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蜀汉是在后主刘禅手中走向灭亡的吗？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再提出一个问题：虽说刘禅选择了投降，然而蜀汉灭亡的责任，似乎不应仅由一人承担，众多人都难脱干系。黄皓罪责深重，姜维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刘备和诸葛亮难道就毫无过错吗？

蜀汉是在后主刘禅手中走向灭亡的吗？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再提出一个问题：虽说刘禅选择了投降，然而蜀汉灭亡的责任，似乎不应仅由一人承担，众多人都难脱干系。黄皓罪责深重，姜维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刘备和诸葛亮难道就毫无过错吗？

倘若我们仔细查看相关的历史资料，便会发觉蜀汉走向灭亡的真正缘由，是从皇帝直至普通百姓，都已穷困潦倒，生活难以为继：在蜀地，每三家百姓要供养一名士兵，每七家百姓要供养一名官员，然而那时平均每家仅有三口多一点的人，在倡导“孝子不离父”理念的后汉三国时期，这种情况极为反常。

百姓承受的负担过重，刘禅的处境同样艰难。当他将蜀汉国库整体交给接收官员邓艾时，想必是悲痛万分：整个国库中的公款总和，还比不上诸葛亮、张飞这类功臣勋贵的积蓄。就算把国库搜刮得一干二净，连耗子进去都会哭着离开，依旧不足以赏赐一位开国功臣。

到了这儿，有些读者或许已然义愤填膺：诸葛亮为了复兴汉室，真称得上是竭尽全力、至死方休，他的财产怎么可能比国库还丰厚，难不成你把孔明先生当成和珅了？

在此，先请愤怒之人平复一下情绪。没人会质疑诸葛亮是品德高尚之人，但品德高尚的人未必就穷困潦倒。我们都知道，唐朝开国名将秦叔宝、中兴名将郭子仪，在当时都是极为富有的人物。秦叔宝和郭子仪的财富，源于朝廷的赏赐、俸禄以及补贴。唐宋两朝官员的俸禄极高，换算成现代的价值，那可是个惊人的数字。就拿包拯包青天来说，他的俸禄换算成如今的货币，每年可达数千万之多。

诸葛亮于遗表中的确提及自身没多少财产：“在成都我有八百株桑树，十五顷薄田，家中子弟的衣食，已然富足有余。而我在外任职时，并无其他额外安排，日常的衣食，全依靠官府供给，并未另谋生路来增加财富。待我离世之时，定不会让家中有多余的布帛，外面有多余的钱财，从而辜负陛下。”

然而，诸葛亮这番言辞表达得十分清晰。他在成都依靠桑林与土地的收成，已足以维持全家的生活所需。多年来，他的日常开销皆由朝廷承担。

诸葛亮是忠诚之臣，且并无贪污腐败的记载。然而，我们不能忽略，他身为蜀汉丞相、武乡侯，兼任益州牧，位居三公之列，享有一乡的食邑（也有说法称武乡是一个县），每年俸禄达万石。对于这食邑的产出以及俸禄收入，史料中没有任何一处记载表明他未曾收取或者将其赠予他人。

这些俸禄以及食邑每年的收入具体有多少难以核算，咱们仅看刘备攻取西川之后对功臣的一次赏赐，就能知晓诸葛亮和张飞究竟多么富有了：“益州平定以后，赏赐给诸葛亮、法正、张飞以及关羽每人黄金五百斤、白银一千斤、铜钱五千万、锦缎一千匹。”

不算其他的，只算金银与铜钱，诸葛亮和张飞一次性获得的赏赐，就等同于蜀汉灭亡时的库存了。刘禅在国都沦陷后，自然不会在库存数量上弄虚作假，他统计得出，蜀汉仅余下“金银各二千斤”。而铜钱，大概是一枚都没剩下。就算还有，那些“当百大钱”，到了曹魏，也只能当作一枚五铢钱来使用。

刘备行事铺张，诸葛亮常年兴兵作战，在蜀汉即将覆灭之际，蜀汉仅剩下如下这些家底：“管辖民户二十八万，男女人口九十四万，披甲作战的将士十万两千人，官吏四万人，粮食四十多万斛，黄金和白银各二千斤，锦缎、绮罗、彩绢各二十万匹，其余物品与此相当。（《三国志·卷三十三 蜀书三 后主传》裴松之注引王隐《蜀记》）”

