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波士顿美术博物馆是海外收藏中国书画的重镇，收藏中国书画已有100多年历史，通过这一传统积累了无与伦比的书画珍品，包括传为阎立本所作的《历代帝王图》，北宋赵佶（宋徽宗）《捣练图》《五色鹦鹉图》，南宋陈容《九龙图》等。展览“龙之国的传说”专门从这些杰出的收藏中汲取

波士顿美术博物馆是海外收藏中国书画的重镇，收藏中国书画已有100多年历史，通过这一传统积累了无与伦比的书画珍品，包括传为阎立本所作的《历代帝王图》，北宋赵佶（宋徽宗）《捣练图》《五色鹦鹉图》，南宋陈容《九龙图》等。展览“龙之国的传说”专门从这些杰出的收藏中汲取灵感，汇集150多件可追溯到4世纪至14世纪的精美艺术作品。这些极其罕见和脆弱的作品中有许多以前从未在公共场合展出过。

《龙之国的传说：波士顿美术博物馆藏唐宋元书画》， 吴同 著，田谧 译，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龙之国的传说：波士顿美术博物馆藏唐宋元书画》由这一展览扩展而成，图版卷完全收录153幅展出书画的高清彩图，并配上80幅其他馆藏以供读者参考。解说卷由波士顿美术博物馆东方部长吴同选编、撰叙，详细介绍了画作。

内文选读：

与古为徒

中国可将世上最古老、绵延最久的绘画传统算为自己文化遗产的强项，那是一段超过2500年用纸或绢作画的历史。如果将古文献的记载和近现代考古发掘的壁画遗迹包含在内，则这份遗产甚至可追溯至上古时代。后世艺术家对古代大师的尊崇，以及对书画古典风格的传承与革新，正是其绵延不绝的典型特征。中国现存最早的画论出现于5世纪，大概比存世最早的欧洲画论——阿尔伯蒂的《论绘画》，要早一千年。谢赫（活跃于5世纪晚期）强调在摹写古代绘画时，要将传神作为六法中的一法，而非单纯模仿形式（“传移模写”）。以此一历久不衰的中国式描摹方法，来捕捉古代杰作“气韵”，恰是古画得以留传的一大原因，许多古典风格在今日只能经由历代的临摹本得窥豹一斑。

中国的鉴赏家将古代绘画称作“古画”。这个词里，“古”意为“古代”或“古典”，在其他情况下，也被广泛引申为“上古”——同时具有历史和神话意味的过去。但中国绘画传统的延续性，并不仅仅依赖对古代绘画的描摹，或是对古代的无上尊崇。它是几种文化力量错综交织而出的结果。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绘画与书法艺术的密切关系，书法是中国独特的书写体系，至少可追溯至商代（前17至前11世纪）。作为一种艺术形式，中国早期的鉴赏家给予书法最高的评价，他们由书法的用笔上领会到绘画的笔法。书法风格与技法的发展变化，对绘画的审美观念有着极大的影响。在宋徽宗在位时期（1101—1125），诗、书、画被视为“三绝”，这合三绝为一的艺术表达形式，至今仍是中国对世界艺术史所做的最具代表性的贡献。书法与绘画笔法的相互交融孕育了文字与图像的联姻，山水画中初现近似抽象的皴擦。

在绘画的许多传统与风格中，“与古为徒”这种说法可以追溯至更早的文化渊源，其中最古老的莫过于中国本土信仰的祖先崇拜，这可从前2000—前1000年间的青铜时代的礼器和祭祀礼仪中看出。这种对过去的宗教般的崇敬，植根于对宗族家庭的效忠，“古”的观念也由此演进为儒家重视的孝道。

构筑“古”的权威的第三种因素，来自中国人对历史更迭的笃信。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中国经历了疆域版图的扩张与分裂，朝代政权的兴衰更替，帝业江山的得失与孤立。统治者的腐败与无能使天命落空，而“中国”（位居四方之中的国度）本身，在长年经受游牧民族侵入的情况下，既吸收也同化了这些异族文化。为了理解这种变迁交替，并促进对本族的认知和文化传统的共享，中国的帝王和思想家试图寻求一个制高点——一个被怀念的时代，就是回归各种被理想化过的“黄金时代”，这个时代就被称为“古代”（古时候的朝代），它的和谐与开明秩序为下一个历史轮回的运转提供了先例。在哲学、经纶和艺术中，君、臣、贤、达，诗人、画家，无不通过回望这些古代来求索依据、启迪和指引。

绘画有助于传播帝王政令。9世纪的鉴赏家张彦远（815—907）已察觉到有些古代的画卷和宫殿的壁画就成为政权的教化象征。这种官方艺术“完善了圣贤的教化，也有助于阐释伦常纲纪”。阎立本（601—673）便是创作此类画作的名家，他是唐代开国统治者之一——唐太宗（626—649年在位）朝廷的重臣及御前肖像画家。本馆藏的《历代帝王图》传为阎立本所作，这件作品正属于张彦远所记载的这种类型。它是所有美国收藏中年代最早的中国手卷，也是现存唯一一件为宫廷道德教化而描绘古代圣贤与帝王的画作。

来源：文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