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45年，北平东四九条，一扇陈旧的灰木门后，军统特工找到她，她坐在镜前，桌上散着旧照片、几张发黄的地图、一份被烧毁一半的文件。

文：水木史记

编辑：水木史记

——《前言》——

她被捕时，没人认出她是谁。

衣衫褴褛，蜷缩在墙角，像北平街头一个抽大烟的老妇。

可在那之前，她是日本天皇亲封的“安国军总司令”。

——《壹》——

1945年，北平东四九条，一扇陈旧的灰木门后，军统特工找到她，她坐在镜前，桌上散着旧照片、几张发黄的地图、一份被烧毁一半的文件。

她的眼神没有对抗，也没有乞求，只是空。

特工愣了，他们手中这位“汉奸头子”，竟然满脸皱纹，嘴里漏风，说话不成句，头发乱得像没洗过几个月，身上穿着男人旧长衫，脚上是破布包裹的脚掌。

她像一个乞丐，不像一个传奇，“这人真是她？”

她没回话，眼神盯着远方，有人说她是女间谍，有人说她是疯子，是弃子，可她自己，从没当过“女人”，1924年，日本长野县。

她醉酒的养父川岛浪速，把她拖进房间，她挣扎，他强暴了她。

第二天，她剪掉长发，穿上男装，拒绝再穿裙子，对着镜子说：“我把那个叫显玗的姑娘杀了。”她拿起毛笔，在日记本上写下那行话。

她之后每次出场，都是男装。

有时穿骑装，有时是日本军服，没人敢喊她“格格”，她也从不回应“显玗”，有人笑她疯了，有人骂她变态，可她一句话都不说。

只是抽烟、喝酒、上马、演讲、放话。

她开口，总是日语，语调硬，咬字狠，“我不是你们的女儿，不是你们的格格，我是日本皇军的军人。”可她心里，真这样想吗？没人知道。

只有她一个人知道，17岁那夜，把她撕碎成了两半。

——《贰》——

1906年，肃亲王府，东交民巷，她出生时，乳名叫“显玗”，是肃亲王善耆的女儿，她不是王府里最漂亮的，也不是最聪明的。

但她从小最像男人，喜欢骑马，不肯扎花头。

她母亲看不惯，说她像男人不像女儿，她父亲却笑，说：“这孩子是做大事的命。”可“做大事”的代价是，六岁时她就被送人了。

1912年，清朝灭亡，父亲善耆没了王爷身份。

在日本人面前低声下气，他想复辟，于是，他把自己最不像“女儿”的女儿，送给了川岛浪速，一个日本浪人，间谍出身，和日本关东军关系密切。

她被送到东京的时候，坐了一夜火车，一路哭，没人理她。

川岛浪速接过她时说：“以后你就是日本人了。”她不懂什么意思，但从那天起，她叫“川岛芳子”，他给她穿日本校服，讲武士道。

逼她跪坐、练剑、背《日本书纪》。

她练不出笑容，练出了一口标准东京腔，十岁，她就学会了敬礼，十一岁，她拿枪比日本男孩还稳，她每天吃饭时，川岛浪速坐在正中。

盯着她说：“你是清朝的血脉，你有责任复国，但你也要忠于日本天皇。”

她听不懂，可她学会了点头，她成了一个“非人”的工具，不是日本人，不是中国人，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

长大后，她不止一次提过那个训话的夜晚。

川岛浪速对她说：“你姓川岛，你是天皇的兵器，你这一生，没有自由，只有命令。”那天之后，她开始服从。

不再提北京，不再提父亲，不再写中文信。

所有信件都是日语，她的老师说她像石头，川岛浪速说：“正好，石头才能挡子弹*”

——《叁》——

她回国时，没人敢挡她，1931年，沈阳，晨雾沉重，她戴着军帽，穿黑色马靴，手里提着一份关东军作战计划。

那天，她只说了一句话：“我来取地图。”

对方把沈阳全城布防图交到她手上，她没签字，也没谢，第二天夜里，“九一八”爆炸声响彻奉天，日本人炸了自己铁轨，赖到中国头上。

她亲手把城防图交给了板垣征四郎。

三天，沈阳失守，溥仪后来写信给她，说“你是我重建帝国的奇兵”，可她回信只有几个字：“帝国是假，我是真刀真枪。”她没有退路了。

1932年，她进入上海。

她戴墨镜，穿西装，在日军作战会议上提出一个计划： “引发冲突，制造借口，攻击闸北。”她建议用便衣队伪装成中国士兵开枪，再嫁祸十九路军。

事变爆发，上海失守，她没有一丝情绪。

她还劝日本特使将事情“美化”为“自卫反击”，她给伪装部队起名叫“爱国讨伐团”，名义上是讨伐中国军阀，实则为引战找口实。

她清楚这不是战争，是戏，可她演得比谁都真。

更狠的是“皇姑屯”，那年，她化名“陈美兰”，成了张作霖副官的“女朋友”，副官是个年轻人，第一次谈恋爱。

她陪他吃饭、喝茶、写诗，还在他卧室挂上一张他们的合影。

一个月后，他告诉她张作霖的行程路线，她没说话，第二天，他的车就被炸上了天，副官疯了，自责跳黄河，她消失无踪。

军统后来找到她日记里一句话：“牺牲一个蠢男人，换一个皇帝的命，不亏。”

——《肆》——

她一直以为，自己是为了清朝，“我不做间谍，我是复国者。”她这样说，可她复的是什么国？她自己也说不清。

她曾逼溥仪写下“登基复辟誓词”，再亲自送去东京请愿。

她穿着满清制服，站在日本内阁门口一站三小时，结果没人见她，她笑了：“原来我是棋子，不是公主。”1933年，她在伪满洲国成立大会上坐在主位。

一身将军制服，发号施令，“安国军”的头衔，是日本人给她的。

她点兵，训话，整军，公开出席新闻发布会，像个统帅，可她知道，军队里没有她的兵，那是日本人的军队，旗上印的是她的脸，军号里吹的却是别人的命令。

她每天早上四点起床，检查“部队”，其实是演给媒体看的秀。

可她越来越沉默。她开始吸吗啡，有人见她晚上抽一根烟坐两个小时不动，有人说她白天训话，晚上哭得像婴儿，她不敢睡。

她梦里全是死去的人，副官、士兵、那些她骗过、杀过、丢下的人。

1945年，日本投降，她知道自己完了，她换了住处，化了妆，穿上长袍，戴上耳环，试图恢复“格格”的样子，可她照镜子，吓了一跳。

镜子里的不是“显玗”，是一个老太婆。

牙掉了，脸垮了，眼里全是血丝，她自己都认不出自己，她开始焚烧文件，一张张烧，一边烧一边抽搐，毒瘾发作，她倒在梳妆台前，身上还有没注完的针。

军统抓她那天，她没有反抗，她不是亡国之君。

但她的身体，像一具背着满清尸体的棺材，1948年，她在北平被执行死刑，行刑后，现场围观者散去，她的遗体被草草埋在乱葬岗。

她的影子一直活在中国东北的雪地里，活在档案馆的旧照片里，活在那个再也回不去的时代里。

来源：渊林史鉴