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南渡北归》这部波澜壮阔的历史长卷中，梁思成的身影尤为夺目。他以对建筑事业的炽热赤诚，于动荡岁月里奋力探寻中国古建筑的奥秘，用担当与坚守谱写了一曲壮丽的人生之歌。

在《南渡北归》这部波澜壮阔的历史长卷中，梁思成的身影尤为夺目。他以对建筑事业的炽热赤诚，于动荡岁月里奋力探寻中国古建筑的奥秘，用担当与坚守谱写了一曲壮丽的人生之歌。

1901 年，梁思成出生于日本东京，彼时其父梁启超因戊戌变法失败正流亡海外。“思成” 之名，饱含着父亲对他 “多思而事业有成” 的殷切期许。1912 年，11 岁的梁思成随父亲回到北京，开启了新的人生旅程。1915 年，他考入清华学校，在这里，他不仅学业成绩优异，还在课外活动中崭露头角。五四运动爆发时，身为清华 “义勇军” 等爱国组织中坚分子的他，积极投身其中，展现出强烈的爱国情怀。1923 年，意外突如其来，在参加国耻日纪念活动途中，梁思成被军阀金永贵的汽车撞伤，左腿骨折，这一意外使他留学美国的计划被迫推迟一年。

1924 年，伤愈后的梁思成与林徽因一同赴美留学，入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深造。尽管当时该校建筑系不招收女生，林徽因只能报读美术系并辅修建筑课程，但这并未阻挡他们对建筑的热爱与追求。在美期间，梁思成系统学习西方建筑知识，为日后的学术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1927 年，他从宾大建筑系毕业，获硕士学位，随后前往哈佛大学美术研究生院，深入研究世界建筑史。西方建筑文化的熏陶，让他开阔了视野，也促使他开始思考如何将西方先进的建筑理念与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相结合。

1928 年，梁思成与林徽因在加拿大温哥华喜结连理，婚后二人赴欧洲参观古建筑和现代建筑，汲取多元建筑文化养分。同年 9 月，他们毅然回到祖国，应张学良邀请，前往东北大学创建中国第一个建筑系，并出任系主任。在东北大学，梁思成积极延揽人才，精心设计课程体系，为培养中国本土建筑人才倾尽全力。他还与陈植、童隽、蔡方荫等合作设计吉林大学礼堂图书馆，其作品展现出独特的艺术风格与创新理念，在当时的建筑界引起广泛关注。

1931 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梁思成举家迁至北平，并加入中国营造学社，担任法式部主任，自此全身心投入中国古代建筑研究领域。当时，中国古代建筑研究在国际上几乎处于空白状态，西方学者对中国建筑的了解极为有限且存在诸多误解。梁思成深感这是一种民族的耻辱，怀着炽热的爱国之心，他决心填补这一空白，让世界重新认识中国建筑的独特魅力与深厚内涵。

此后，梁思成与林徽因携手，开启了长达数年的古建筑考察之旅。他们风餐露宿，足迹遍布大江南北，深入荒山野岭、偏远乡村，探寻那些隐匿于岁月深处的古建筑瑰宝。1932 年，梁思成考察天津蓟县独乐寺，这座古老建筑的独特构造与精湛工艺令他惊叹不已。他依据调查测绘资料撰写的《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以科学严谨的方法分析古建筑，成为近代中国第一篇用科学方法研究古建筑的调查报告，在国际学术界引起轰动。该报告不仅揭示了独乐寺的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更为中国古建筑研究提供了全新的思路与方法。

1933 年起，梁思成先后调查河北正定县隆兴寺及正定古建筑、山西大同上下华严寺、善化寺、云冈石窟以及山西应县木塔、浑源县悬空寺、河北赵县隋代赵州桥等。每到一处，他都不畏艰难，亲自攀爬测量，详细记录建筑的结构、装饰、工艺等细节。1937 年 6 月，经过艰苦考证与实地探寻，梁思成和林徽因终于在山西省五台山寻访到佛光寺。这座唐代木构建筑宛如一颗遗世明珠，保存相对完好，为研究中国古代建筑史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他们的发现，正式宣告中国唐代木构建筑的存在，填补了中国建筑史研究的重要空白，在国内外建筑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1937 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大地陷入战火纷飞之中。梁思成收到日方主办的 “东亚共荣协会” 请柬，邀他出席会议。然而，他坚决不与侵略者同流合污，毅然带领全家踏上流亡之路。他们先从北平辗转至天津，再乘船南下，经青岛、济南、郑州、汉口，最终抵达长沙。在长沙，尽管生活条件艰苦，且时常面临日军空袭威胁，但梁思成仍心系建筑事业，与林徽因一同参与长沙临时大学的相关工作，并与朋友们相聚讨论战局和国内外形势。他们还积极组织文化活动，用歌声传递爱国热情，为抗战中的人们带去精神慰藉。

