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变“绿”是怎么回事？为啥古人又爱又怕？

摘要：前段时间，黄河壶口瀑布惊现“清流飞瀑”与彩虹同框的华美景象，直接刷屏各大网络平台，往日呈现在我们教科书上黄浪滔天的母亲河居然呈现出清澈翠绿的碧绿颜色，甚至可以一眼望穿河底。此情此景，让我们不禁联想起老祖宗们关于黄河变清的种种谚语。

原创王凯迪国家人文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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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黄河壶口瀑布惊现“清流飞瀑”与彩虹同框的华美景象，直接刷屏各大网络平台，往日呈现在我们教科书上黄浪滔天的母亲河居然呈现出清澈翠绿的碧绿颜色，甚至可以一眼望穿河底。此情此景，让我们不禁联想起老祖宗们关于黄河变清的种种谚语。

明代启蒙读物《幼学琼林》就曾言：“圣人出则黄河清。”清末名臣左宗棠也曾题楹联：“万山不隔中秋月，千年复见黄河清。”古人甚至用“俟河之清，人寿几何”来比喻这千载难遇的现象。由此可见，黄河水清确实是罕见的自然现象，但是据历史资料记载来看，中国历史上有明确记载的黄河水清次数就有近百次。黄河这条母亲河的清澈与浑浊、决溢与干旱始终与华夏文明的历史紧紧相连。

从泛流到稳定：早期黄河的清流

古代黄河在中上游的河道因为山脉地形的缘故相对稳定，与今天并无二致，而下游自洛阳孟津（小浪底水库所在）以东河道，则变幻无常。东周以前，最早的黄河水道为禹河故道，其水流东北向豫北，经过巨鹿以北的古大陆泽后分为九河，形成一片水沼纵横的下游湿地，最终在今天津一带分流入海。

当时华北平原北段地势较低，高差能够给水流带来较高的流速，且当时华北平原又有大陆泽等众多湖泊湿地，对河流泥沙的消解作用较大，因此当时的黄河并非今日的地上河，且河水混浊程度较之今日应当较少，先秦古籍中对于黄河的统一称谓即“河”而不附加“黄”字，就证明当时的黄河应该仍然较为清澈。

不过，随着华夏先民对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开发，农业垦殖带来的植被退化在春秋战国时代开始加速，黄河中下游沿岸及各个支流所裹挟的泥沙较早期成倍增加，黄河也开始由初期低洼的禹河故道逐渐向地上河转变。曾经以定居城邑为中心的“类城邦国家”也开始向实土化的疆域国家转化。各诸侯国开始大量修筑堤防来抵御洪水并守护本国临河耕地，同时反向让洪水侵夺他国农田，诞生了著名的“以邻为壑”一词。

各国之间的堤坝推进策略逐渐将泛流的黄河水局限到较为狭窄的河道之中，洪水位不断抬高，黄河便开始漫溢溃决，而北半球的地转偏向力也导致由西向东的河流习惯于侵蚀南岸，最终导致北面的持续淤高使得河道有向南迁移的趋势。《禹贡锥指》记载，周定王五年（前602），禹河故道自宿胥口（今河南浚县，淇河、卫河合流处）决口，整条河道向南改易经由今天的德州、沧州进入渤海，从而形成了一条相对稳定直至西汉末年的河道（也称“西汉故道”）。这一时期黄河开始逐渐转化为具有浑浊底色的“浊”河，然而因其状态并不稳定，因此并没有产生“黄河”这一固定称谓，所以强调“黄河清”的记载便并不多见。

两汉风云

黄河之名的诞生与清流的时涌

黄河之水变为长期黄色浑浊的时间应该最迟不晚于西汉，《水经注》记载汉代人曾言：

“河水浊，清澄一石水，六斗泥。”

而河水的浑浊与决溢却恰恰相伴而生，汉武帝元光三年（前132），黄河发生史载第一次侵入淮河流域的重大决口事件：

“河决于瓠子，东南注巨野，通于淮泗，至元封二年塞之也。”

