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埃德蒙·费尔普斯（Edmund Phelps）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就业与增长理论奠基人、现代宏观经济学缔造者和影响经济学进程的重要人物之一，著有《大繁荣》《活力》《增长的逻辑》等书。
还有很多人对人工智能的发展感到担忧。因此，他们害怕收入和社会地位会绝对下降。
诺奖得主埃德蒙·费尔普斯：AI 时代，如何提供有意义的工作以使社会繁荣
来源/中信出版集团
埃德蒙·费尔普斯（Edmund Phelps）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就业与增长理论奠基人、现代宏观经济学缔造者和影响经济学进程的重要人物之一，著有《大繁荣》《活力》《增长的逻辑》等书。
其中，2013年，费尔普斯出版了《大繁荣：大众创新如何带来国家繁荣》一书，全面地探讨了自主创新、经济活力与社会经济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他在书中详细探讨了英美两国兴盛的内在根源：态度和信仰才是现代经济活力的源泉。经济活力来自创新活动与新事物、新商业观念的流行。丰富、广泛的创新成果带来生产率和劳动报酬的增长，并且惠及所有产业和消费者。焕发高度活力的国家，注重个人主义和活力主义；保护和激发个性、想象力、理解力和自我实现的文化，促进了一个国家的自主创新。
他认为，繁荣是生活的兴盛，即对事业的投入、迎接挑战、自我实现和个人成长。人生的兴盛来自新体验：新环境、新问题、新观察和新创意。国家的繁荣在于大众的兴盛，即大众对创新过程的普遍参与，是遍及草根阶层的自主创新。一个民族的繁荣则取决于创新活动的广度与深度。
如今，在我们展望一个有人工智能和自动化挑战主导的世纪时，费尔普斯正在研究的问题——如何提供有意义的工作以使社会繁荣，仍然至关重要，并在新书《我的经济学之旅》中，展示了一系列新的思考和发现。
检验本土创新理论
《大繁荣》一书的出版引发了一个问题，即书中的核心内容是美国、英国、法国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国家的创新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劳动力的创造力，而非像德国历史学派（包括熊彼特）所主张以及各地经济学家所接受的那样，源自于科学进步和探险家的发现。那么，我们是否可以通过一次或多次计量经济学检验来验证这个观点呢？
对此，大约在2015年，我邀请拉莱彻·博吉洛夫、云天德和吉尔维·索伊加与我一起开展一个研究项目，以解答这个问题。最终的成果是《活力》一书，该书由哈佛大学出版社于2020年出版。272017—2019年，我们通过纽约、雷克雅未克、巴黎和新加坡之间的四方电话会议，几乎每周都会讨论最新的研究成果。与索伊加、云天德和博吉洛夫的对话是我职业生涯中最具启发性的对话。每周我都能感受到挑战、困惑或惊喜所带来的兴奋感。我对他们付出的巨大努力，以及因看到现代价值观所蕴含的力量得到证实而带来的喜悦感心怀感激！
至少有三项发现对于我的创新理论至关重要。首先，莱彻·博吉洛夫的研究基于法国银行最近搜集的历史数据，探讨了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国家起源和跨国传播。其引述如下：“一个显著的结果是，我们强调本土创新的重要性是有根据的，因为归因于科学发现的外源性创新在数量上并不占主要地位。”随着进一步的研究，这一结果可能会变得更加可靠。
其次，索伊加进行了价值观力量的统计调查，并估计了一组价值观中每个变量的解释能力，从中得出了一些令人满意的结果。他采用了20世纪30年代哥伦比亚大学的杰出学者哈罗德·霍特林提出的典型相关分析法，该方法在其他社会科学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索伊加发现，不仅“信任”这一价值观很重要（我认为它既非现代也非传统的价值观），而且“愿意主动出击、有职场追求、教导孩子独立以及接受竞争等价值观，都对经济表现有积极贡献……经济表现的衡量标准是通过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工作满意度、男性劳动力参与率和就业率来体现的”。然而，遗憾的是，在我们所能找到的数据中，更多具有现代主义特质的价值观并不存在。
从云天德对新古典增长模型中的两种类型机器人（加法机器人和乘法机器人）的影响分析中，我们得到了一些重要的理论发现。他在关于机器人增长效应的章节中提到：“当劳动增倍型的乘法机器人出现时，尽管它们的直接影响是让传统机械设备库存下降……但实际工资并不一定会下降，因为机器人的乘法特性带来的劳动增强效应能够抵消这一影响。”他用更为乐观的态度研究了一个双部门模型，在该模型中，加法机器人（替代人类劳动力的机器人）的创造会刺激对传统设备的投资，进而促进本土创新。因此，一旦我们离开最初的双部门模型，允许进行本土创新和提高消费品部门生产率，该模型就暗示了加法机器人的引入将提高工资增长率。
