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那天，他从圣帕特里克教堂外的台阶，走向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乘坐的敞篷车。在周围成千上万民众的喝彩声中，他们的手紧紧握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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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4月20日，斯佩尔曼又做了件争议之举。

那天，他从圣帕特里克教堂外的台阶，走向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乘坐的敞篷车。在周围成千上万民众的喝彩声中，他们的手紧紧握在一起。

（斯佩尔曼与麦克阿瑟握手）

白宫和梵蒂冈都对此大为不悦。

彼时，麦克阿瑟与杜鲁门，在朝鲜战争问题上存在巨大分歧，前者想推动全面战争，后者想停战。二人水火不容，矛盾极为公开化。面对武官干政的赤裸威胁，1951年4月11日，杜鲁门解除了麦克阿瑟的总司令职务。

（杜鲁门、麦克阿瑟）

因此，当斯佩尔曼在仅仅几天后，向麦克阿瑟公开示好时，不难想象杜鲁门多生气。极力想和杜鲁门拉近关系的梵蒂冈，亦因斯佩尔曼的举动怒火中烧。

斯佩尔曼并非冲动行事。

1950年1月，即约一年前，当年被罗斯福任命的“总统驻梵蒂冈私人代表”迈伦·泰勒辞职，留下了一个颇为暧昧的权力真空。

（泰勒、教皇庇护十二世）

斯佩尔曼希望这个职位就此撤销，以使他自己成为美梵间唯一权威交流渠道。说得更直白点——他想与梵蒂冈平等地、乃至俯视着交流。

当时，梵蒂冈在全球筹集的资金中，一半以上来自美国；天主教海外传教活动的最大捐助方，是美国信仰传播协会。而所有这些真金白银的援助的最大受益者，是梵蒂冈。

斯佩尔曼不想当小弟了。他开始与梵蒂冈作对。

（斯佩尔曼）

杜鲁门对填补泰勒的职位空缺亦无甚兴趣，他认为这是个战时意味浓厚的情报岗位，在战后意义不大。

就这样，斯佩尔曼和杜鲁门，以无言的默契，把这个问题拖到了1952年，直至其被彻底废止。

梵蒂冈对此深感震惊，并很快明白，问题在于怠职的斯佩尔曼。

教皇庇护十二世怒不可遏，但他无力反击。这些年来，他确实事事依赖斯佩尔曼。大到资金、政治影响力、推进意识形态运动，小到梵蒂冈用的地板打蜡机，全都来自斯佩尔曼。

（庇护十二世、斯佩尔曼）

还没等教皇消化撤销职位和亲近麦克阿瑟等事件，斯佩尔曼便又一次冒犯了教廷传统。

1953年4月，他无视神职人员不干涉世俗政治的原则，公开支持极端反共的美国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甚至暗地里想帮后者竞选总统。

（左一：麦卡锡，右一：斯佩尔曼）

除政治立场外，斯佩尔曼与麦卡锡还有诸多相似处。他们都是爱尔兰裔天主教徒，都喜欢不择手段地达成目的。

二人的交际圈亦多有重叠。

他们都长期受约瑟夫·肯尼迪资助。约瑟夫的儿子罗伯特·肯尼迪，曾在麦卡锡手下短暂任职助理顾问，且与斯佩尔曼的侄子内德相熟。

（罗伯特·肯尼迪、斯佩尔曼）

斯佩尔曼还与比他小38岁的麦卡锡首席顾问罗伊·科恩成了朋友。年仅26岁的科恩，已在反共领域积累颇多经验。

（科恩、麦卡锡）

从投资回报率的角度讲，斯佩尔曼对麦卡锡的政治押注非常失败。麦卡锡在过去三四年里，以嚣张跋扈、造谣抹黑的手段煽动舆论，害许多人家破人亡。几年下来，他一个间谍没抓到，倒得罪了无数同僚。

