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公共卫生面临的挑战

摘要：引用格式：廖春晓,王波,吕筠,等.全球公共卫生面临的挑战[J].中华流行病学杂志, 2025, 46(1): 1-8. DOI: 10.3760/cma.j.cn112338-20241230-00839.

引用格式：廖春晓,王波,吕筠,等.全球公共卫生面临的挑战[J].中华流行病学杂志, 2025, 46(1): 1-8. DOI: 10.3760/cma.j.cn112338-20241230-00839.

廖春晓，王波，吕筠，李立明

摘要

当前全球公共卫生领域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复杂变化。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大流行暴露了全球卫生体系的漏洞与弱点，促使世界各国重视大流行的防范与应对策略。与此同时，新发传染病如猴痘、禽流感，及再发传染病如结核病、艾滋病、病毒性肝炎持续威胁全球公共卫生安全。此外，慢性病负担高居不下，环境与健康、儿童青少年健康问题也日益凸显。应对这些挑战需制定有效的公共卫生政策，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健康教育，提升公众健康素养，构建更坚韧的全球公共卫生体系。

【关键词】传染病；公共卫生；挑战；应对

前言

全球公共卫生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新型冠状病毒（新冠病毒）大流行暴露了全球公共卫生体系的潜在缺陷，促使国际社会在病原体追踪、疫苗研发及医疗资源调配等方面付出前所未有的努力。尽管如此，一些健康问题依旧凸显，部分进展受阻甚至倒退。猴痘、禽流感等新发传染病不断涌现，对全球公共卫生安全构成新威胁。同时，结核病、艾滋病、病毒性肝炎等仍在全球肆虐，防控任务艰巨。此外，公共卫生领域还面临慢性病负担加重、环境与健康问题日益突出、儿童青少年健康挑战等多重压力，这些不仅影响公众健康与福祉，也对社会经济发展构成潜在威胁。本文旨在综述近期全球公共卫生领域面临的重要问题和挑战，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一、大流行防范与应对

基于新冠病毒感染和其他大流行经验，相继发布《病原体优先排序：流行病和大流行病研究准备的科学框架》［1］与《世界卫生组织框架文件：界定和指导对具有流行/大流行潜力的新发和再发病原体起源的研究》［2］等倡议。前者更新了危险病毒和细菌的优先病原体清单，将可能引发下一次大流行的病原体扩展至30多种，包括甲型流感病毒、登革病毒和猴痘病毒，并提议针对有大流行潜力的病毒和细菌家族开展“广谱”研究，以加速疫苗、诊断工具和治疗方法的研发与分发，并通过区域制造和技术转移保障弱势群体医疗资源的可及性。后者则提出了新发或再发传染病病原体起源研究的6个技术要素：早期调查、人群研究、动物-人界面研究、环境和生态学研究、基因组学和系统进化研究及生物安全研究。该框架文件作为针对新发和再发传染病病原体起源研究的指导性文件，旨在明确并指导这些病原体起源及其引发大流行潜力的相关研究。