1937 年 12 月，因长沙局势愈发紧张，梁思成一家决定前往昆明。一路上，他们历经艰辛，林徽因在途中患急性肺炎，高烧昏迷，多亏同车女医生救治才逐渐好转。1938 年 1 月，他们终于抵达昆明。此时，原中国营造学社的刘致平、莫宗江、陈明达等人也陆续赶到昆明。梁思成深感有必要重组中国营造学社，继续开展古建筑研究工作。他向原资助机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发函说明情况，对方答复只要他与刘敦桢一起工作，就给予资助。于是，梁思成召回刘敦桢，中国营造学社的牌子再次挂起。在昆明期间，他们对西南地区的古建筑进行了大规模调查，为保护和传承中国古建筑文化不懈努力。

1940 年，梁思成一家随中国营造学社迁至四川省南溪县李庄乡下。这里条件更为艰苦，营造学社经费来源断绝，有时甚至连工资都难以发放。美国多所学校和机构邀请梁思成全家赴美工作和治病，但他坚定表示：“国难当头，绝不离开祖国。” 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下，梁思成凭借顽强的意志，率领营造学社少数同仁坚持古建筑调查研究工作。在此期间，他开始撰写《中国建筑史》，并初步完成英文版《图像中国建筑史》。为了完成这两部著作，他查阅大量古籍文献，结合多年实地考察资料，反复斟酌、精心撰写，对中国建筑的发展脉络进行了系统梳理与深入研究，为中国建筑史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1944 年，梁思成担任重庆国民政府教育部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副主任。他深知战争对文物古迹的巨大破坏，为了尽可能减少损失，他带领团队为政府及盟军（美军）编制敌占区文物建筑名单，并在军用地图上详细标明位置，全力保护中国珍贵的文化遗产。令人敬佩的是，他还建议美军在战争中保护日本历史文化名城京都和奈良。在他看来，建筑是全人类的文化瑰宝，不应因战争而遭受毁灭性破坏。他的这一建议体现了超越国界的人文关怀与历史责任感，也因此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日本人甚至称他为 “京都的恩人”。

1945 年，抗日战争胜利，梁思成回到清华大学筹办建筑系。1946 年 10 月，清华大学建筑系正式成立，梁思成担任系主任。他致力于将清华建筑系打造成培养优秀建筑人才的摇篮，亲自制定教学计划、编写教材、授课讲学，培养了大批杰出的建筑学家，为新中国的建筑事业发展储备了雄厚的人才力量。同年 10 月，他赴美考察战后美国现代建筑教育，并在耶鲁大学讲学，将中国建筑文化传播到海外。1947 年 2 月，梁思成担任联合国大厦设计建筑师顾问团中国代表，参与联合国大厦设计工作，在国际建筑舞台上展现了中国建筑师的风采与智慧。

1949 年后，梁思成迎来了新的人生阶段，他积极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事业。1950 年，他担任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与陈占祥共同提出《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即著名的 “梁陈方案”。该方案主张将北京旧城完整保留下来，在西郊另建新城作为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以保护北京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和传统城市格局。然而，这一方案因种种原因未被采纳。同年 5 月，梁思成在《新建设》杂志发表《关于北京城墙存废问题的讨论》，反对拆除北京城墙，他认为城墙不仅具有历史文化价值，还可承担现代大都市的区间隔离物等新功能，是北京城市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当时的城市建设浪潮中，他的观点未能得到广泛认同，北京城墙最终还是遭到拆除，这成为他心中的一大遗憾。

尽管在城市规划理念上存在分歧，但梁思成在国徽设计和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等重要项目中发挥了关键作用。1950 年 6 月，他领导清华大学营建系设计的国徽图案在全国政协会议上被通过。他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设计理念巧妙融合，使国徽既庄严肃穆又富有民族特色，充分展现了新中国的精神风貌。同时，他还主持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工作，从碑体造型、浮雕内容到装饰细节，都经过精心构思与反复推敲，最终呈现出一座气势恢宏、具有深刻历史内涵和艺术价值的纪念碑，成为纪念革命先烈、传承民族精神的重要象征。

1959 年，梁思成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以更高的热情和责任感投入到工作中。然而，1966 年开始的 “文化大革命” 给这位学者带来了沉重打击。他被错误批判，遭受身心折磨，被迫终止了一切工作。但即便身处困境，他对建筑事业的热爱与信念从未动摇。1972 年 1 月 9 日，梁思成在北京医院病逝，一代建筑大师的传奇人生落下帷幕。

梁思成的一生，是为中国建筑事业奉献的一生。他开创了中国古建筑研究体系，为其奠定了坚实基础；他致力于古建筑保护，在战火纷飞中守护民族文化瑰宝；他投身教育事业，培养了无数建筑人才；他参与新中国多项重要建筑设计，为国家建设贡献智慧与力量。正如《南渡北归》所展现的那样，他在动荡时代中坚守初心，用热爱与担当丈量建筑人生，为中国建筑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立下不朽功勋，其精神将永远激励着后人在建筑领域不断探索前行。

来源：艾叔看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