做事鲁莽、不知轻重的麦卡锡，很快踩到了一颗雷。

1954年4月，全美关注的“陆军-麦卡锡听证会”拉开帷幕。该听证会的起因，为陆军与麦卡锡方对彼此的指控：

麦卡锡以陆军内部有间谍为由，对后者展开多番调查，令其不胜其扰；陆军指责麦卡锡及科恩没完没了地为麦卡锡的另一首席顾问、在陆军服役的大卫·沙因争取过度优待。

（左起：听证会上的沙因、麦卡锡、科恩）

听证会持续了两个月。其间，麦卡锡颠倒黑白的形象，被广为传播，支持率不断下跌，成了政治贱民。

斯佩尔曼难免也被“秋后算账”。自由派、中间派乃至部分保守派，都开始批评他。

不过，他不仅没因此和麦卡锡撇清关系，还帮后者收养了一个女儿。麦卡锡离世后的每一年 ，斯佩尔曼教区内的圣帕特里克大教堂，都会在其忌日举行“麦卡锡弥撒”。

（麦卡锡夫妇抱着养女）

斯佩尔曼的反共活动，并未因麦卡锡失势而停止。而且，他还有两个强大盟友。

约翰·杜勒斯和艾伦·杜勒斯这对亲兄弟，分别于1953年1月和2月就任美国国务卿和CIA局长。二人都反共，但具体政策上，约翰倾向于公开且极端的摧毁手段，艾伦则偏好隐秘地下行动。

（艾伦、约翰）

斯佩尔曼在拉丁美洲的人脉，对CIA是极宝贵资源。在该机构提议下，斯佩尔曼走访拉美多国，宣传美国的外交及反共政策。

其间，斯佩尔曼就像影响1948年意大利选举那样，深度参与了拉美国家的政治变局。

1950年，受工会支持的哈科沃·阿本斯就任危地马拉总统。他推行的将大量未开发土地分给农民的土改计划，令掌握了该国42%土地的联合果品公司（UFCO）深感威胁。在UFCO的游说下，杜鲁门政府为遏制阿本斯势力，开展名为“PB财富”的秘密颠覆行动，后因种种原因将其中止。

（阿本斯）

1953年艾森豪威尔上台后，该项目死灰复燃。

UFCO与艾森豪威尔政府有紧密利益联系。约翰早年任职合伙人的律所代理了UFCO；艾伦曾任UFCO董事会成员；UFCO的公关总监艾德·怀特曼，是艾森豪威尔秘书的丈夫。

因此，推翻阿本斯的活动，以“PB成功”这个新名字卷土重来。

斯佩尔曼秘密加入其中。1954年4月，危地马拉的所有教堂，都宣读了一封呼吁反共的牧师信。随后，CIA驻危地马拉办事处，将数千封印有相同内容的宣传信，通过飞机撒向该国每个角落。

当地教会，还为美方选定的代理人卡洛斯·阿马斯举办了声势浩大的“感恩弥撒”。

（斯佩尔曼与阿马斯夫妇）

1954年7月，阿马斯正式上台，并迅速废除土改法、剥夺75%选民的选举权、恢复秘密警察、取缔劳工和农民组织。他还进一步加强了教会在危地马拉的地位，天主教救济服务会迅速成为该国最大的志愿救济组织。

这场美国主导的政变，非但没让危地马拉走向繁荣，反而成为之后持续数十年的流血冲突的开始。新政权成立的前三年，美国向危地马拉投入约8000万美元，但这些钱几乎没有流入当地穷人手中。据世界银行1978年的报告，该国超80%的土地归10%的人口所有，文盲率高达70%。20世纪80年代，危地马拉充斥着残酷镇压统治。

（阿马斯）

美国政界对斯佩尔曼的涉政行为颇有微词，但斯佩尔曼不以为意。越南战争的火苗出现后，他再次强势投入其中。

1954年7月结束的日内瓦会议，以一条临时军事分界线，将越南暂分成南北两部分，以待两年后进行全越统一选举。美国拒签该协议，并通过CIA在北越释放假消息等手段，引北越人逃到南越，为日后成立反共政权建立选民基础。

（日内瓦会议）

斯佩尔曼认为美国不够强势。一个月后，他在美国退伍军人协会发表反共演讲，用词充斥着“埋葬”“洗脑”“逼供”“操纵”“恶魔”“暴徒”“奴隶”等挑拨听众情绪的极端词汇，以此为美国介入越战赋予合理性。

