是太宗二年（1230），二是世祖至元二十七年（1290），三是元顺帝至正十年（1350），这里只可能是太宗二年，《太宗纪》有明确记载：“（太宗二年庚寅）秋七月，帝自将南伐，皇弟拖雷、皇侄蒙哥率师从，拔天成等堡，遂渡河攻凤翔。……十二月，拔天胜寨及韩城、蒲城。三年辛卯春二月，克凤翔，攻洛阳、河中诸城，下之。”正与“帝”攻略凤翔相互印证。双横线处的“帝”无疑是太宗，史官在编修《木华黎传》时误为“太祖”。从《世家》记载有明确的时间信息，以及称呼“帝”的文本特征来看，《世家》在这里保留了所据材料更多的原貌。可以看出，《木华黎传》《东平王世家》《太祖纪》木华黎纪事三者实为同源异流关系，共同的源头是太祖实录系统。
下一个问题就是，史官如何从太祖实录系统吸收材料编纂修成《木华黎传》的。这里存在两种可能：首先是明初史臣直接利用实录材料编修成书；其次，明初史臣利用既有木华黎传记材料加工而成。对于第一种情况来说，张良的研究表明《木华黎传》为洪武二年编成，且《元史》列传部分随到随修，成书十分仓促，而《木华黎传》整体篇幅不小，纪事尽管多有讹误，但整体比较详尽，在短时间内抄撮成文，可能性不大。再者，《世家》在元英宗时期已经成书，是木华黎详尽的传记资料，从《元史》纂修的实际情况看，从零开始编修《木华黎传》是很难理解的，故此明初史臣直接编写《木华黎传》的可能性不高。
在太祖实录编修完成之后，比较系统涉及到太祖时期事迹的修史活动，一是后妃功臣列传的纂修，二是文宗时期编修《经世大典》。时培磊的研究表明，后妃功臣列传从成宗开始编修，后妃功臣列传往往伴随着先朝实录的纂修而进行。至正八年（1348）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纂修，后来的《元史》编修者王袆作为黄溍门生对此次修史活动比较熟悉。后妃功臣列传是否修成还是一个疑问，但是至少会形成一些传记稿本，其中或存在木华黎传记。其次，明初史官能够利用的存有大量人物传记的文献当是《经世大典》。陈高华与陈新元已经证明《经世大典》中存在有大量人物传记，《〈经世大典〉序录》“三公”条下记载：“我国家以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自木华黎国王始为太师。”赵汸撰写的虞集行状记载：“《治典》者，大典臣事六篇之首，凡国家诏旨、官府建置沿革、宰相拜罢年月、世家功臣勋业始末、官吏黜陟之例、廷臣策士条列之议莫不系焉。”杜瑛行状记载：“文宗皇帝开奎章阁，诏修《经世大典》，凡国初勋臣故老行事，悉登载之。”木华黎不仅是元朝三公第一人，更是元朝的“世家功臣”“国初勋臣故老”，《经世大典》理应存在木华黎的传记。陈新元明确指出《经世大典》撰修由文宗“独断”发起，利用汉地政治传统的手段巩固统治，目的在于论证天历政权的合法性。天历二年（1329）九月“戊辰，敕翰林国史院官同奎章阁学士采辑本朝典故，准唐、宋《会要》，著为《经世大典》”。至顺二年（1331）五月乙未“奎章阁学士院纂修《皇朝经世大典》成”。《经世大典》整个编修过程不到两年，又是“一部卷帙繁多的元代中前期人物传记总集”，其中一定是利用了大量既有文献资料，否则不可能如此迅速成书。《经世大典》利用了翰林国史院所藏的大量材料，《〈经世大典〉序录》记载：“参酌唐宋会要之体，会粹国朝故实之文，作为成书，赐名《皇朝经世大典》。”《经世大典》利用后妃功臣列传（或其稿本）也不无可能，至正年间编修功臣列传利用《经世大典·臣事》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后妃功臣列传与《经世大典·臣事》列传部分不能截然分开。史臣在这个过程中利用了翰林国史院之中所藏实录相关材料。总的来说，从元朝的修史活动来看，明初史臣不太可能直接取材实录相关材料，最可能的是利用既有的后妃功臣列传或《经世大典·臣事》中传记加工编修成《元史·木华黎传》，特别是王袆其人，至少对功臣列传是相当熟悉的，利用这些传记是更可能的。
结 语
通过前几节的论证，我们基本揭示了《木华黎传》的编修过程及其与《太祖纪》《世家》之间的复杂关系：张匡衍《行录》是目前所见最早的系统记载木华黎生平的材料；世祖时期编纂实录时被收入史馆，为纂修实录所用；《木华黎传》的直接材料正是太祖实录系统；明修《元史》，极有可能利用后妃功臣列传或《经世大典·臣事》列传部分既有木华黎传记加工成书；《木华黎传》《世家》《太祖纪》木华黎纪事三者共同利用了太祖实录系统的内容，实为同源异流关系，在各自成书过程中又经过不断的修改、补充，最终形成了今天三者纪事大体相似而又细部不同的面貌。此外，《木华黎传》亦有引用《脱卜赤颜》的痕迹。通过这一个案，可以对《元史》列传，特别是蒙元初期人物列传的史源进行了一个宏观整体的观察。
元朝史官在处理蒙元早期史事之时，可资利用的原始材料少之又少，最可行的方法就是重复利用既有原始资料。这种情况也存在于其他传记之中。《按扎儿传》记载：“岁壬午，元帅石天应守河中府，屯中条山，金侯将军率昆弟兵十余万夜袭河中，天应遣偏裨吴权府率五百兵出东门，伏两谷（关）〔间〕。谕之曰：“俟其半过，即翼击之，俾腹背受敌，即成禽矣。”吴醉，敌至，声援弗继，城遂陷，天应死焉，遂燔其城，屠其民。”下划线处记载又可与《行录》对应：“初，天应闻中条山贼侯七、侯八欲夜攻袭其城，即遣部将吴权府领兵出东门，潜道左两谷间，若贼过半，即邀击之，我出其前，尔攻其后，贼可胜也。其夜，吴权府醉酒失期，故城陷，天应遇害。”《按扎儿传》也以某种方式利用了《行录》，或也是从实录系统之中引用。上述现象提示我们，对于原始材料不足的蒙元早期人物的传记，元朝史臣或许采取了某种“批处理”的方式编修——在汇集原始材料形成一个长编之后，批量编修事迹互有交集的人物传记，换言之，讨论这些人物传记的生成应当考虑元朝整体的修史活动。《元史·地理志》记载“元太祖十五年，严实以彰德、大名、磁、洺、恩、博、浚、滑等户三十万来归，以实行台东平，领州县五十四”，实际上也是来自《东平行台严公神道碑》。这些文本现象提示我们，必须从元初整体文献脉络之中入手，通盘考察纪、志、传的编修，并与元朝官修文献结合起来探索，才能解决《元史》纂修问题。
〔本文初稿完成于2022年1月初。后于2022年6月11日南开大学“元代碑刻文献与多民族语言研讨会”读到陈晓伟教授提交的论文《〈元太祖实录〉纂修考：1206年以后成吉思汗的历史》（后以“《元太祖实录》纂修所见元初史观”为题发表于《历史研究》2022年第6期）。本文核心观点未做修改，特此说明〕
责任编辑： 施恬逸
初 审：施恬逸
复 审：徐 涛
终 审：王 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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