作为一位研究西方大国的经济学家，我非常欣慰地发现有证据表明价值观对本土创新起到了推动作用，并且还有证据显示，在本土创新程度较高的地区的工作满意度也相对较高。此外，我们还发现，在创新增加的地方，有相对较高比例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感到“极其幸福”。
很遗憾的是，在19世纪60年代初，美国经济首次出现惊人的增长势头，即便是在大萧条期间也未曾停歇，但在20世纪70年代初戛然而止。信息技术革命在1995—2005年这10年间确实带来了增长率的提升，但那种令人瞩目的增长至今仍未重现。博吉洛夫的计算结果显示，美国全要素生产率在20年的周期里，从1919—1939年的0.381上升至1950—1970年的0.446，然后下降至1970—1990年的0.243和1990—2010年的0.302。33至于另一个20年的周期，1999—2018年的数据无疑还会更低。法国、德国和英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更是大幅下滑。（很明显，新冠疫情并没有促进经济增长。）
西方国家的这种增长放缓不仅意味着工资增长率的减缓，还意味着投资回报率出现令人沮丧的下降。随着实际利率下降，股票价格和房价大幅上涨。结果，我们见证了财富现有价值的巨大增长，这可能会对劳动年龄人口的抱负和梦想产生影响。在这种长期增长放缓的情形之下，工作满意度必然大幅下降，进而影响到人们的幸福感。
同样重要的是，并非经济中的每个行业都或多或少地经历了相似的放缓，而是大多数经济领域出现了急剧下滑，而一些新兴产业，尤其是高科技行业，仍在持续增长甚至出现了新的增长。
那么，为什么西方国家会失去曾经推动前所未有的创新的活力呢？显而易见的假设是，这些国家失去了产生这种活力所需的价值观，即乔瓦尼·皮科·德拉·米兰多拉、马丁·路德和塞万提斯，以及后来的大卫·休谟、亚当·斯密，再延伸至19世纪的人物思想中的现代价值观，而这些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传统价值观。
能否重拾增长与繁荣
《大繁荣》在结尾呼吁西方主要国家重拾“高度活力—一种从底层到顶层、贯穿整个经济体的不断构思、试验和探索的创新精神”。这不仅是对经济快速增长和实现大众繁荣的呼吁，也是对“大众繁荣”这一人文主义目标的追求，即社会经济中的人们都能从事有意义的工作并获得令人满意的回报。
因此，虽然低收入工人几十年来一直感到沮丧，因为他们看到自己的实际工资率几乎没有上升或根本没有上升，但高收入工人也在过去50年西方经济近乎停滞的过程中感受到了工作满意度的丧失。
对这些出现衰落的西方国家来说，能否在不付出过多代价的情况下采取一些措施来促进增长和增加繁荣呢？也许可以，但政治和理论上的问题正在阻碍我们。
在政治领域，西方社会已经涌现出一系列亟待社会和政策制定者关注的挑战。其中，最古老且棘手的问题之一便是低收入劳动者的薪资之低令人发指。此外，在招聘和晋升中存在的种族歧视、性别歧视以及对性少数者的歧视也是不小的挑战。这些挑战长期以来一直难以应对，因为歧视的证据往往很难获得，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有很大的改进空间。或许，少数族裔、女性和性少数者中的人才能够在引领西方社会走出困境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近年来，一个新的挑战已经出现，特别是在美国以及英国、法国和其他的一些欧洲国家。许多工人阶级所拥有的技能并不太适合信息经济，因此，收入相对较低的个人对非白人和外国人的竞争感到不满，而这种竞争源于移民和教育的长期发展。此外，这些人中的许多人可能还对亚洲生产力的惊人增长感到担忧，这导致西方与东方之间的贸易条件大幅下滑。还有很多人对人工智能的发展感到担忧。因此，他们害怕收入和社会地位会绝对下降。
当然，还有一个巨大的问题，即全球变暖，更广泛地说，是气候变化。它已经开始对地球和地球上的人类造成巨大的损害。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挑战：阻止全球变暖的进一步加剧，并在很大程度上扭转最近的气候变暖趋势。然而，在一个充满活力的社会中，我们可以继续在熟悉的行业范围内做出创新举措，同时将其他资源投向可再生能源、环境保护等方面。
另一个挑战是信息技术革命引发了大规模垄断，这是近几十年来美国和其他主要经济体（英国、德国和法国）增长半停滞的重要原因之一，尽管并非唯一原因。生产率增长放缓导致企业资本回报急剧下降，进而引发回报率大幅下降，资本存量和实际工资增长显著放缓，家庭积累的储蓄面临微薄的实际利率，房屋或其他可能购买的资产价格上涨等；此外，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工作满意度大幅下降。
