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侯元祥案作为近年来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的司法案件，其复杂性不仅体现在法律适用的争议上，更凸显了我国司法实践在应对重大敏感案件时面临的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平衡难题。本文将从案件背景与争议焦点、司法程序合法性质疑、证据与事实认定差异、审判公开与公众参与缺失以及法治建设与
侯元祥案作为近年来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的司法案件，其复杂性不仅体现在法律适用的争议上，更凸显了我国司法实践在应对重大敏感案件时面临的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平衡难题。本文将从案件背景与争议焦点、司法程序合法性质疑、证据与事实认定差异、审判公开与公众参与缺失以及法治建设与公众信任重建五个方面，全面剖析这一案件的深层问题，探讨在舆论高度关注下，司法机关如何既坚守法律底线又回应社会关切。
案件背景与核心争议
侯元祥案自2022年立案以来，已经持续三年有余，成为公共舆论场中的焦点事件。据不完全统计，相关话题在社交媒体上的讨论量已突破20亿次，形成了多个相互对立的话语阵营。案件之所以引发如此广泛的关注，源于其多重争议性：一方面涉及传统中医药在现代法律体系中的定位问题，另一方面则触及司法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复杂关系。
根据公开报道，侯元祥被指控的核心罪行包括：通过网络途径购买虚假证书，虚构医学背景和学历；在未取得中医医师资格和相关药品批准证明文件的情况下，私自熬制并售卖中药制剂；发布大量虚假医学信息和疗效宣传，误导患者就诊。检察机关认为，这些行为严重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广告法》的相关规定，应当以妨害药品管理罪追究刑事责任。
然而，侯元祥的辩护律师龚丽平提供了截然不同的事实版本——侯元祥并非官方媒体描述的"小学教师，犯了错误被学校开除后从事癌症治疗"的江湖骗子，而是自2004年起就在瑞德中医研究院合作行医，并担任院长职务长达11年的专业中医从业者。这种关于被告身份和背景的截然不同描述，使得案件从一开始就陷入了"罗生门"式的叙事冲突，也为后续的司法审理蒙上了阴影。
司法程序的合法性质疑
侯元祥案在司法程序上存在诸多争议点，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其采用了"不开庭直接审判"的模式。根据《刑事诉讼法》第220条规定，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的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案件，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适用简易程序。然而，本案涉及标的额高达37亿元，且存在管辖权异议、证据合法性争议等复杂情形，显然不符合简易程序的适用条件。法律学者对此提出尖锐批评："跳过庭审直接判决，实际上剥夺了被告人的质证权和辩护权，可能导致冤假错案的发生。"
案件审理过程中，侯元祥方曾申请组成七人合议庭和庭审直播，但遭到了法院的拒绝[用户提供]。这一决定在司法公开不断推进的背景下显得尤为突兀。最高人民法院近年来大力推动司法公开，要求对重大敏感案件"依法公开审理过程，接受社会监督"。侯元祥案作为引发举国关注的案件，经过几年的调查取证，却拒绝公开审理过程，难免引发公众"有什么内容是不能公开"的合理质疑。
更令人费解的是，案件久拖不决的状态。侯元祥案自2022年立案至2025年6月，已持续三年有余，这种拖延超越了单纯的司法范畴，演变为公共舆论场中的焦点事件。尽管青岛市中院终于在2025年5月12日做出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二审裁定，但漫长的司法过程已经消耗了公众对司法效率的信任。司法机关在案件处理上的过度谨慎态度，反映出当前法治建设中面临的深层矛盾——如何在"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的司法政策指导下，平衡法律适用与社会影响之间的关系。
证据与事实认定的巨大差异
侯元祥案在事实认定方面存在官方版本与辩护方版本的严重对立，这种对立不仅涉及被告人的身份背景，更关键的是对案件核心事实的描述。官方指控侯元祥"通过网络途径购买虚假证书，虚构医学背景和学历"，而辩护律师则声称侯元祥有长达11年的正规中医研究院从业经历。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描述，直接影响到对被告人主观故意和客观行为性质的判断。
在证人证言方面，分歧同样显著。据辩护律师龚丽平透露，一百多个证人证词均表示是冲着侯元祥的医术前去就诊，"并不是冲着什么1号2号去的，也不是冲着什么心脑汤过去的"，且这些证人"从来没有听到过网上宣传的什么什么药，或者是什么药有什么功效"[用户提供]。这一说法与官方指控的"在网络平台上发布大量虚假医学信息和疗效宣传，误导众多患者前来就诊"形成鲜明对比。如果辩护律师提供的情况属实，那么案件的关键证据链就存在严重问题。