当时少有人知道，斯佩尔曼与美国在南越扶持的政治傀儡吴廷琰颇有交情，甚至在后者的上位之路上起到重要作用。

（吴廷琰）

吴廷琰生于天主教家庭，其亲哥哥吴廷俶更是深耕宗教领域，在1938年被教皇庇护十一世任命为越南永隆的首任宗座代牧。

（吴廷俶）

1950年，在越南国内找不到政治支持的吴廷琰，通过哥哥斡旋，逃到纽约奥西宁的玛丽诺尔神学院，并通过哥哥介绍，与斯佩尔曼相识。

吴廷琰的天主教、极端反共等特征，令斯佩尔曼看到政治价值。随着法国的势力在越南日渐衰败，美国政府一直想找个越南代理人。在斯皮尔曼看来，吴廷琰是不二人选。

（斯佩尔曼、吴廷琰）

因此，在吴廷琰游说美国政府高层、争取支持的过程中，斯佩尔曼一路为其保驾护航。他将吴廷琰引荐给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国务卿迪安·艾奇逊、众议院领袖麦科马克、最高院大法官威廉·道格拉斯、教皇庇护十二世等要人，并举办社交宴会，帮其拓展在政府高层中的影响力。美国政府对吴廷琰从存疑到支持的立场转变过程中，斯佩尔曼功不可没。

从这个角度，可以说斯佩尔曼影响了越南的历史走向。

获得美方认可的吴廷琰，于1954年年中返越，就任南越总理，并于次年在CIA操纵的选举中，当选南越总统。

（吴廷琰）

斯佩尔曼看到吴廷琰执政初期需要持续的政治和舆论支持。因此，在约瑟夫·肯尼迪等金主帮助下，斯皮尔曼迅速组建了一个极具影响力的游说委员会“越南的美国之友”（AFV），其成员包含参议员约翰·肯尼迪、前战略情报局局长威廉·多诺万、犹他州州长布拉肯·李、陆军高级军官约翰·奥丹尼尔及其他多名国会议员。

斯佩尔曼还动用其人脉，在《时代》《生活》《先驱论坛报》等大媒体为吴廷琰持续造势，并通过天主教救济网络，向南越大量输送民生物资，为吴廷琰笼络民心。

1955年，斯佩尔曼还访问了南越。

相关视频：（斯佩尔曼访问南越）

在斯佩尔曼包装下，吴廷琰在美国的形象，成了“自由世界的英雄”。1957年，吴廷琰以南越总统身份访美，受到艾森豪威尔总统亲自接机的超高规格礼遇，其背后离不开斯佩尔曼及AFV的前期游说与舆论铺垫。

（吴廷琰被艾森豪威尔、约翰·杜勒斯等人接机）

吴廷琰政权中存在的严重宗教压迫、独裁、贪腐等问题，则被美国刻意淡化了，而这些问题，恰恰成了双方后来决裂的原因。

进入60年代后，吴廷琰的支持率连连下跌。民怨，尤其是来自被压迫的佛教徒群体的怨恨，已达临界点。

不得人心的吴廷琰，已成美国的政治累赘。1963年，美国公开和吴廷琰撇清关系，斯佩尔曼亦审时度势，疏远了吴廷琰。

那年11月，吴廷琰遇刺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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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佩尔曼的个人职业生涯，和越南政局一样动荡不安。1957年，他成了轰动一时的“奶粉基金丑闻”的主角。

此事说来，完全是斯佩尔曼自作自受。

事件另一当事人，是他管辖的纽约大主教区的牧师富尔顿·施恩。施恩从1930年起，便主持着一档名为“天主教时间”的广播节目，并凭其卓越口才声名鹊起。

（施恩）

斯佩尔曼看中施恩的能力，在1950年任命后者为信仰传播协会主任，负责为教会的海外传教活动筹资，并在同年祝圣施恩为辅理主教。

只是，斯佩尔曼的惜才爱才之心，很快被他更强烈的掌控欲和妒意吞没。1952年，施恩从广播转战电视，并一炮而红，报酬从1万先令涨到1.65万先令；他筹集的资金，是世界其他地区传播办公室总和的两倍多。连梵蒂冈都注意到这个势头凶猛的后生。斯佩尔曼开始对翅膀越来越硬的施恩滋生不满。

（斯佩尔曼、施恩）

无声的怨怼，逐渐变成激烈的争吵。施恩不愿屈服的态度，更令斯佩尔曼火冒三丈。

此情此景，说来讽刺。36年前，初涉神职的斯佩尔曼，正是因不愿无底线地奉承所在教区总主教，而遭到近十年职场霸凌。如今，他重蹈覆辙，但他的立场已完全不同。

1957年，美国政府向纽约大主教区捐赠了价值数百万美元的物资，其中主要为奶粉。斯佩尔曼将物资转交信仰传播协会，由该协会分发至全球贫困地区。随后，他声称自己垫付了物资费，并多次要求施恩动用协会资金进行偿还。