这次重大的决口事件持续了长达二十多年，黄河南岸梁楚之地（今河南东部、山东南部、江苏北部与安徽北部四省交界）十余个郡长期受灾，形成了最早的“黄泛区”地带，直至元封二年（前109）武帝亲临瓠子决口才将决口泛滥彻底堵塞。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黄河的称谓悄然诞生，在东汉班固撰写的《汉书·地理志》中，已经出现了“黄河”二字，其中常山郡元氏县的释文里有：

“元氏，沮水首受中丘西山穷泉谷，东至堂阳（河北省新河县）入黄河。”

结合《汉书》的编写年代，证明两汉之交时的汉人已经开始将“黄河”替代“河水”，作为黄河官方称谓，也印证了当时黄河的黄色浑浊已经成为常态。

公元11年，黄河再次发生了汉代历史上著名的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大决口，自大名起下游河道整体向东南整体迁移，东流至千乘（今山东滨州）入渤海，出海口向南大幅移动，当时已经篡汉自立的王莽因为决口之地位于其祖坟之南，恰好无碍，竟然选择“不堤塞”，又使得黄河泛滥数十年之久。直到东汉明帝时期才由河堤使者王景治理恢复，在当时河道的基础上最终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东汉故道”（也称王景河）。据《后汉书》记载：

“（王）景乃商度地势，凿山阜，破砥绩，直截沟涧，防遏冲要，疏决壅积，十里立一水门，令更相洄注，无复溃漏之患。”

通过设置水门分水分沙，再结合河道裁弯取直与疏通，配上千里长堤的防护，王景的系统性水利工程让黄河在东汉故道上实现了“千年安流”的奇迹壮举，自东汉以至于北宋初年的千年之间，黄河基本上保持着比较稳定的水沙条件。在这一背景下，黄河也第一次出现了较为明确且频繁的“清流复涌”。根据《后汉书》记载：

汉桓帝延熹八年（165）四月，“济北（山东济南西南一带）河水清”。

汉桓帝延熹九年（166）夏四月，“济阴、东郡、济北、平原河水清”。

汉灵帝建宁元年（168）春二月，“河水清”。

汉灵帝建宁四年（171）二月癸卯“地震，海水溢，河水清”。

东汉时期六年内连续四次“黄河清”的出现，一方面可能得益于当时王景河道疏浚的功效，另一方面也可能与当时春季夏初华北地区降水较少，水中含沙量少有直接关系。

自战国末年至两汉时代，黄河中上游地区人口增长较多，关中平原与陇右一带人口在经历秦汉两代“实关中”政策的推进下涌入大量外来人口，曾经作为游牧民族居所的河套平原与河西走廊两大地理板块，也从游牧民族的时常侵占的蕃息之地变成汉王朝屯田戍边的稳定农业区域。

大量农牧交错地区的土地拓荒开垦使当地的水土流失现象开始显现，黄河的泥沙含量陡然增多可能与此存在极大关系，同时这时的黄河含沙量也存在极大不稳定性，可能会由于上游地区的农业开垦的荒废与植被恢复而短期转清，公元140年之后，因为南匈奴与羌胡的不断侵扰，东汉王朝命徙西河、上郡、朔方郡等黄河中上游郡县大量迁徙往内地或邻郡，从而导致当地农垦荒废，也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当地植被，为上述“黄河清”现象连续出现提供了基础。

另一位被“黄河清”言中的，则是淝水之战中功败垂成的前秦苻坚。《晋书·苻坚载记》有言：

“初，坚强盛之时，国有童谣云：河水清复清，苻诏死新城。坚闻而恶之，每征伐戒军候云：地有名新者避之……坚在位二十七年，因寿春之败（淝水之战），其国大乱，后二年，竟死于新平佛寺（为姚苌所杀），咸应谣言矣。”