借助刘禅的“家底报告”，我们能够轻松算出这么一笔账：蜀汉不参与生产的人多达十六万有余，而总人口加起来不过九十四万，除去这十六万多靠国家供养的将士与官吏，再排除老弱病残群体，还剩多少人能够从事种田织布的工作呢？要是已经没人去耕田织布了，那些将士和官吏又吃什么、穿什么呢？

各位读者都清楚，在汉朝时期，察举制度存在不公平现象，其中一个显著体现是“举荐出来的秀才，实际上没什么学问；推举的孝廉，竟与父亲分开居住。那些号称寒素清白的人，品行污浊如泥；所谓高第良将，胆小得如同鸡一般”。

在父子不能分开居住的后汉三国时期，张飞二儿子张绍手捧降表向邓艾跪地行礼，先不论这是否如同胆小如鸡，且来看看一家仅有三口人意味着什么：要是父子和父母都在世，儿子也已结婚，那这一家绝不可能只有三口人！

每家平均大概有三口多，同时，我们还得考虑到类似诸葛亮、张飞所属的那种大家族，他们会把奴仆也视作自家人，其人口总数应当有成百上千。就像糜竺、糜芳曾一次性资助刘备“奴客二千”，这表明糜家的人口必然超过了两千。这就好比将乞丐和世界首富的财产进行平均计算：二百亿的总资产都掌握在首富手中，乞丐身无分文，然而两人的“平均资产”却达到了一百亿。

依此类推，除去那些妻妾众多、子孙繁茂且奴仆成群的大户人家，普通百姓家中，或许就仅剩下一两个连路都走不稳、弓也拉不开、锄头也扛不起的老弱病残了。每家或许就只剩一两个奄奄一息的人，那原本该有的“人丁兴旺”景象何在呢？对于这个问题，答案只有一个：为了帮刘家争夺霸业，都丧命于战场和运送军需物资的途中了。

若仔细核算一番，各位读者或许会得出更为残酷的结论：官员不用缴税，将士也无需纳税，蜀汉的国库收入，实则是从“于燕口夺泥，在针头削铁，于鹌鹑嗉中寻豌豆，在鹭鸶腿上割精肉，自蚊子腹内掏脂油”得来！

公元261年，吴国的五官中郎将薛珝前往蜀汉进行出使活动。他返回吴国后，向孙休报告了蜀国的状况：“君主昏庸，意识不到自身过错；臣子们只求保全自己来避免获罪。进入蜀国朝廷，听不到正直的言论；经过蜀国郊野，百姓都面有饥色。（《三国志·卷五十三·吴书八·张严程阚薛传》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

通过“盟友”薛珝之口，我们了解到蜀汉已然腐败至极、穷困潦倒。正因如此，邓艾偷袭阴平、直取成都时才能一路顺利推进。即便邓艾不发动进攻，蜀汉也支撑不了多长时间。

有人讲，蜀中百姓面有饥色并非诸葛亮的过错。然而，我们查阅《三国志·卷四十一·蜀书十一·霍王向张杨费传》，其中杨洪对诸葛亮说的一段话，似乎能够看出当时蜀中人力已然十分紧张。杨洪说：“如今的情况，男子应当参战，女子应当运输物资，出兵还有什么可迟疑的呢？”

男性投身战斗，女性负责运输，那老人和小孩由谁照料呢？

回顾蜀汉灭亡之际的艰难处境，我们不免会联想到当初刘备夺取地盘时，刘璋治理下的蜀地是何等富足，当地百姓的抵抗又是多么顽强：“城内仍有三万精锐士卒，粮食和布帛足以支撑一年，官吏和百姓都愿意拼死一战。《三国志·卷三十一 蜀书一 刘二牧传》”

两相比较，问题便浮现出来了。从广袤肥沃、物产丰饶的天府之国，沦为百姓面有饥色的破败之地，究竟谁该对蜀中百姓所遭受的苦难负责呢？众人皆说刘禅乐而忘蜀、全无良心，但不妨换个角度思考：即便刘禅拥有刘备那般坚韧不拔的意志，在成都难以坚守之时打算带领一批人前往南中开展游击作战，还会有人愿意追随他吗？

来源：以历史为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