（斯佩尔曼、施恩）

施恩拒绝了。他知道所谓垫付纯属无稽之谈。另外，协会资金来自信徒捐款及施恩的广播电台募资，他不可能让这些钱被斯佩尔曼染指。

施恩决定把斯佩尔曼的诈骗行径上报梵蒂冈。

为绕过斯佩尔曼的层层阻挠，施恩通过一名与斯佩尔曼不和的梵蒂冈神职，让教皇庇护十二世收到了消息。震怒的教皇，直接和华盛顿落实情况。很快，他收到回复：施恩说的是真的。

斯佩尔曼颜面扫地。他对施恩放话：

“我会报复你的。或许需要花六个月，或许需要花十年。但总之，我会让每个人都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人。”

（施恩）

他用尽一切手段欺辱施恩。在他施压下，施恩被停播节目，亦无法在纽约任何地方布道或演讲，还失去了被任命为大主教的可能。斯佩尔曼甚至向神学院的学生说施恩的坏话。

没等彻底摧毁施恩，斯佩尔曼自己先遇到了问题：1958年10月，他收到庇护十二世离世的消息。

（庇护十二世的葬礼）

斯佩尔曼匆匆赶往罗马，参加新教皇选举。

此番选举，是典型拉锯战，既没有教皇提前选定的候选人，各派系亦无强势出挑的领袖。为避免旷日持久的重复投票，枢机主教们决定，推选前梵蒂冈驻法大使安吉洛·隆卡利为新教皇。

（隆卡利）

各家都有打算。隆卡利素来没有权力欲，且年事已高（77岁的他，是两百多年来首位年逾七十的教皇当选者）。用这样一尊吉祥物作过渡，可令各家有充分时间集结力量，为下次教皇选举做准备。

就这样，隆卡利成为新教皇，教宗名为“若望二十三世”。

包括斯佩尔曼在内的神职高层，都没把若望二十三世放眼里。回美国后，斯佩尔曼更是大肆嘲讽这个新教皇。

他们都看走眼了。

若望二十三世不仅公开谴责贫富差距和财产私有制，且努力向苏联示好，还把与斯佩尔曼长期不和的阿姆莱托·西科尼亚尼及理查德·库欣，分别提拔为梵蒂冈国务卿和枢机主教。

（库欣）

紧接着发生的1960年美国总统选举，也令斯佩尔曼不满。

朝气蓬勃的民主党候选人约翰·肯尼迪，和斯佩尔曼同为爱尔兰裔天主教徒，且是斯佩尔曼老金主约瑟夫·肯尼迪的儿子。乍看之下，斯佩尔曼没有不支持肯尼迪的道理。

（肯尼迪、斯佩尔曼）

但肯尼迪在宗教议题上的言论，大大惹怒了斯佩尔曼。

作为美国历史上罕有的非新教徒总统候选人，肯尼迪为安抚选民对其天主教背景的担心，提出了许多偏向政教分离的竞选主张。在反共议题上，肯尼迪也没有表现出太多兴趣。

斯佩尔曼71岁了，他已没有假意逢迎的耐心。为实现政治目标，他不惜与整个肯尼迪家族决裂，站队保守稳重的共和党候选人尼克松。

（斯佩尔曼、尼克松）

这也是天主教保守派的普遍态度。梵蒂冈官方媒体《罗马观察家报》甚至暗示教会有指导天主教徒如何投票的“义务和权利”。

这一切，在大选结果面前都不值一提。肯尼迪不仅赢了，还赢了78%的天主教徒选票。更有深远意义的是，投给肯尼迪的新教徒票数，甚至比天主教票数还多。

普通民众已用实际行动表明，候选人的宗教信仰，不是影响选票的决定性因素。而对宗教的极端态度一旦消解，斯佩尔曼的权力之源，也会走向干涸。

（发表就职演讲的肯尼迪）

肯尼迪的总统就职典礼，是斯佩尔曼成为总主教以来，首次未受邀的总统就职典礼。他在白宫的影响力似乎一夜蒸发。

斯佩尔曼已不是美国最有权势的天主教徒了。

在天主教权力中心梵蒂冈，斯佩尔曼熟悉的旧秩序也在发生松动。1962年，若望二十三世召开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