从法律适用角度看，律师指出侯元祥的行为不构成妨害药品管理罪，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侯元祥的行为可能严重危害人体健康证据不足。辩护方强调，患者找侯元祥是为了求医而非单纯买药，且侯元祥对病人进行了个性化诊疗，其行为即使构成妨害药品管理罪，也不应当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这一专业意见与法院判决形成的反差，进一步加深了公众对案件实体公正的疑虑。
值得注意的是，侯元祥一方辩称其所售药品为传统中药且有一定治疗效果，不应被判定为假药。然而，根据《药品管理法》，药品必须经过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的审批并取得药品注册证书后才具备上市资格。在这一问题上，法律条文与传统中医药实践之间的张力也是导致案件争议的原因之一。
审判公开与公众参与的缺失
侯元祥案引发广泛质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审判透明度的严重不足。在信息时代，公众对司法公开的期待与日俱增。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的调查显示，78.6%的受访者认为"程序正义比实体正义更重要"。然而，侯元祥案却采取了相对封闭的审理方式，拒绝组成七人合议庭和庭审直播的申请[用户提供]，这种做法与公众期待形成了强烈反差。
案件审理过程中舆论监督的缺失，使得各种未经证实的说法在公共空间自由传播。一方面，官方媒体披露的信息显示侯元祥是"蓄意虚构医学背景"的假药贩子；另一方面，辩护律师却透露案件"还有很多不为人知的秘密"。在缺乏权威、全面、及时的案件信息披露机制的情况下，公众很难对案件形成客观认识，反而容易陷入各种阴谋论的想象中。
司法机关在处理舆论高度关注的案件时，面临着两难困境：过度公开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审理，过度保密又会引发公众猜疑。侯元祥案显然偏向后者，其结果是"拖了几年的举国关注的案件"，公众却仍不知道"有什么内容是不能公开的"。这种信息不对称状态不仅无助于树立司法权威，反而损害了公众对司法公正的信心。
从法治发展的角度看，审判公开原则的确立是人类司法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案件，除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等特殊情况外，一律公开进行。侯元祥案作为一起涉及公共健康安全且引发全民关注的案件，理应最大限度落实公开审理原则，让公众看得见正义的实现过程。
法治建设与公众信任的重建
侯元祥案暴露出的深层问题是我国法治建设中司法公信力面临的挑战。案件久拖不决、程序选择争议、事实认定分歧、审判公开不足等一系列问题，最终都指向公众对司法公正的信任危机。在社交媒体时代，这种信任危机会被迅速放大并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
从司法政策角度分析，最高人民法院要求"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的指导原则在复杂案件中面临执行困境。侯元祥案中，司法机关显然感受到了来自各方的压力，导致案件处理既不够坚决也不够透明。这种犹豫不决的态度反而加剧了公众的猜疑，形成了恶性循环。法律专业人士指出，司法机关应当"坚持法律原则，不屈服于任何非法律因素"，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树立司法权威。
案件的社会影响已经超越了法律技术层面，成为检验我国法治建设成效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支持者认为案件涉及重大利益集团的保护伞，反对者则质疑控方证据的充分性。这种分裂的舆论场反映了社会对司法功能的不同期待。值得注意的是，律师提出的专业意见——侯元祥的行为即使构成妨害药品管理罪，也不应当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如果成立，那么原审判决的适当性就值得商榷。
重建公众对司法的信任，需要从制度完善入手：一是健全重大敏感案件的公开审理机制，让正义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二是完善专家辅助人制度，在涉及专业领域如中医药的案件中提供专业技术支持；三是强化判决说理，对争议焦点和证据认定进行充分论证；四是建立有效的司法公共关系沟通机制，及时回应社会关切。
侯元祥案二审已经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裁定，但案件引发的思考远未结束。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今天，每一个重大案件都是检验法治成色的试金石。司法机关唯有坚持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并重，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兼顾，才能赢得公众的信任与尊重，为法治中国建设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
来源：天下棋观一点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