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出仕与归隐之间，陶渊明选择了悠然田园。但这份“归去”的背后，埋藏着更深的思辨与情怀。在庐山的云雾、柴桑的菊花之间，他以江西为底色，写下中国文学史上最动人也最从容的诗行。
鲁迅曾说：“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他经历坎坷，尝遍尘世冷暖，却终以诗为锄，种出一方心灵的桃花源。
在出仕与归隐之间，陶渊明选择了悠然田园。但这份“归去”的背后，埋藏着更深的思辨与情怀。在庐山的云雾、柴桑的菊花之间，他以江西为底色，写下中国文学史上最动人也最从容的诗行。
今天，读懂陶渊明，不只是重走一位诗人的人生路，更是在喧嚣之外，寻找那个我们也可能曾经拥有过、却又渐行渐远的“桃花源”。
陶渊明的一生，像是一条逆流而上的江河，最终归于山林的寂静。
出身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家族留下的“耕”与“读”，在他体内交织成一条清晰的血脉，也成为他后来田园诗的精神底色。曾祖陶侃一脉，以勤政治家、重视耕作著称；外祖孟嘉一脉文名远播，襟怀淡泊。两系精神交融为一，赋予他“猛志逸四海”的少年心志，也为他后来“躬耕南山”的人生抉择埋下伏笔。
从他少年时代的“猛志逸四海”（《杂诗》其五），到中年的“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杂诗》其二），再到晚年的“猛志固常在”（《读山海经》其十），“大济于苍生”的济世热情，贯穿陶渊明的一生。陶渊明，并非浑身是静穆。
二十九岁这年，陶渊明入仕为官，出任江州祭酒，主管地方文化教育，看似清贵，实则边缘，反映出魏晋时期门第选官的桎梏。然而，官场不同于田园，初涉官场的体验给他“建功立业”的美好理想泼了一身凉水，于是急转身退。《宋书》等记载的原因是“不堪吏职”，只得“少日自解归”，他受不了官场的种种束缚和折磨。而其中缘故，陶渊明也曾略有提及。其《饮酒》其十九：“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将养不得节，冻馁固缠己。是时向立年，志意多所耻。”委婉含蓄地透露当时自己的心迹。
在出仕从政的道路上，陶渊明眼前一直有两个榜样：一个是从小吏做起，一步步走向公侯之路的曾祖陶侃；一个是入军阀幕府，成为重要幕僚，通过军阀的权势去实现政治理想，比如外祖孟嘉。第一条道路以江州祭酒的辞职宣告失败，于是陶渊明转向第二条道路。
公元398年，正踌躇立功的他，入权臣桓玄幕府。桓玄年轻气盛，博通文艺，又与外祖孟嘉一系素有渊源，彼此赏识。陶渊明曾受命出使京都，可见其受重之深。在此期间，东晋政局发生了很大变化。桓玄与司马元显两大权臣之间你死我活的厮杀，全然不顾国家大局，陶渊明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而入仕的愿望再次落空。陶渊明借诗言志：“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三年后他便因母丧归家，随之离场。
不久，讨逆将领刘裕起兵北伐，陶渊明以参军身份短暂入幕，再转至建威将军刘敬宣麾下。此时他已年近四十，几番沉浮，理想虽存，却多有动摇。在东晋末朝风云突变的时局中，陶渊明几次出入于政治的漩涡中心。正如袁行霈先生所说：“陶渊明选择了东晋政府最动荡的时候，又选择了最足影响东晋政局的两个军府，这说明他还是关注于政治，并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但是刘裕和桓玄完全是一丘之貉，阴怀篡逆。严酷的政治现实使陶渊明认清他们的伪善面目，其政治热情犹如熊熊烈火被泼了几瓢凉水，他只得在浊流中勇退。
仕途中最后一站，是彭泽令。因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公元405年秋，41岁那年，他递上了辞呈，这一任仅八十余日便告终。这一辞别，不再是暂别，而是彻底告别。以前抱定“大济于苍生”的政治理想，他认为“邦有道”而出仕；现在欲作贤臣而无路、欲有为而不能的情况下，他只能退而“独善其身”，“守拙归园田”。世人以为这是性情恬淡所致，实则，他已走过仕途的暗廊，深知前路与自身不契，归去，已成唯一的道路。
公元405年，《归去来兮辞》问世。他写“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不是在为出仕辩白，而是在与曾经的自己作别。正如朱光潜先生在《陶渊明》一文中提到，“他和我们一般人一样，有许多矛盾和冲突；和一切伟大诗人一样，他终于达到调和静穆。”
归隐江西后，陶渊明让山水成为精神的原乡，让笔墨成为永恒的诗行。他在江西山水中，找到自己的桃花源，将“归去来兮”的叩问，写进中国人的文化基因。
江西的山水成就了陶渊明，也因陶渊明而有了灵魂。在柴桑，他“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读山海经》其一）；他“舂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和郭主簿》其一），将清苦生活活成一场深沉的诗。在江西山野间，他写下温柔而又深远的田园诗篇，留下《饮酒》《归园田居》《桃花源记》等传世之作，构筑起中国文化的精神“乌托邦”。
他的人生，从风霜尘世中抽身，却并不脱离人间烟火，而是将日常过成了精神范式。苏轼曾赞“只渊明，是前生，走遍人间，依旧是躬耕。”后人从他诗中读到的，不只是田园风光，更是一种内心秩序与生命之道。
陶渊明的诗中，有鸟、鱼、山、林，“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归园田居》其一）“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读山海经》其一）。这是自然意象，更是心理隐喻。在柴桑，他找到了自己——不再“形为仕役”，而是“心游太玄”。他写“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饮酒》其五），天地有序，鸟有归期，人也该有归处。
在陶渊明看来，人生本就是一场幻化。他曾坦然写下“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归园田居》其四），但这份对虚无的洞察，并未削弱他对生活的热爱。反而因其短暂，更愿投入。他说“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读山海经》其一），既然身处宇宙之间，又何妨安顿于一隅之间，过好眼前一日？
他以江西为场，将人生炼为诗，也将有限的生命，投递给了无限的自然。
陶渊明所构建的“桃花源”，不是对现实的彻底否定，而是在乱世中，寻一方栖居之地。他不是消极避世，而是在经历挣扎后选择以另一种方式守住自我。他在江西山水间，完成了自我回归，也为后人指明一条精神归路。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其五）在陶渊明的世界里，归去从不是退场，而是另一种启程。
今日，不妨跟着陶渊明去江西，走进山水澄明之境。循陶潜之迹而行，在庐山看日暮飞鸟，在柴桑折一枝秋菊，在赣江边静听水声潺潺……或许也能体会一种历经世事之后，仍愿守住本心的从容。正如陶渊明虽在“道狭草木长”中步步艰难，却因“但使愿无违”而更加坚定。
编辑：黄嘉婷
审校：罗永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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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江西风景独好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