（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

这场意义非凡的会议，距上一次召开已逾百年，如今再次举办，是因为若望二十三世认为教会需要“更新”——在日益世俗化的世界中更好地与人们沟通。

超2500名神职人员参与了这场在1962年至1965年的第四季度召开的马拉松式大会。第一年，大会通过了简化礼仪仪式、允许使用当地语言进行礼仪等革新措施。斯佩尔曼等保守派虽对此不满，但时代的洪流难逆。

1963年6月，没等到第二年会议开幕，若望二十三世便因病离世 。

（若望二十三世）

在新教皇人选上，斯佩尔曼认清形势，放弃了胜算不大的保守派候选人，很务实地押宝了庇护十二世生前最重要的顾问、米兰总主教乔瓦尼·蒙蒂尼。作为温和进步派，蒙蒂尼是大部分人都能接受的选择，胜算较大。

（蒙蒂尼）

6月21日，即首轮投票结束次日，蒙蒂尼确认当选新教皇。他选择“保罗六世”为教宗名。

至此，斯佩尔曼的权力基础被进一步瓦解。保罗六世自有其心腹智囊，无需依靠斯佩尔曼的意见制定政策。

在新教皇领导下，大公会议通过了四部宪章、九部法令及三部宣言，内容包含简化礼仪仪式、呼吁教会关注现代社会问题、推动基层教会发展、鼓励牧师与信众建立亲密联系、鼓励平信徒参与教会工作、倡导与基督教其他教派及非基督教宗教的和平交流等等。

其中最令斯佩尔曼感到不安的，是教皇非常强调主教对信徒的信仰指导职能。斯佩尔曼认为，这是对主教的行政职能（比如斯佩尔曼最拿手的募资）的刻意淡化。

（保罗六世、斯佩尔曼）

1963年11月肯尼迪遇刺后，斯佩尔曼在白宫的权力略有回升，因为新总统林登·约翰逊对他颇为尊重。但他在整个美国政治棋盘中的重要性，已不复往昔。在民权运动风起云涌的60年代，他过时的反共论调、对黑人群体的迟钝关注，无不充满落伍气息。穷人能不能住上更好的房子、弱势群体的就业机会能不能增加，他毫不关心。

（斯佩尔曼、约翰逊）

外界对他的敬畏持续下滑。

1964年，他批评百老汇歌舞剧《副手》后，遭到该剧制片人赫尔曼·舒姆林的驳斥。同为枢机主教的库欣，也公开嘲讽斯佩尔曼：“我建议他先看看这部歌舞剧，然后再谴责也不迟。”

与十年前能随意下架一部电影相比，如今的斯佩尔曼颓势尽显。

随着60中期美国对越南战场投入的兵力不断增加，美国民众的反战情绪随之升温。斯佩尔曼作为强硬鹰派，开始频繁与军方往来，参观五角大楼，甚至多次参与陆军情报部门的战略研讨会，令天主教徒中的反战群体对他的不满激增。

于是，一些曾经不可想象的事开始频繁发生。曼哈顿天主教学院的一份学生报纸，批评了斯佩尔曼；圣帕特里克教堂，成了反战游行的热门地点；学生们在斯佩尔曼住所外抗议......