二、新发传染病流行与应对

1. 新冠病毒大流行

新冠病毒大流行为全世界敲响了警钟，不仅导致大量确诊和死亡病例，还对社会经济、医疗卫生系统造成巨大冲击，并引发超额死亡［3］。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约10%的新冠病毒感染者会出现“长新冠”症状［4］。这是一种涉及多系统的健康问题，通常会影响日常功能，如咳嗽、气短、疲劳、头痛、心悸、胸痛、关节痛、活动限制、抑郁和失眠、认知障碍和生活质量下降等［5］。我国一项队列研究表明，轻症新冠病毒感染者康复后4个月，仍可在多种器官组织中检测到新冠病毒RNA，且病毒RNA检出者存在“长新冠”症状的风险是未检出者的5.17倍（OR=5.17，95%CI：2.64~10.13），病毒拷贝数较高者风险更高［6］，提示残留病毒可在轻症新冠康复者中持续存在，与长期症状存在显著关联。此外，大流行还显著增加死亡负担，对人群健康水平产生重要影响。2021年全球疾病负担研究显示，新冠病毒感染成为第二大年龄标化死因，每10万人中有94.0例死亡［95%不确定区间（UI）：89.2/10万~100.0/10万）］［7］。2019-2021年全球预期寿命下降了1.6岁，逆转了历史趋势［8］。新冠病毒持续传播并伴随刺突蛋白的遗传和抗原变化而进化。2023年下半年以来，JN.1变异株在全球范围内快速上升，成为主要流行株之一。JN.1源自Omicron变异株BA.2.86分支，并于2023年8月在卢森堡被发现，其传染性和免疫逃逸能力显著增强。基于现有证据，WHO新冠疫苗成分技术咨询小组于2024年4月发布声明，建议未来新冠疫苗成分应诱导增强针对JN.1及其后代谱系的中和抗体应答，并推荐采用单价JN.1谱系［9］。随后，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了更新后的mRNA新冠疫苗（2024-2025配方），并授予紧急使用授权。该疫苗纳入了针对新冠病毒Omicron变异株JN.1亚型KP.2亚分支的单价成分，以更精准地针对当前流行的变异株，提供更有效的保护，降低住院和死亡等严重新冠后果的风险［10］。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采取的非药物干预措施改变了季节性流感及其他呼吸道病原体传播的“常态”。研究显示，大流行后期（2023年5月至2024年3月），全球季节性流感传播模式和强度已基本恢复至大流行前水平［11］。然而，我国成年人流感疫苗接种率仅为4%，老年人肺炎球菌疫苗接种率为1.9%~5.8%，远低于英国、美国等国家［12］。在此多种病原体共存的复杂局面下，加强呼吸道病原体的病毒学和基因监测、提高公众认知、推广疫苗接种显得尤为重要。

2. 猴痘疫情

）两大进化支。猴痘原本主要流行于中非与西非地区，主要通过接触受感染的动物宿主传播，人际传播有限［13］。2022年7月，猴痘通过性接触在全球多国迅速蔓延，WHO宣布猴痘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14］。研究显示，该轮疫情暴发的猴痘病毒源自西非进化支，已呈现进化加速和人类适应现象［15］。2023年9月，猴痘病毒1b进化支（CladeⅠb）在刚果民主共和国被发现并迅速传播，截至2024年8月，该国报告病例已超过2023年总数，达15 600例，其中537例死亡。WHO再次宣布猴痘疫情构成PHEIC［16］。与两年前的首波疫情不同，此次受影响最大的是妇女和15岁以下儿童，且人际传播性更强，可通过非性行为的密切接触，如家庭接触和社区接触途径传播［17］。批准的猴痘体外诊断试剂，对提升疫情国家的诊断能力至关重要［18］。在疫苗方面，丹麦巴伐利亚北欧公司生产的MVA-BN疫苗成为全球首款获WHO预认证的猴痘疫苗，该疫苗为第三代天花疫苗。WHO数据显示，暴露前接种单剂MVA-BN疫苗的保护率为76%，两剂则为82%，且暴露前接种效果更佳［19］。此决定有助于提高疫苗可及性，减少猴痘传播，遏制疫情暴发。同时，WHO启动了全球战略防范和应对计划，旨在通过全面监测、预防、准备和应对战略，推动相关研究，促进诊断工具、疫苗等医疗资源的公平获取，加强高风险人群疫苗接种，最大限度减少动物向人类的传播，提升社区疫情防控能力［20］。

3. 禽流感疫情

流感大流行是全球健康的重要威胁，其中禽流感尤为令人关注。自1996年H5N1亚型禽流感病毒出现以来，已感染800余人，病死率超过50%。2020年起，H5N1禽流感病毒在鸟类中呈地方性流行，引发前所未有的动物大流行，波及至少26种哺乳动物［21］。2024年12月，联合国宣布禽流感疫情全球肆虐，已致超3亿只鸟类死亡，且正“跨越物种界限”，感染家禽和野生哺乳动物，对生态系统造成严重影响［22］。2024年3月，美国农业部报告在得克萨斯州、堪萨斯州和密歇根州的奶牛群中发现H5N1禽流感疫情［23］。WHO数据显示，2024年全球报告76例人感染H5型禽流感病毒病例，其中超60例来自美国，多为农场工人［22］。测序结果显示，H5N1禽流感病毒虽未获得人际传播突变，对人类健康的风险很低，但已开始适应哺乳动物宿主［24］。为此，The Lancet发表《警惕甲型H5N1禽流感的大流行》一文，指出当前亟须采取措施遏制疫情发展，包括加强受感染动物和食品的检测、监测和报告，为动物群体接种疫苗，确保信息透明和共享，研发并储备人用疫苗，以及在农场工人中推广保护措施。文章呼吁各国建立检测、发现和报告高于预期水平的感染、病例和死亡的能力，并及时分享信息，采用跨学科教育、部门间合作、充足资金和综合政策的“同一健康”方法应对［21］。