按照与谣言相称的情况来看，在前秦苻坚扫平北方到淝水之战前（370-383）的一段时间内，黄河应当再次出现了“清复清”的状态，昭示了苻坚前秦政权的衰亡。

南北朝时期，刘宋统治的半个世纪中黄河亦出现五次“河济俱清”现象，证明当时“黄河清”现象也多发生于黄河下游山东段境内，往往与同处在今山东境内的济水相联系，证明“黄河清”现象与黄河下游地势低和河道宽广有着重要关系。

南北朝末年，北齐惊异于“黄河清”，竟更改了象征国家王朝政治秩序的年号（河清），可见这一自然现象在中国古代政治中的影响力。《北史·齐世祖武成帝本纪》载:

“夏四月辛丑，皇太后娄氏崩，乙巳，青州刺史上言今月庚寅河、济清，以河、济清改大宁二年（562）为河清（元年）。”

《北史》同样记载：

“青州黄河变清，十里镜澈。齐氏以为己瑞，改元年曰河清。是月至尊以大兴公（杨坚）始作随州刺史。历年二十，隋果大兴。”

在魏晋南北朝乱世之后，隋唐王朝重新一统华夏。在唐朝近三百年的历史中，“黄河复清”现象同样出现了22次。唐朝期间，黄河清的发生地点开始广泛出现在黄河中上游的陕州（河南三门峡）、蒲州（山西永济）、丰州（今巴彦淖尔盟和包头市）、灵州（宁夏吴忠）等地，今日陕西和山西之间的黄河龙门与壶口瀑布一带大约正是这一阶段开始出现“河清”的奇观。

北宋中晚期，黄河在经历东汉开始的“千年安流”之后再次“发飙”，先后在濮阳横陇、商胡与大名先后决口（历史上黄河第三次改道），最终形成北流（沧州北入海）和东流（滨州一带入海）同时存在的泛流局面，完全摆脱了东汉王景故道的束缚，使黄河的不稳定性骤增。

更为严重的是人为原因对黄河改道的直接影响，南宋建炎二年（1128），宋将东京留守杜充在李固渡（河南滑县）“决黄河，自泗入淮,以阻金兵”，黄河自此彻底离开汇入渤海的历史河道范围，直接经泗水南流、侵夺淮河故道注入黄海，开始了长达七个多世纪的南流阶段。

南渡北归

波折的黄河改道与河水复清

黄河南流之后，基本路线是从曹（山东菏泽）、单（山东单县）南下徐（江苏徐州）、邳（江苏下邳），合泗水入淮水后进入黄海。当时位于山东丘陵以北的宋代“北流”依旧存在，黄河水流的十分之二三仍然由北清河（与今黄河下游基本重合）经过东平、历城、滨州入海，直到“金明昌中（1190-1196），北流绝，全河皆入淮”。此时全面南流的黄河依旧浑浊，但是仍然不时出现“复清”的奇观。

《金史·五行志》记载：

“（金）卫绍王大安元年（1209），徐、邳界黄河清五百余里，几二年，以其事诏中外。当时便有人上书曰：河性本浊，而今反清，是水失其性也。”

这次近两年之久的河清在历史中实属罕见，这很可能与12-13世纪南宋“小冰期”的寒冷气候有关，当时位于江浙一带的太湖曾经两次全面封冻（其中一次冰厚数尺），淮河也一度冰冻断流。当时寒冷的天气应对整个黄河流域尤其是下游产生了巨大影响，寒冷干燥的天气带来上游水量的减少，同时长期的冰冻和大量的冰雪渗入也自然会降低黄河水的泥沙密度，从而产生这次逾年之久的“河清”。

元朝末年，黄河在淮泗一带淤积日渐严重，不时泛滥成灾，不仅对元朝的内河航运造成了巨大阻碍，更让淮河两岸百姓苦不堪言。为了应对黄河泛流，至正十一年（1351）五月，元顺帝以贾鲁治黄河，在九十日内完成了对黄河河道的疏浚，基本平定水患，而治理黄河所征调的大量民夫却恰巧成了压垮元朝的最后一根稻草。早已苦不堪言的两淮民众无法承受劳役之苦，于当年揭竿而起，形成了声势浩大的红巾军起义，为元朝敲响丧钟。元朝因“河清”而兴，也因“治河”而亡，历史的嘲讽与幽默让人唏嘘。而在元朝灭亡之前，黄河同样曾连续四年“复清”（1359-1362），时间多为当年农历十一月至十二月间的冬季，究其原因应当是冬季降水过于稀少致使泥沙含量稀少，从而无法裹挟大量泥沙，呈现出相对清澈的河水状态。