人们出于不同目的对政府新举措有多方面需求，显然西方国家难以完全满足所有要求政府干预的呼声。其征税能力无法满足这些需求。通过新的公共支出、补贴、减税和由此产生的财政赤字来填补所有缺口，很快会进一步拖慢增长速度，直到资本存量达到较低水平，并降低工资增长速度。
在理论层面上，问题可能相当复杂。例如，将增长与繁荣理论中的现有要素整合为一个计量经济学模型，并确定各种决策工具的变化对增长与繁荣的影响可能十分困难。因此，假设我们能够确定这些工具的“最佳”设置，就像我们一致同意最大化“社会效用函数”一样，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我们可能无法找到已被证明有效的政策组合，更不用说最佳组合了。
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凯恩斯幸运地发现了一种政府工具—公共支出，这种工具似乎能够对已经低迷的总需求水平产生反作用。这在美国大萧条中得到了验证，并且在以后的许多次实践中也被证明是正确的—尽管并非总能达到预期效果。在其他原因导致失业出现的情况下，例如当煤矿开采或钢铁制造业衰退时，增加总需求可能会无效。事实上，在英国失业率相当高的早些年，人们对于公共支出是否会带来显著帮助存在疑虑，因为任何需求的增加都可能流向其他国家，尤其是考虑到英国是一个规模较小、经济开放的国家。
在当前背景下，一些经济学家的理论直觉也会指出（如果接受过相关训练），必然存在一些鼓励创新的政策行动。然而，这些政策行动将是什么呢？国家的决策者需要权衡成本和收益，并进行综合考虑，社会能否就采取的政策组合达成共识？
然而，正如狄更斯所言，希望始终存在。在一个自由社会中，人们的特质和价值观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的潜力和能否成功。如果西方社会能够重新拥抱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价值观，或者重新发现这些价值观，并消除阻碍大众持续创新的障碍，那么这种复兴将创造奇迹：西方国家将重获快速增长和大众繁荣。可以预见，这有望终结引发公众讨论并导致西方国家陷入低迷的社会紧张局势。
此外，即使一家公司在寻求赢得新市场时失败了，但如果其员工能够从参与该项目中获得回报—无论是个人的成长还是冒险的体验，这种繁荣就不会完全丧失。这正是社会所期望的。此外，人们可以依靠自己的主动性去尝试创造属于自己的生活，这一点将在下文提及。
《大繁荣》中所讲述的故事以及《活力》中所研究的内容显示，经济学不应只是局限于以资本、就业和国民收入等为要素的标准理论，它在工作与休闲、当前与未来消费之间的权衡，以及它的选择行为模型。它不应止步于对失业、增长、创新、经济正义和其他现象的成因和影响的理解，而应该走出这些标准领域（以及其他领域），去探索一个未知领域：工作的多重回报—与他人共同参与带来的个人成长、成功的喜悦、创造某物的兴奋感，以及克服困难、投入工作、积极主动、参与冒险和追求新事物所带来的自我发现。
作《决策背后》中，他描绘了“员工和企业家在经济生活中的‘竞技’”。我要指出，这些工作经历不仅是一个国家经济中本土创新的重要投入，也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来源。它们本身就是宝贵的财富，并且其价值无法估量。可以想象，在这样一种经济环境下，成熟的企业会定期为全职员工提供办公空间，以激发他们的创造力，让他们构思新事物，就像提供娱乐设施来促进体育锻炼一样。以创造力为导向将成为普遍而广泛的趋势，为员工提供此类设施将成为福利待遇的一部分。
如果经济学家接受了这一切，毫无疑问这将会使他们对标准经济理论进行重大扩展。例如，大多数工作将被视为效用的一个来源，而非负效用的主要来源。这种对标准理论的扩展有望为当今经济政策的制定带来更广泛的条件，并催生出一系列新的经济政策，旨在承认那些被广泛忽视的经济生产成果。大多数人工作只是为了生存这种粗略的简化概念，将会被人们为了继续工作而生活这样的观念所替代。
我构想并成功发展的这一理论给予我的满足感，超过我在经济学领域做出的任何其他贡献。在此之前，我从未有过与内心如此契合的体验。而且我深信创新和享受美好生活的理念是让人无法抗拒的，它们正在逐渐融入现代经济思想。2021年11月，在大都会歌剧院观看《纽伦堡的名歌手》时，我深受感动，哽咽着向埃里克·马斯金表示：“瓦格纳曾努力让他的新音乐得到认可，而我曾努力让我的创新理论得到认同。”马斯金回答道：“是的，你和瓦格纳都成功了。”
来源：近现代史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