1. 结核病

年全球结核病报告》显示［25］，2023年确诊新发结核病患者约820万人，创全球结核病监测历史新高；总患病人数略升至约1 080万人；死亡人数约125万人，超过新冠病毒感染死亡人数，结核病再次成为全球单一传染性病原体致死的主要原因。全球估计40万人耐多药或耐利福平结核病患者中，仅44%得到诊断和治疗。我国作为结核病高负担国家，位列第三，占全球患者数的6.8%；耐多药或耐利福平结核病患者数估计为2.9万人，占全球的7.3%。

全球结核病防治工作面临多重挑战，与2025年终止结核病策略里程碑目标存在差距。全球结核病研究资金严重匮乏，阻碍了新型诊断方法、药物和疫苗的开发。耐药结核病仍是全球公共卫生的重要挑战，因缺乏敏感的诊断方法，加之治愈率低、治疗成本高，导致诊疗存在缺口。目前，唯一可用的结核病预防疫苗为卡介苗，但其保护力并不理想，尤其对成年人和青少年的保护效果有限。

我国高度重视结核病防治，结核病疫情持续下降，发病率、死亡率均降低约30%，但形势依然严峻。仍有约10%的县（区）为高流行地区，防治工作不均衡，患者主动发现和规范治疗管理有待进一步加强，积极的预防措施和新技术应用不足。为此，国务院印发《全国结核病防治规划（2024-2030年）》，提出以下要求：

①优化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质量。完善结核病防治服务体系、加强信息监测协同、强化防治队伍建设。

②强化主动筛查，提高发现水平。及时诊断患者、加大筛查力度及推广应用新技术。

③规范治疗管理，提高治疗效果。开展规范治疗、落实全程管理及强化耐药防治。

④加强预防措施，减少发病与传播。夯实预防接种、强化感染控制及推行结核病潜伏感染预防性干预。

⑤强化政策帮扶，减轻患者经济负担。

⑥强化社会动员，广泛开展宣传［26］。HIV感染仍是全球公共卫生重大问题，迄今致4 230万人死亡。截至2023年底，全球约3 990万人感染HIV，当年新增130万例，其中约63万例死于HIV感染相关的疾病。非洲地区尤为严峻，HIV感染人数高达2 600万，新增病例占全球50%［27］。面对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提出的2025年前将新发感染控制在37万例以下、相关死亡减少至25万例以内的要求，全球艾滋病防控工作仍存在显著差距，需进一步加大力度。我国HIV感染整体处于低流行水平，截至2024年6月30日，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含港澳台）报告现存感染者约132万例，报告死亡47万例。新增感染者中，青年和老年人群比例增加，性途径为最主要的传播途径［28］。自2004年起，我国实施“四免一关怀”政策［29］，2006年发布《艾滋病防治条例》［30］，2019年10部门联合制定《遏制艾滋病传播实施方案（2019-2022年）》［31］。为艾滋病防治提供了有力保障。在我国，经输血及血制品传播已基本阻断，母婴传播和注射吸毒传播降至历史最低水平。面对新形势、新挑战，应加强公众教育，提高重点人群知识知晓率和自我防护意识，同时完善防治服务体系，提高防治能力。

3. 病毒性肝炎

病毒性肝炎作为全球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其导致的死亡人数持续攀升。《2024年全球肝炎报告》指出［32］，2019-2022年，全球每年由乙型肝炎（乙肝）和丙型肝炎（丙肝）导致的死亡人数从110万增至130万。其中，乙肝占83%，丙肝占17%。尽管全球在预防肝炎感染方面已取得一定进展，但诊断和治疗覆盖率仍然较低，导致死亡人数不断增加。截至2022年底，全球仅有13%的慢性乙肝患者和36%的丙肝患者获得诊断，而接受抗病毒治疗的患者比例分别仅为3%和20%。我国形势同样严峻，拥有约8 700万HBV携带者，占全球总数的三分之一。然而，乙肝的诊断率和治疗覆盖率仅有25%和10%，远低于2030年全球目标中80%的乙肝和丙肝患者治疗覆盖率。提出公共卫生行动建议［32］：