明代黄河在元朝初年的河道基础之上再次发生频繁决堤，黄河在河南原阳、开封与郑州之间多次决口，从而形成历史上第五次大规模改道。在明朝初期治理下，黄河经由兰考、徐州、宿迁入运河再汇淮河东注入海。到十六世纪初，黄河依旧决溢不断，黄河由泗水，或汴水或涡水入淮，或由颍水入淮，或同时分几支入淮，在下游往往形成十余股入海，在淮北形成大量泥沙淤积，为患不断，最终在明代水利大师潘季驯前后持续二十七年（1565-1592）的努力下，以“筑堤束水，以水攻沙”的方式才最终将黄河固定在开封，兰考，商丘、砀山、徐州、宿迁、淮阴一线，形成了较为稳定的明清河道。

自明朝中期到清朝中期的三百余年间，黄河“复清”又间断出现了近三十次，而时间也多为“三日、五日与七日”之数，短暂的河清遍布在从黄河上游甘肃青海交界的积石关到下游淮河入海口处，“河清”逐渐在时间的夹缝中变为人们时而可见的“奇观”。

清咸丰五年（1855）六月，黄河在今河南兰考境内铜瓦厢决口，改道东流，在今天山东阳谷县张秋镇穿过运河，漫注于封丘、祥符、兰仪、考城、长垣等豫东诸县，后“复分三股：一股由赵王河走山东曹州府迤南下注（后归入干流），两股由今菏泽市东明县南北二门分注，经濮阳范县至张秋镇汇流穿运，总归入大清河自山东利津县入渤海。自此，黄河基本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模样。

今天的我们，能够再次目睹母亲河“清流飞瀑”的壮美景观，一方面依赖于自然气候条件下河水“复清”的绝佳时机（即冬春季节黄河流量减少导致泥沙裹挟能力减弱）。另一方面也是我国在“三北”防护林工程的基础上对黄河中上游水土流失现状进行体系化完整生态修复的成果体现。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在1952年发出“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伟大号召，从黄土高原一带多元生态类型出发，因地制宜地进行生态环境修复，使得国土绿化水平和水源涵养能力持续提升。以曾经作为中国四大沙地的毛乌素沙地为例，在经过新中国几代人近70年的精细化治理后，到2020年，榆林沙化土地治理率达93.24%，陕西绿色版图向北推进400公里，这一曾经千余年风沙漫天的沙地即将彻底消失，实现了世界范围内最大的生态逆转。

从上游的高原冰川、草原草甸和三江源、祁连山，到中游的黄土高原，一场场植被修复与协调水沙关系的攻坚战在新中国岁月里不断上演。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构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一带五区多点”空间布局，一方面实施锁边防风固沙工程，强化沙地边缘地区生态屏障建设，让埋伏于黄河支流沿岸的累累黄沙与河水相对隔断，而推动上游黄土高原水蚀风蚀交错、农牧交错地带水土流失综合治理，让黄沙被植被牢牢锁住，让黄河在穿越千百里的路途上清澈而下。

与水土流失治理的软处理同步的是，黄河水沙“硬”调控体系作用也突出显现。我国充分利用以骨干水库等重大水利工程为主的水沙调控体系，优化水库运用方式和拦沙能力，在龙羊峡、刘家峡、三门峡、小浪底（在建的黑山峡、碛口、古贤）等骨干水利枢纽工程的整体调配与黄河流域综合治理调节之下，水沙调控体系日趋完备，将“以疏为主、疏堵结合、增水减沙、调水调沙”的思想付诸实践，打造出为世人惊叹的人间奇迹，为黄河“复清”填下了最坚实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