更令斯佩尔曼下不来台的，是梵蒂冈。1965年10月，保罗六世来到纽约，在联合国总部及洋基体育场发表反战了演讲。

（保罗六世在联合国总部发表反战演讲）

临别时，教皇和斯佩尔曼面带笑容、亲切相拥，但他们深知，他们的友好关系是一层随时会被捅破的窗户纸。没多久，斯佩尔曼便公然前往越南，与美军共度圣诞。

斯佩尔曼虽持续失去反战派的支持，却与持续升级战况的总统约翰逊达成一致利益。约翰逊需要斯佩尔曼的道德背书，斯佩尔曼需要约翰逊给天主教提供政策利好。

于是，斯佩尔曼亲赴一线，与军人们合影、祈福，一如他在二战时做的那样。但越战毕竟不是二战。两场战役天差地别的性质，使得斯佩尔曼无法复现当年万众赞美的尊荣。

（1966年，斯佩尔曼在越南为美军士兵举行弥撒）

更令斯佩尔曼感到焦虑的是，他开始失去对纽约政治机器的控制。

从1946年上任的奥德怀尔起，纽约历任市长，无不对斯佩尔曼敬重有加。对纽约市政建设有惊人影响力的纽约州公园委员会主席罗伯特·摩斯，亦是斯佩尔曼的亲密盟友。

纽约，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一直是斯佩尔曼的纽约。

这一状况，在1966年发生变化。那年1月上任的新市长约翰·林赛，从竞选开始便刻意回避斯佩尔曼。他想在纽约政坛写出属于自己的新篇章，而这，首先意味着要和斯佩尔曼划清界限。

（林赛）

于是，新市长的就职典礼上，没有了斯佩尔曼的身影；斯佩尔曼手下的神职们，也无法像往日般轻易接触市政官员。

那年纽约州议会通过的离婚改革法案，更是令斯佩尔曼措手不及。与以往四通八达的消息网相比，这次斯佩尔曼及其团队，竟对这个法案的推进过程一无所知。

1966年8月，为促进教会管理的效率，保罗六世发布牧函，要求所有年过75岁的主教自愿辞职。很多人都想到了斯佩尔曼。而斯佩尔曼，也真的在9月递交了辞呈。77岁的他，或许真的累了。

怪的是，保罗六世没有批准斯佩尔曼的辞职申请。

教皇很快就会为他的优柔寡断后悔。三个月后，斯佩尔曼再次前往越南，视察各个前哨，并在岘港军事基地等多个地点，发表强硬的反共战争宣言。而就在几天前，教皇明确表示希望越南战场通过谈判实现和平。

（1966年前往越南的斯佩尔曼）

一时间，各国媒体都幸灾乐祸地看斯佩尔曼与梵蒂冈互相拆台。

美国国内对斯佩尔曼的怒火升至新高，连往日那些最顺从的牧师们，都开始反对斯佩尔曼。斯佩尔曼的政治基础，正在变成流沙。

每年10月由斯佩尔曼召开的阿尔·史密斯慈善晚宴，向来是纽约乃至全美政客展示政治地位的舞台。但到了1967年，所有人都避之不及。总统约翰逊、副总统休伯特·汉弗莱、纽约州州长纳尔逊·洛克菲勒、纽约市长林赛等要角，齐齐缺席了那年的晚宴。

长久的失权状态造成的抑郁，及酗酒成性的生活习惯，严重影响了斯佩尔曼的健康。他开始考虑挑选继任者。

最后，他选择了少有人看好的纽约大主教区辅理主教特伦斯·库克。库克出身贫寒，野心勃勃，常工作到深夜。最重要的是，他在许多政治议题上，与斯佩尔曼看法接近。

（库克）

在斯佩尔曼极力争取下，库克的提名得到梵蒂冈批准。

斯佩尔曼没有心事了。之后几天，他出席了多场晚宴、演讲、酒会。12月1日，他在华尔道夫酒店参加了两场活动，并在讲话中表示将继续支持驻越美军。

次日一早，斯佩尔曼没能按时起床。他的秘书发现异常后，迅速叫人将他送到医院。途中，斯佩尔曼紧握医生的手：“什么都不用担心。”

入院后不久，78岁的斯佩尔曼离开人世。

对白宫来说，斯佩尔曼无论生或死，都是个棘手的政治难题。约翰逊及其团队，为是否要出席斯佩尔曼的葬礼，争论得不可开交。最后，同意出席的意见占了上风。

（斯佩尔曼的葬礼）

12月5日，约翰逊抵达葬礼举办地圣帕特里克大教堂。当他经过时，数百名反战人士对着他大喊：“嘿！嘿！林登·约翰逊！今天你杀了多少孩子？！”

教堂外喧嚣的激烈抗议声，与教堂内冷漠迅速的葬礼仪式形成诡异对比。除约翰逊外，汉弗莱、洛克菲勒、林赛、纽约州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等人，也献上了他们对斯佩尔曼最后的敬意。

（斯佩尔曼葬礼上的约翰逊等政府官员）

仪式结束后，人们纷纷走出教堂前门。在阵阵寒风中，福特汉姆大学的教授约瑟夫·菲茨帕特里克神父一边拉高衣领，一边对身旁友人说：

“一个时代结束了。”

来源：八卦钩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