①扩大检测和诊断可及性。

②推动政策向实施转化，确保治疗公平。

③加强初级保健预防。

④优化服务流程与监管机制。

⑤创新融资模式。

⑥利用数据指导行动。

⑦推进研究，改进乙肝诊断工具和潜在治疗方法。

四、主要慢性病负担与研究进展

概要》指出［33］，我国在解决心血管疾病“救治难”方面取得显著进展。然而，受不健康生活方式流行和人口老龄化加速影响，心血管疾病仍是我国居民健康的主要威胁。2021年，心血管疾病在我国城乡居民疾病死亡占比中居首位，农村和城市死因占比分别为48.98%和47.35%，每5例死亡中即有2例死于心血管疾病。身体活动及超重肥胖、膳食能量摄入和环境因素对心血管健康具有重要影响。我国研究发现，成年早期BMI与心血管疾病发生和死亡风险的增加有关，且呈单调剂量反应关系。这种关联性在后续体重变化中保持相对稳定，且中年时期采取的健康生活方式对早期肥胖与心血管疾病风险的降低作用有限。研究凸显了成年早期体重管理与肥胖预防的重要性，为心血管疾病早期预防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策略［34］。一项前瞻性、多中心观察性研究揭示了微塑料和纳米塑料与心血管疾病的潜在关联［35］。研究发现，颈动脉斑块中检测到这些物质的患者，发生心肌梗死、卒中或全因死亡的复合结局风险较未检测到者高出3.53倍（HR=4.53，95%CI：2.00~10.27），为两者关联提供了直接证据。名员工）中实施了菜单卡路里标注政策。研究者开展了一项模型研究［36］，评估该政策对人群水平肥胖和心血管疾病死亡的长期影响（2022-2041年）。研究结果显示，当前政策在未来20年可预防或推迟心血管疾病死亡约730例，使肥胖患病率降低0.31%。如果所有餐饮企业实施卡路里标签政策，则可将肥胖率降低2.65%，预防或推迟心血管疾病死亡9 200例。该研究为公共卫生政策制定提供了有力支撑。

