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东作为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发源地，宗教多样性演变为冲突的温床。什叶派与逊尼派长达千年的教义分歧，在伊朗与沙特的地缘竞争中被激化；犹太复国主义建立以色列后，与阿拉伯世界的“圣城之争”持续发酵。这种宗教矛盾常被极端势力包装成“文明对抗”，例如“伊斯兰国”利

中东作为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发源地，宗教多样性演变为冲突的温床。什叶派与逊尼派长达千年的教义分歧，在伊朗与沙特的地缘竞争中被激化；犹太复国主义建立以色列后，与阿拉伯世界的“圣城之争”持续发酵。这种宗教矛盾常被极端势力包装成“文明对抗”，例如“伊斯兰国”利用教派对立制造暴恐事件，而外部势力则通过扶持宗教代理人强化控制，使信仰差异异化为战争导火索。

波斯湾沿岸占全球已探明石油储量的56%，霍尔木兹海峡等战略通道的控制权，让中东成为全球能源安全的“命门”。二战后，西方列强通过划分殖民势力范围（如英法对美索不达米亚的瓜分）埋下领土隐患，而以色列在联合国决议下的建国（1948年）更触发五次中东战争。如今，美国以“反恐”名义驻军叙利亚，俄罗斯借支持叙利亚政府巩固地中海存在，伊朗则通过真主党等代理人扩张势力，资源争夺与大国博弈在此形成共振。

奥斯曼帝国崩溃后，英法殖民势力强行划定的国界（如“赛克斯-皮科协定”）无视族群分布，导致库尔德人等跨境民族长期寻求独立；而君主制、威权体制与新兴民主运动的碰撞，让伊拉克、利比亚等国在“阿拉伯之春”后陷入权力真空。当殖民时期遗留的部族政治与现代国家治理体系脱节，极端主义便乘虚而入——也门胡塞武装的崛起、叙利亚巴沙尔政权的统治危机，本质上都是传统权力结构与现代性冲突的缩影。

沙特、阿联酋等产油国依赖石油出口创造“租经济”，但80%的青年失业率与王室特权形成鲜明对比；而也门、叙利亚等资源贫瘠国，因粮食危机和贫富差距催生“绝望政治学”。这种经济脆弱性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集中爆发：突尼斯街头小贩自焚引发的连锁反应，暴露了单一经济模式下民众对分配不公的愤怒，而极端组织则以“经济平权”为诱饵招募成员，将贫困问题转化为武装对抗。

中东地区40%的成年人未接受过系统教育，社交媒体时代的信息极化更加剧认知分裂。当极端组织通过短视频传播“圣战”叙事，而世俗教育体系未能培养批判性思维，年轻群体极易被意识形态裹挟。例如“伊斯兰国”曾利用游戏化宣传吸引中东青少年，这种教育断层与数字鸿沟，为暴力思想的蔓延提供了温床。

要终结战乱，需打破“资源诅咒-外部干预-极端主义”的恶性循环：建立区域性能源合作机制以弱化资源争夺，推动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新中东”经济计划（如沙特NEOM项目），同时通过“一带一路”框架下的职业教育合作，重塑青年发展路径。历史证明，当伊朗与沙特恢复外交关系（2023年）、阿联酋与以色列建交（2020年）等破冰事件出现时，基于共同利益的对话，才是化解文明冲突的真正钥匙。

来源：渝鲜生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