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台湾的武之璋先生认为：不管这个“不敢为天下先”是针对帝王的，还是针对谁的，都是消极怠惰的缩头乌龟主义，正是他，“造就了中国懦弱奸滑逃避的民族性”。

台湾的武之璋先生认为：不管这个“不敢为天下先”是针对帝王的，还是针对谁的，都是消极怠惰的缩头乌龟主义，正是他，“造就了中国懦弱奸滑逃避的民族性”。

武先生强调说：这话是梁启超说的，梁先生说：所谓“不为天下先”，误导天下人畏败而惮先，天下遂腐坏不可收拾！

梁先生为此感慨：“汉以后百家虽黜，而老杨之学，深入人心，二千年实阴受其毒”，“老氏之学之毒天下，未有艾也。”

武之璋解释说：汉武帝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暗地里，老子杨朱之学偷偷地霸占了思想阵地，结果“儒术”成了个空壳，统治者实行的却是老子、杨朱之学。

武之璋解释的确实很好，同一时期的章太炎也说汉武帝的“独尊”是“挂着羊头卖狗肉”，甚至大儒朱熹也说“漢家始終治天下全是得此術，至武帝盡發出來”：汉武帝把老子之学发挥到了极致。

其实，梁启超这些批评还不够狠，不够猛，他还有更狠的。

梁启超说：老子之学，有“毒”之学。老子之学，乃愚民之学。老子之学，形同祸水，流播学界，影响甚坏，“纵横家、法家亦利用此术”。

“三国、六朝为道家言猖披时代，乃中国数千年学术思想最衰落之时代。”这个时代是“怀疑主义的时代、厌世主义的时代、破坏主义时代、隐诡主义时代”。

试看道家者流：“汉末自张角、董卓、李榷、郭汜、曹操、袁绍、孙坚、刘备以来，四海鼎沸，原野厌肉，溪谷盈血。”

彼时的梁启超，的确是把老子当作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罪人来批判的。

然而，梁启超上述批判是在戊戌变法失败，逃亡日本，受日本明治维新的影响，革新之志愈挫愈勇，于是撰写《自由书·成败》，猛批传统文化，包括老子的“不敢为天下先”。

这一年，梁启超26岁。

梁启超出4岁接受启蒙教育，读四书五经，作八股时文，11岁中秀才，15岁乡试中举，次年赴京师参加会试结识康有为，自此抛弃旧学，主攻孔学、宋明学（陆王心学）。

他跟康有为学习，读《公羊传》《春秋繁露》，也读西洋的书。

可见，梁启超的从学经历没离开过儒学，所以他把中国思想文化的黑暗、愚昧、尔虞我诈的恶习，打包给老子和孔子，就不足为奇了。

他跟康有为不同，他不仅辟老，同时也反孔，他批评汉武帝的独尊：儒学居独尊宝座，中国文化由盛而衰。

“故儒学统一者……实中国学界之大不幸也。”因为一尊就是专制：“欲求真自由者乎，其必自除心中之奴隶始”。

他批判“四书五经”说：它是为专制制造合性法，是在养成“心中之奴隶”，“则虽临我以刀锯鼎镬，吾犹敢断言而不惮也。”

所以，这个时期，他跟鲁迅、胡适、钱玄同等人一样，是要荡除旧学术的，因此他留下名句：“有新学术，然后有新道德、新政治、新技艺、新器物。有是数者，然后有新国、新世界。”

但是上述认知，两年后，就被梁启超踢翻。

经过日本流亡、新文化运动和欧洲考察，梁启超写了《老子哲学》一书，他“以今日之我反昨日之我”的果敢，踢翻旧说，认为老子乃是“规模宏大的系统哲学”创始人。

他说：“我读一部《老子》，看不见一句厌世的话语”，“老子是位最热心肠的人，说他厌世的，只看见‘无为’两个字，把底下‘无不为’三个字读漏了”，“他的人生观是极高尚而极适用。”

因为“无为”，总是为着“无不为”开展的，“无不为”才是老子要说的话。

他将老子之道与西方的上帝创世论及日本的神道理论比较，认为老子“把古代的神造说极力破坏”，这真是老子极大的贡献。

梁启超解释老子的“自然”说：“自然”不是“大自然”与“自然界”，老子所言“自然”乃“自然而然”，是老子思想的核心，这个“自然主义”是“中国思想的中坚”。

所谓“自然”，即对客观的存在不要强力干预。否则就是“不自然”，就是对客观事物的改作与假造。

世界通哲罗素来华讲学，就是梁启超和蔡元培邀请的，梁启超说：罗素最心醉道家言，因为罗素和老子对于传统文化假面目的“揭破”是一致的。

这说明，罗素在华的将近一年里，梁启超可能受到了罗素“老子观”的影响，也说明他两年前对《道德经》的理解是不够深入的。

梁启超认为：揭破旧道德，提倡新文明，为诸子所无有：“最流行之儒墨两家皆不如此说，而实为道家所独有。”

梁启超第一次评价老子，是康梁变法失败后，20多岁的他刚刚接触《道德经》，初读只是停留在是人的印象中，出于对“旧文化”的反思，故不惜以“阴谋”“毒害”来揭批之。

纵观老子思想，其核心思想不离“无为”，它包括“清静”“无事”不扰民，“居下”“不争”“不敢先”等看似消极不作为思想。

但这些所谓的“消极不作为”都是针对圣人而言的，是圣人“以百姓之心为心”，“不敢”暴力行政，干涉百姓的自由发展（自化），自主创造（自富），是圣人“知其雄，守其雌”的“能辅而不能为”的角色使命决定的。

首先，“圣人之治”是“道治”。大道对待万物是“万物作而弗始也，为而弗恃也，成功而弗居也”，是“生而弗有也，为而弗恃也，长而弗宰也”。

那么，“惟道是从”的圣人就必然以“道”的行为方式对待百姓：“弗为始”，不敢为先而倡导，只能随后而顺应，不敢以居功自恃，只能辅助百姓自由发展，而不敢主导百姓的自我选择。

其次，“敢”与“不敢”的结局不同。老子有一个重要的命题：“勇于敢者则杀，勇于不敢则活”。

圣人在功名利禄方面“退其身、后其身”，不敢与民争，，才能“天下乐推而弗厌”“故能为成事长”。

若“舍其后且先，则必死矣”。

第三，“无为而无不为”是两个行为主体。梁启超看到了“无为”背后的“无不为”，却没看出“无为”和“无不为”针对的圣人和百姓两个主体。

老子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清静而民自正，我欲不欲而民自朴”，就是对“我无为”而民“无不为”的完整解读。

大道无为不干涉而万物蓬勃生发，若大道不能顺物性，而强力要求万物顺其意而生发，不仅会抹杀万物的多元性，而且将毁灭万物。

总之，“无为而无不为”强调的是圣人对百姓的“能辅不能为”：只能顺应百姓意愿，辅助百姓自由发展，而“弗为始”“弗为主”。

因此“不为先”是要有“资质”的，是圣人不与民争，是“知其雄守其雌”的强者“守柔”不与民争。强调的是权力者与服务对象的关系，是百姓为主，圣人为辅，“夫唯不争，故无尤”。

若是“争先”，则“强梁者不得死”，人亡政息“将恐蹶”。

来源：问道华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