2. 癌症负担与防控策略

全球和我国的癌症负担日益加重。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发布了全球癌症负担的最新估计数据［37］，报告显示2022年全球新增1 996万例癌症病例，973万例死亡。其中，肺癌（250万例）、女性乳腺癌（230万例）和结直肠癌（190万例）为最常见的新发病例；肺癌（180万例）、结直肠癌（90万例）和肝癌（76万例）为主要死亡原因。男性癌症死亡的主要原因依次为肺癌、肝癌和结直肠癌，女性则依次为乳腺癌、肺癌和结直肠癌。癌症负担的快速增长受人口老龄化和增长，及社会经济发展中癌症风险因素变化的影响，吸烟、饮酒和肥胖是发病率上升的关键因素，空气污染为环境风险主要驱动因素。同时，国家癌症中心发布了2022年我国癌症疾病负担情况［38］。据估计，2022年我国约有482.47万新发癌症病例和257.42万癌症死亡病例。发病前五位的癌症类型依次为肺癌、结直肠癌、甲状腺癌、肝癌和胃癌，占新发癌症病例的57.42%。死亡前五位的癌症类型依次为肺癌、肝癌、胃癌、结直肠癌和食管癌，占癌症总死亡人数的67.50%。2000-2018年，我国全癌种年龄标准化发病率（ASIR）年均增长1.4%，全癌种年龄标准化死亡率（ASMR）年均下降1.3%。食管癌、胃癌和肝癌的ASIR和ASMR呈下降趋势，而甲状腺癌、前列腺癌和宫颈癌的ASIR显著增加。目前我国癌谱结构呈现发达国家癌谱与发展中国家癌谱共存的局面。长期实施的预防和控制措施使食管癌、胃癌和肝癌等某些历史上高发癌症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显著降低。未来我国应持续推进危险因素综合控制、癌症筛查、早期诊断和治疗、诊疗方案标准化，力争到2030年有效减轻日益增加的癌症负担。2000-2018年，我国女性宫颈癌发病率和死亡率均呈上升趋势［38］。我国距实现WHO“2030年消除宫颈癌”的目标仍面临诸多挑战。HPV疫苗作为预防宫颈癌的有效手段之一，在我国的接种率仍然较低。近年来国家和地方政府在推动HPV疫苗接种方面作出了努力，但仍有大量适龄女性未能及时接种，原因包括疫苗供应不足、接种费用较高、接种意识弱等。此外，我国还存在宫颈癌筛查率低和治疗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为有效消除宫颈癌，应进一步优化卫生政策和资源配置，加强宫颈癌防治知识普及，扩大HPV疫苗接种，优化宫颈癌筛查策略，提高治疗覆盖率，研发新治疗技术（如治疗性HPV疫苗），并推动医疗资源向农村和欠发达地区倾斜［39］。年度报告显示［40］，2023年全球平均地表温度创下历史新高，比工业化前基线高出1.45 ℃。快速变化的气候给全世界民众的福祉、健康和生存带来前所未有的威胁。在监测气候变化相关健康危害、暴露和影响的15项指标中，有10项在过去一年达到新高。极端天气事件（如洪涝、干旱、热浪、沙尘暴等）的频发，进一步加剧了传染病传播、水污染和粮食短缺的风险。2019-2023年，与天气有关的极端事件造成的年均经济损失达2 270亿美元，较2010-2014年增加了23%。同时，《柳叶刀人群健康与气候变化倒计时》2024年度中国报告发布［41］，指出我国面临着热浪、干旱和野火等炎热干燥气候条件带来的健康威胁。2023年，人均热浪暴露天数达到16 d，是历史平均水平的3倍多，热浪相关死亡人数激增1.9倍。与历史平均水平相比，高温导致潜在工时损失增加24%，安全户外活动时间减少60%。预计到2051- 2070年，与1986-2005年相比，热浪相关的年均死亡率、劳动生产率损失将增加183%~275%和28%~37%。面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健康威胁，报告提出以下行动建议：

①建立有效的部门间协调机制，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健康风险。

②加快实施区域碳排放总量控制政策，扩大可再生能源占比。

③推动更多有利于气候与健康的投资和融资，增加对减缓和适应技术的资金支持。

④发展低碳医疗卫生系统，为医疗卫生设施和实践制定全面的可持续发展和低碳标准。

⑤提供高质量的健康气象服务，预测各种天气事件可能带来的健康风险。

在可干预的室内空气污染暴露因素方面，我国研究者探讨了使用固体燃料（如煤炭、木柴、木炭、秸秆等）做饭或采暖与多种健康问题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此类行为显著增加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和肝癌的发病风险，并降低人群预期寿命［42-44］。因此，推广替换传统炉灶、使用清洁燃料等非医学措施对于改善室内空气质量、保障公众健康也至关重要。

六、儿童青少年健康挑战及应对

1. 5岁以下儿童

新生儿和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是衡量一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与医疗卫生保健系统完善程度的重要指标。据联合国儿童死亡率估算机构间小组最新估计，2022年全球5岁以下儿童死亡人数降至490万，创历史新低［45］。尽管取得进展，但终结所有可避免的儿童和青少年死亡仍面临重大挑战。2022年，除490万例5岁以下儿童死亡外，还有210万名5~24岁儿童和青年失去生命。新生儿和5岁以下儿童死亡多由可预防或可治疗原因造成，如早产、分娩并发症、肺炎、腹泻和疟疾。由于这一年龄段儿童免疫系统未完全发育成熟，对传染病抵抗力弱，易感性高，疫苗接种在预防或减少疾病发病、重症和死亡中作用显著。近50年来，全球预防接种工作已挽救1.54亿人生命，其中约1.46亿为5岁以下儿童［46］。自我国实施扩大国家免疫规划以来，儿童可接种11种疫苗来预防12种疾病，包括麻疹、脊髓灰质炎、白喉、破伤风、百日咳、结核病、甲肝、乙肝、风疹、流行性腮腺炎、流行性乙型脑炎和流行性脑脊髓膜炎。近年来，我国适龄儿童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持续保持在95%以上［47］。然而，非免疫规划疫苗［如水痘疫苗、肺炎球菌疫苗、轮状病毒疫苗、b型流感嗜血杆菌（Hib）］的接种率相对较低，有待进一步提高。据估算，2017年中国5岁以下儿童中约有21.8万例重症肺炎球菌感染疾病和近5万例重症Hib感染病例［48］。研究表明，将上述非免疫规划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可避免1.17万例5岁以下儿童死亡，使我国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从总活产数的7.8‰降至7.0‰［49］。此外，呼吸道合胞病毒（RSV）在儿童中感染率高，5岁以下儿童病例中RSV检出率高达25.7%，且目前缺乏有效的治疗手段，预防显得尤为重要。为此，我国出台了RSV被动免疫预防专家共识，为长效单抗的应用提供了指导［50］。）。在推广联合疫苗方面，我们面临诸多挑战，包括战略技术储备不足，研发周期长且存在技术瓶颈，资金投入不足；政策支持环境受限，监管审批及推广流程存在障碍；此外，联合疫苗价格相对较高，作为自费项目加重了经济负担。因此，需加大儿童多联疫苗研发投入，增强疫苗技术储备；加强政策支持，优化审批流程，降低研发成本和时间成本；并采取有效干预措施，提高疫苗认知度，减轻自费接种的经济负担［51］。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儿童青少年面临疾病谱变化和社会文化压力加剧的挑战。在5~19岁群体中，尽管自1990-2019年伤害所致死亡率持续降低，但仍然是该群体的首要死亡原因。2019年，道路事故和溺水导致的该年龄段群体死亡率合计为10.58/10万（1990年和2010年分别为26.80/10万和17.86/10万），占总死亡人数的三分之一以上。与同期其他中高收入国家相比，我国在减少白血病、先天性出生缺陷、自我伤害及下呼吸道感染死亡率方面取得显著成效。然而，2019年我国该年龄段群体总死亡率仍约为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的1.45倍［52］。超重和肥胖、视力不良是我国7~18岁儿童青少年常见健康问题。中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CNSSCH）数据显示，1995-2019年，我国该年龄段儿童青少年超重和肥胖的患病率从5.0%上升至24.2%。视力不良（即近视、远视和其他视力问题）从41.2%上升至60.7%［52］的平均水平［53-54］；抑郁和焦虑成为儿童青少年最主要的心理健康问题，其中抑郁患病率为3.0%，焦虑患病率为4.7%［54］。随着青少年性成熟年龄的提前，性教育、咨询、筛查和治疗的需求日益增长，但现有服务无法满足。我国研究者建议，应形成政策制度-医疗服务-社区-学校-家庭的系统性合力，实现儿童青少年心理问题的早识别、早治疗及全面综合干预［55］。规划纲要》［56］和《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21- 2030年）》［57］等国家政策，都强调了儿童和青少年作为国家人才基础的重要性。然而，尽管取得了一定进展，青少年福祉长期未得到足够重视。现有政策在全面应对儿童青少年健康问题、风险、决定因素及满足其需求方面存在不足。政府对此领域的投资仍较低；健康服务质量和可及性不均衡；儿童专科医院资源配置和服务不足，心理卫生服务和生殖健康服务有待加强；学校卫生服务人员和设施不足；健康促进学校的推广尚存在制约因素。我国研究者进行政策研究，提出应倡导全社会共同努力，为儿童青少年营造友好、支持性的成长环境，继续推动政府主导的多部门协作策略；加强以儿童青少年健康为中心的多病共防干预体系，构建支持性的家庭环境、安全的社区环境及平等尊重的校园环境；重新审视健康投资框架，构建以儿童青少年健康为中心的投资体系，采取更加灵活有效的策略措施，最大限度促进其健康、成长和福祉［54］。

七、小结

应对全球公共卫生层出不穷的挑战，需持续加大投入，优化策略，克服阻碍与倒退。公共卫生挑战不仅局限于人类社会，而是与动物健康、生态环境密切相关，这就要求制定公共卫生政策时充分考虑这些因素间的相互作用。“同一健康”策略为应对挑战提供了新视角和方法。通过加强跨学科研究与合作、完善政策法规、提升公众健康意识，可以构建一个更坚韧、全面的全球公共卫生体系，为人类健康与安全提供坚实保障。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